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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 | 邱士杰:重温“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编者按

作为长期以西方为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性,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有别于苏联僵化、封闭的“经济学有限论”和特殊主义,四十年代以王亚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创造出一种“经济学的民族形式”,以一种反西方经济学的姿态,打造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其实也是强化经济学普适性的重要方式。虽然今天的情况已和上个世纪中期大为不同,但当年批判与建构的思想模式,在邱士杰看来,对今日的全球经济,仍有助益。

重温“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文 | 邱士杰

(《读书》2017年6期新刊)

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发表的《资本论》为人类的“前史”敲响了警钟,而列宁在一百年前领导的十月革命则为人类打开了想象未来的空间。在建国初期的苏维埃俄罗斯,这种想象空间经常表现为对于某种特殊主义的信仰。这种特殊主义往往相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与旧时代的方方面面相决裂,进而使新生事物得到创造,并使旧事物因此消灭。比如,深受马赫主义影响的波格丹诺夫就主张苏联可以完全抛弃旧文化,并能凭空创造出足以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然后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受此影响,日本的左翼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打出“无产阶级科学”的旗帜,希望打破科学普遍性并与“资产阶级科学”一较高下。不过,真正认为“无产阶级科学”具有可能性的特殊主义实践还是来自苏联。坚决站在基因理论的对立面、使苏联的遗传学为此落后于西欧数十年的李森科学说,就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思潮。

“政治经济学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也属于这样一种特殊主义思想。有限论认为经济学仅能以盲目而自发存在的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学只可能存在于依靠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发生经济学,而经济学也将在人类生活一目了然、“商品拜物教”消失的社会主义时代消灭。虽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曾设想将政治经济学推广到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人类社会各阶段、建立起普适性更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最为流行的思路却是有限论。有限论不但获得罗莎·卢森堡、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支持,苏联也因此长期认为苏维埃经济只需要经济政策,不需要经济学。直到二十年代末期,有限论才伴随着苏联官方公开列宁对布哈林有限论的批评而逐步遭到压制。而一九四三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杂志发表的《关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全面扶正的代表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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