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论丛】清代绥远城概论

来源于:朔方论坛
2017-05-17 06:32:22

  绥远城(俗称新城)乃草原军镇,为八旗驻防城,是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研究其规制和繁荣之发展轨迹,以及在满族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颇具学术价值。笔者现据所掌握的史料,对其建城背景、基本概貌和历史地位做一概论。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斧正。

  一、绥远城的修建背景

  清朝历任皇帝一再声称“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表明军事在建立政权和巩固统治方面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所以,国家机器中军事职能的充分发挥,构成了有清一代政治统治的鲜明特点。八旗有禁旅和驻防之分。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清廷将精锐旗兵集于京城,达十多万人,平时镇守拱卫京师,有事调集出征。清廷为便于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控制,除设置绿营外,还在水陆要冲设置了十数万人的驻防旗兵,这对地方起着巨大的震慑作用。史书记载:“我朝以八旗精兵平定海内,按部分统,拱卫京师,其于居重驭轻之道,固已得矣。复于天下关隘险要之处,除设提镇、副参等官兵防守外,审时度势,更设禁旅驻防控制,绸缪未雨,区画尽善。”这一独特的建立在民族和等级统治基础之上的八旗制度,正是清廷用来对外保卫国家疆域,对内维护统一约三百余年的最得力工具。

  绥远城八旗兵主要来源于右卫八旗驻防城和北京城。右卫城的设置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顺治六年(1649年)初,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出现了抗清斗争的高潮。姜瓖在山西大同倒戈抗清,宣布奉永历正朔,自称大将军,然后分兵攻陷了朔州、忻州等地,控制了晋北长城沿边地区,极大地威胁着清朝在北方的统治。清廷速派八旗兵进剿,九月,抗清义军被镇压。从这次事变中,清廷充分认识到蒙晋长城沿边地区的重要性,遂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爆发,清廷倾全力用八年时间将其削平。从中清廷得到两点深刻的教训:一是“八旗满洲系国家根本”,只有自己民族的武装才可真正信赖。康熙帝曾云:“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满兵纵至粮缺,艰难困迫至死,断无二心。若绿旗兵丁,至粮绝时,少或窘迫,即至怨愤作乱。”二是为有效地控制全国,需在要害之地增设八旗驻防兵,从而形成一个控制和震慑地方的军事网络。这套八旗驻防军事体系,主要有三大部分:沿长江、大运河、黄河、沿海地区的为防止汉族人反抗的驻防体系,为对付蒙古族而于长城沿线设立的控制体系,为防止沙俄扩张而在东北故里设置的防御体系。

  康熙中期,我国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兴起,在首领噶尔丹的统领下,不断东进南下,占领漠北草原,进逼北京城,杀虎口地区已成为清朝抗击准噶尔汗国的后方阵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清准双方在克什克腾旗爆发了“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战败北退,这标志着清廷的军事重心开始从内地转向北方地区。北京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居重驭轻”为历代用兵的首要原则。从历史上看,将北京作为国都的明朝,无不考虑它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方面的特殊地理位置。对清廷而言,蒙古稳定,可二者联合面对汉族的反抗而无后顾之忧;一旦蒙古有变,从京城发兵进击,路途也不遥远。所以,为京城安全计,从康熙初年起,清廷陆续在其周围设立了许多小型八旗驻防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为加强北方地区的防务力量,更为进击准噶尔汗国方便和巩固内外蒙古地区的政治统治,在长城沿线设置大型八旗驻防城就提到了清廷的议事日程。清廷一改历史上封建王朝修筑长城戍守之成规,主动出击,变军事防御为军事进攻。规模较大的右卫八旗驻防城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设置的。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开始着手右卫驻防的具体事宜,他先后派大员往勘右卫城(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一带的地形风貌。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在右卫城设置八旗驻防城,随之授都统希福为建威将军。右卫将军的全称为:“钦命镇守朔平等处地方、统辖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官兵、建威将军”。右卫城地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南北交通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右卫八旗驻防与其他驻防城相比较,有着特殊的驻防布局,这就是将军衙署建于城中央,少数旗兵住于城内,多数八旗将士居于城外四周。同时,城内外还置有印房、库房、教场、税厅、班房、商铺、寺庙、学校、戏台、佛塔等建筑设施。雍正九年(1731年),右卫城重修完毕,城“周共九里十三步(后绥远城亦同),高连女墙四丈二尺,厚一丈五尺”,清廷对四座城门分别予以命名,“东曰和阳,南曰永宁,西曰武定,北曰镇朔,上各建楼。角楼三,缺西南角。敌台二十八,垛口五百六十四。守舖八。城外各有月城。西月城近河,筑堤以固。”此外,城中修有十字大街,大街中心建有高大的钟鼓楼。整座城池巍巍壮观,虎视着塞外,守护着北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清廷为了应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事,在归化城又设了安北将军,协同右卫将军共理塞北军务。史书记载:“庚戌兵部题:归化城乃总要之地,增戍之兵甚多,应专设将军一员,总管归化城都统、副都统训练官兵。凡有当行事务、协同右卫将军而行。得旨:归化城初设将军,总管官兵,整饬训练,关系甚重。著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管理。”日后,费扬古率领右卫八旗官兵,在“昭莫多之战”中立有骄人的战绩。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右卫城共有满蒙汉八旗官佐407人,八旗兵4903人,合计5310人,其中来源于喀喇沁部的八旗蒙古马兵为3000人(编为30佐领)。右卫城“禁旅五千”之说盖源于此。右卫城的建立,使清廷达到了“以控扼杀虎口,屹然西北金汤”的目的。该城依山傍水,成为八旗兵云集长城沿线最大的驻防城,并“与西安、宁夏互为犄角”,此所谓“三晋为天下之脊,而朔郡又为三晋之脊。”

  雍正末年,随着清准战事的发展,清廷深感右卫驻防城太靠南,不利于进击准噶尔汗国和控制漠南西部诸蒙旗,驻防重心需北移。乾隆二年(1737年)初,绥远城兴建动工,不久清廷谕令右卫将军率部分八旗兵调迁绥远城。右卫将军改称绥远城将军,其全称为“钦命镇守绥远城等处将军、兼管右卫归化城土默特官兵、调遣宣大二镇绿旗官兵”。至此,蒙古草原又多了一座草原城市。

  二.绥远城的建筑格局

  绥远城始建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竣工于乾隆四年六月。绥远城地处归化城东北五里。将军初辖范围,东界至察哈尔镶红旗,西界至鄂尔多斯,南界至山西朔平府,北界至乌兰察布部落。城内有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协领衙门、佐领衙门共75所,防御衙署、骁骑衙署、笔贴式衙署共124所,另有八旗兵房共12000间。修建绥远城共耗银1358380两。

  现将绥远城的建筑格局分述如下:

  面积:据《绥远旗志》记载,绥远城周为“九里十三步”。经1955年呼和浩特市城建部门实测,城墙东西宽1570米,南北长1580米,基本为一方城,占地面积约248.1万平方米。再加上城外四座瓮城、城外40个护城墩、四个角楼外沿和四面护城河的占地面积,约合为36.9万平方米。两项合计,绥远城占地面积约285万平方米。

  将军衙署:将军衙署是绥远城内最高的军政指挥部,亦是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它建在钟鼓楼的西北侧。衙署门前正南为大型照壁、东西辕门、鼓炮房、石旗杆、石狮等。将军衙署的前院为公务厅院,朱红大门3楹,八字墙,左右便门供官员出入。进大门院后,迎面是仪门3楹。第二进为大堂大院,大堂为5楹,是将军接待来宾和处理一般事务的地方;大堂前为大平台,可散步休息。第三进为二堂大院,二堂为5楹,是将军处理军政要务的密室。三堂主要是将军的家人及仆人的住处。四堂为将军的起居室。此外,院内设有许多办事机构:折房、印房、土默特官厅、前锋营署、文案处、回事处、佐领官厅、官厅、客厅、箭厅、厨房、车房、马号、更房等。院之西建有土地庙,西南隅为假山花园。

  整个大院为五进,每一进院都有东西厢房3间,故每一进院都为四合院。每堂左右各有小门以供出入。衙署共建房132间(后有增减)。所有的建筑均为砖木结构,各厅堂的大梁、横木和立柱为红松大料。房顶为悬山五脊飞甍。厅堂建筑高大雄伟,为归、绥两城官衙之首。

  绥远城厅理事同知衙门:俗称粮饷府,为旗人发放钱粮之地。八旗兵驻防初期,该衙门1737年修建,初为绥远城将军所辖,后隶于山西归绥道道员。据《归化城厅志》记载和《绥远旗志》载图所示,该衙门位于绥远城东南方,东西宽约50米,南北长约100米,为三进院。大门前有影壁,大门与影壁之间围以鹿角栅,并设东西辕门。大门前有八字墙。大门三楹,门内之西侧为土地祠,东侧为轿夫所。大门后后为三楹的仪门。进仪门后为大堂院(前院),院内建有大堂五楹,中间高大者,为粮饷同知处理一般公务和接待来客的场所,其中西一楹为西库,东一楹为东库,东耳房为库科,西耳房为粮科;东厢房为户科,西厢房为礼科。前院西侧还建有班房。大堂院后为中院,此为同知处理机要事务的场所;院内建有三间堂屋。有东西厢房各三间。中院后为后院,此为理事同知的宅院,建有五楹的寝屋,并有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寝屋两旁砌有隔墙,以辟出池地种植花草。

  同知衙署的前院、中院和后院四周,环以围墙,以保安全。前院和中院之间有一隔断墙,东西直达围墙,将大院一分为二。全院有三处值班房。该衙门的规模在绥远城仅次于将军衙署。

  钟鼓楼:它是绥远城内最高大和最壮观的建筑物,位于城内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叉之中心。楼共三层,通高约20米,建筑质量非常坚固。一层为台基,呈棱台状,底三层由花岗岩条石砌成,条石上为大青砖砌筑,高约8米,长宽各30米。台下正中开东南西北四个券门,石砌拱券,每门高约6米,宽约4米,拱顶部为一青色圆形巨石,上刻一精美的八卦图。台基上为阳台,亦为二楼,四周筑青砖女墙,左边小亭吊一大钟,右边巨型红漆木架上置一大鼓。每天初更(晚九点)时鸣钟108响,后每隔两小时击鼓一次。五更天亮时(早五点)又鸣钟,钟声浑厚深沉,可远扬20余里。钟鼓楼的主要功能就是号令旗民作息。二楼上通三楼,斗拱密檐,楼顶为歇山九脊飞甍。南檐下中间悬一木匾,上刻定安将军手书“帝城云里”;北檐下木匾刻有兵部所颁“玉宇澄清”;西檐下木匾为“震鼓惊鈡”;东檐下则无匾。三楼内有“玉皇弥罗阁”,南檐下悬有“弥罗阁”巨匾,阁内供有檀香木雕刻的一尺多高的玉皇大帝像一尊。楼顶,插檐飞挑,青瓦覆盖,为鹊鸦燕雀之乐土。每年重阳节,楼门开放,人们可登高沿游廊眺望城周之青山黑水美景。

  城墙:绥远城的周长为1960丈,按清制合9里13步。城墙高2.95丈,顶阔2.5丈,底宽4丈。城墙构筑很特殊,分立体三层(外墙、夹墙、内墙)为一体。墙基为“白灰三合土”,上铺花岗岩石条,明3层暗2层,再上为城砖和夯土。现残存于旧内蒙古党委大院的北、东城墙共约670米,虽经近280年的风吹雨打,但仍基本保持原貌,由此可见其坚固。城墙顶上铺有砖面,上建女儿墙,高3尺5寸。城之四角建有角楼,面宽各七楹,斗拱飞檐,蔚为壮观。城墙上有炮位44座,分布在城墙四周。这些都充分展示了绥远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筑风格。

  城门:绥远城座北朝南,城周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东门曰迎旭门、南门曰承熏门、西门曰阜安门、北门曰镇宁门。城门名均由乾隆帝钦定,刻在一长方形汉白玉石上,均为部颁楷书,有满汉蒙三种文字,置于各城门之上方。

  各城门有城门楼,均为三层。一层以城墙为券门,券门石拱,高约6米,宽约4米。二层以城墙为平台,四周砖砌女儿墙,城楼面阔5楹,深3楹,二滴水檐为斗拱飞檐,明柱回廊,内设楼梯可上登之。三层楼亦面阔5楹,深3楹,形同二楼,但周围环以栏杆,楼顶为歇山九脊飞甍,颇为壮观。东南西北各城门楼均有命名,分别曰“得树”、“仰日”、“控河”和“吞山”。这四个楼名各刻在一木匾上,悬于各城门楼的第二层中间楼檐下。城门内侧两旁,各有一石条所砌的城墙马道,约三十余阶,以供旗兵上下城墙。

  瓮城:绥远城的四座城门外均有瓮城。瓮城是古代城池中依附于城门外的附属建筑,是相对独立的护卫城门的设施。具体是指:为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而在城门外(亦有在城门内侧的特例)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属于城墙的一部分。瓮城与城墙连在一起修建,设有箭楼、门闸、雉堞等防御设施。瓮城城门通常与所保护的城门不在同一直线上,以防进攻者用攻城槌等武器直接进攻。四城门对正的箭楼,墙体上又置2层,面阔3楹,二楼至三楼砌有箭窗12孔,可向敌人射箭反击。箭楼的楼顶与城门楼顶基本相同。瓮城为弧形,都旁开城门。北城门的瓮城门向东开,东城门的瓮城门向南开,南城门的瓮城门向东开,西城门的瓮城门向南开,以方便旗民内外行走。各瓮城的拱门大小与城门相等。每一瓮城上都建有一座祠庙和队子(值班)房等。

  马面:绥远城四周城垣外筑有护城墙墩(俗称马面),共40座。东城门虽偏南,但城门南北各为5座;南城门偏东,城门东为4座,城门西为6座;西城门偏北,城门南为6座,城门北为4座;北城门居中,城门东西各5座。城墙上的火炮都列于马面之上,每面城墙列10门,城之角楼各列1门,使进攻者望而却步,不寒而栗。即使其攻到城墙之下,也要受到三面火力的猛烈夹击。

  哨房:据《绥远城驻防志》记载,绥远城的每面城墙上建有昼夜巡查旗兵所居住的“堆汛”8处,每处建房3间。“堆汛”乃满语,为哨所之意,也称“堆拔”、“堆铺”等。哨屋的墙上悬挂着弓箭、腰刀、长矛,枪架上插着枪械。堆汛兵的职责很杂,除站岗巡逻外,还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盘查行人和修整市容街貌等职责。

  护城河:在绥远城外四周有护城河,河宽约5丈。正对着四城门之河面上各建有吊桥或石桥,以通城之内外。其中南、西门外河面上为石桥,余为吊桥。护城河是加强防御作战能力的一种工事。古代的军事防御体系一般有城就有护城河,其目的就是在敌人进攻城池时,可有效地防止敌人靠近城墙,或增加进攻者的难度。护城河之两岸长满了各色野花,垂柳随着微风轻柔曼舞,构成了“归绥八景”之一的“柳城荫绿”。

  教场:绥远城内外有两处教场,为八旗兵操演习武之场所。城内西南角为小教场,为考试旗丁披甲为伍之考场,建有马道、检阅台、武器库等。城之西门外有八旗大教场,为将军检阅和操演八旗兵的校武场;场为正方形,每边长600米,计为36万平方米。场之北为面阔七楹的演武厅(亦为将军阅兵台)、武器库,并有看教场房二间。场之南为一高大的影壁。大校场四周密环榆树或柳树,是鹊鸦之乐所。

  街巷:绥远城内的街坊格局是以将军衙署和钟鼓楼为中心而规划的。街道直南直北,直东直西,呈棋盘状。其目的是为了八旗兵有军事行动时,能快速集合和乘骑突驰。全城以钟鼓楼为中点,向四个方向辐射出东街、南街、西街和北街(各宽25米)。再以这四条大街为主轴,排列着贯通南北和东西的24条宽街(10米)及32条小巷,这有利于各旗佐的分片管理和旗兵的迅速聚合。四条大街将全城划分为四片区域,但南部区域大于北部区域,西部区域大于东部区域。

  寺庙:满族入关前主要信奉萨满教,入关后因势利导则崇尚佛教、儒教和道教,故清廷在修建绥远城时建有许多寺庙,形成各种宗教相生共存的局面。这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强烈的文化功利主义思想和远见卓识,也反映出绥远城旗民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绥远城的主要寺庙有:圣庙、观音庙、菩萨庙、财神庙、关帝庙、东岳庙、文昌庙、弥罗阁、太清宫、真武庙、城隍庙、行宫庙、五道庙、土地庙、龙王庙、奶奶庙、药王庙、火神庙、山神庙、灶神庙、大仙庙、马神庙、旗纛庙、万寿宫、家庙。

  兵房:在绥远城每两条东西方向的街巷间,有八旗兵房两排,前排院门南向,后排院门北向。院门朝南者称“正向”,朝北者称“倒座”。每排宅院四至五户相连。宅院基本呈正方形,占地均为0.33亩(俗称三分三)。居室为两间正房。正房位于宅院北部,为砖瓦结构,房顶呈马鞍状。居室开门之屋称外屋,面积稍大,兼为厨房和会客室;里屋稍小,多设南炕。顶棚为白麻纸糊成。门、窗均为木制。房门上部多镶有玻璃,下部为木板。窗户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窗棂,为关东式,有横格、竖格、方格等样式,从内糊以麻纸;下层多为玻璃窗,以便采光和观察。院内建有东厢房或西厢房不等,厢房的磨砖山墙兼为影壁,墙中央设有神龛,多供土地爷神。

  “倒座”正房的一侧为宅院门楼,为砖土混建,顶部起脊,两头翘起,造型精美;院门为木制,色多黑色,双扉对开,安装在门框上,从里可横木以闩,隔绝内外。官佐人家,门楼东侧多有上马石,西侧则有拴马桩。正房的另一侧为箭道,为平时旗丁练习射箭之处。从箭道可绕至正房后,这里置有厕所。宅院东南角立有祭祀用的索伦杆,俗称神杆,置于长宽高各约50公分中间有眼的青石座上。“正向”的宅门开在南院墙上,余与“倒座”基本相同。

  正房和厢房门、窗前铺有青砖甬道,余为土地,遍植花草果木,尤以葡萄为多。入夏满眼浓荫,花红叶绿,蜂飞蝶舞,香飘四溢,宛若一座座小花园。满族自古为渔猎民族,故旗户多有养狗、猫、鸟、鸡、兔、鱼之风气,所以城内到处交融着兵营和民居的双重气氛。

  其他建筑:绥远城初建时,还建有许多官衙,主要有副都统署2所,协领衙署12所,佐领、防御、骁骑校衙署各60所,笔贴式衙署4所;还有左司、右司、旗库、丰裕仓、宁盈库、学堂、前锋营、仓库大使等200余所,用房8760间(多为砖瓦房)。此外,还有兵房1.2万间;四大街八面铺房1530间。各衙署、兵房、店铺等建筑房屋总计约2.25万间。

  总之,绥远城建设规模之浩大,规划功能之协调,布局之严整,城垣之坚固,睥睨之高大,城楼之雄伟,箭楼之壮威,钟鼓楼之高耸,将军衙署之威严,在我国北疆古城建设史中甚属罕见。

  三.绥远城的历史地位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见证。中国历史上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形成了具有严格等级层次的行政管理系统,并由此而形成了级别不同的行政中心城市。绥远城行政职能产生的辐射力和向心力,形成了与其相一致的军事职能。回顾历史,历代中央政权在阴山山脉和长城沿线设置军镇由来已久。北魏时期设有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镇,以防御北方草原柔然等民族的南进。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朝在呼和浩特地区至河套一线修筑了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以御突厥民族。清朝继承了北魏和唐朝的治边方略,修建绥远城和设置将军衙署以控制漠南中西部地区(绥远地区)。所以,绥远城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绥远城是清代内蒙古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由此产生的军府制度保持了辖区近180余年的社会繁荣和安定。军府制度是清廷在北方和西北地区采取的一种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清朝边疆治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绥远城将军的事权统一,对巩固清朝在漠南蒙古的统治,促进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北疆的边防和安全,遏制沙俄的侵略势头,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也便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和执行,有利于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直接管理,稳定了蒙古地区的社会秩序,使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而加强了蒙地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清代边疆地区军府制度的形成,反映了清朝对边疆诸族政治统治的加强,也反映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还反映了蒙古诸部与清朝关系的日趋紧密。

  绥远城将军初来驻防时,只辖本城兵马和右卫旗兵,对归化城土默特部、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只是在军事上予以节制。后随着清廷政治形势的需要,清朝后期时,绥远城将军的权力日趋膨胀。先是有干预蒙旗司法、人事之权,后则先后掌控了归化城土默特部、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的军政大权。归绥道是民治机构,属山西巡抚管辖,下辖12厅(归化城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托克托城厅、清水河厅、丰镇厅、宁远厅,兴和厅、陶林厅、武川厅、五原厅、东胜厅),一般政务由道员处理,但遇军机要事则由绥远城将军节制。另外,绥远城将军还具有弹劾废止山西省归绥道及所属诸厅的人事之权。同时,绥远城将军还插手干预处理归化城的商事,并掌握着从事南北经济贸易的部票,故其牢牢地控制着北疆的商贸之权。

  此外,清朝初中期,归化城诸喇嘛庙的具体事务由理藩院负责处理,官府基本无权干涉。但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起,绥远城将军开始管理归化城喇嘛事务,致使归化城札萨克达喇嘛的权力大为旁落。史书记载, 嘉庆帝“谕内阁:归化城土默特旗呼图克图喇嘛,人数众多,近年亦多窃盗案件。嗣后将该呼图克图喇嘛等,交绥远城将军兼管。该呼图克图喇嘛等如有应报理藩院事务,著呈报将军转咨该院。如该院有应行呼图克图喇嘛等事件,亦咨该将军转饬。”至此,绥远城将军又控制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宗教权力。

  其次,绥远城是清代内蒙古最重要的军事中心。八旗军制是清朝特有的兵制,八旗驻防也为清朝所独有。绥远城3300名职业军人相聚一起,装备精良,机动性强,在冷兵器时代是一支十分可怕的武装力量,足以弹压地方,维持和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绥远城将军在非常时期,还有节制和调动宣化、大同两镇绿旗兵的权力。八旗兵在与准噶尔汗国和捻军的战斗中,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为清朝的政治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八旗将士的实际行动说明,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方诸族为何能长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

  最后,绥远城是清代内蒙古最主要的经济中心之一。由于清廷不许旗人从事当兵以外的其他职业,遂使他们逐渐成为纯消费群体。绥远城旗兵除国家供给钱粮外,大量的生活日用品都依赖商家的转输。旗兵迁居绥远城后,许多商人,尤其是晋商也随之大批涌入。商人们根据旗人社会的需求,兴办了许多行业,如手工业、餐饮业、运输业、裁剪业、粮食加工业、医药业、蔬菜业、酿造业、洗染业、造纸业、土木业、清粪业等。他们在城内四条主街的八面房屋建号开店,主要服务于旗人,为其出售日常生活用品。许多商品来自遥远的的南方和俄国及中亚,深受旗民的喜欢,故全城的商贸经济十分发达,仅次于归化城。民国时期,归化城与绥远城合称为归绥市,并为绥远省省会,这也是绥远城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极为重要的直接体现。

  【作者简介】刘蒙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刘士铭:《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508~509页。

  《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己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朔平府志·申穆德序》。

  王轩《山西通志》卷28《府州厅县考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17页。

  《清圣祖实录》卷159,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庚戌条。

  《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第512页。

  申慕德《重修朔平府北岳庙碑记》,载《朔平府志》卷12《艺文志·碑记》,第998页。

  《朔平府志·刘士铭序》。

  佟靖仁校注《绥远城驻防志·城垣》,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绥远城驻防志·衙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六月辛丑条,乾隆四年九月己酉条。

  清末的“归绥八景”为:沙溪春涨、石桥晓月、青冢拥黛、白塔耸光、柳城荫绿、杏坞翻红、虎头瀑布、牛角旋风。

  《绥远旗志》卷5《经政略》,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00,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壬子条。

  《归绥县志·金石志·绥远城将军克(克蒙额)整顿钱法碑》,呼和浩特: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12年,第289页。

  《清仁宗实录》卷354,嘉庆二十四年二月癸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