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一期的内容，想必大家对于伪满洲国的殖民体系以及溥仪的傀儡地位已有了一定的了解。而隐含在这套殖民体系中的权力关系更是我们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关键所在。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权力的运行也无法离开空间的基础”。那么，伪满洲国的权力关系又是如何在新京的城市空间中体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利用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将伪满洲国权力体系置入新京的城市空间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国都规划客观上将原来分散的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和长春老城连为一体，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城市道路，在主干道节点形成的圆形广场和道路两侧布置公共建筑，形成了尺度宏大、整饬有序的城市景观，彰显了作为“新兴国家”的伟大建设成就，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但实际上，新京的建设不是为了当地普通市民，而是为了日本人及其殖民统治而服务。城市规划将新区建设的较完善，在当地人住的旧城却着力甚少。很多老城、旧商埠地内居民的居住状况甚至比之前情况更加恶化。
伪满洲国权力关系在城市总体布局中的体现
日伪当局在“新京”规划建设的第一期（1932-1937年）内，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和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两侧为重点，集中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大同大街自南向北贯通了整个城市，并在中段形成了以大同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宪兵司令部就在大街两侧被首先建起。
在大同大街西侧，日本人还规划了顺天大街及其两侧的伪满政府机构。其轴线南北两端分别为伪满洲国的新宫廷（溥仪的新皇宫）和安民广场（今长春新民广场）。伪满洲国国务院及政府各部办公楼则集中在顺天大街两侧，在之后的城市建设中陆续建成。但作为王道政治“最高权力”的伪满“新帝宫”，却直至伪满洲国灭亡，也迟迟未能建成。
在福柯看来，权力空间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无论是工厂、学校、军队、监狱，还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知识和真理，都渗透着无处不在的权力[3]。这在大同大街沿线的各种机构中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在大同大街上集中分布了新京站、关东军司令部、总务厅弘报处、首都警察厅、满洲中央银行、协，新京站是整个城市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关东军司令部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军事机构；大陆科学院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文化教育机构；建国忠灵庙作为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靖国神社”，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宗教机构；协和会中央本部旧址则代表了伪满洲国唯一的政党。总而言之，这条轴线上集合了日本殖民者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思想宣传、教和会中央本部、建国忠灵庙、大陆科学院等一系列建筑。其中育、宗教文化和政党等几乎全方位的殖民控制，实可谓是伪满政权真正的权力轴心。
而顺天大街两侧的规划格局，由于受到了北京城皇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秩序化、礼仪化的特点，表象上宣扬着极权的“王道”，看似体现了以溥仪（帝宫）为核心的权力格局。但实质上它的建设，也无非是日本统治者出于安抚溥仪和维系其颜面所做的形象工程而已。从整个新京的规划上看，顺天大街的轴线完全让位给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自南至北贯通整个城市的“大同大街”，无论从轴线的长度、规模还是通过放射路网形成的城市景观上来看，顺天大街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如果说伪满洲国国务院及下属各大部，是居于城市次要位置的“形式上”的统治轴线，那么位于商埠地北端，溥仪十四年间所居住的伪满皇宫，则是完全被隔离于权力之外。溥仪作为名义上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被临时弃置于城市边隅之地，实可谓伪满洲国权力关系在实际环境中的真实写照。
如果结合上篇文章中的“关东军司令部控制伪满洲国政权体系示意图”对比，可更加清晰地看到其殖民统治体系与空间的对应关系（可点击查看上篇：）
伪满皇宫同关东军司令部周边环境的对比
伪满皇宫所处位置原为吉黑榷运局，是主管盐业的专卖机构，其地处远离城市中心的商埠地边缘，紧邻铁路线北侧为面粉厂和从事铁路运输的物流货栈，东侧为工厂，西侧为屠宰场，南侧甚至还挨着新京监狱，环境破乱，各色人员混杂，基本属于商埠地和满铁附属地之间的三不管地带，真实反映了溥仪与之对应的尴尬地位。
而反观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及关东军司令官官邸，则坐落于城市中心位置，紧靠风景优美的儿玉公园，周边遍布着政府公署、新闻报社等机构，还有新京神社、忠灵塔等重要的宗教设施。北侧为日本在伪满成立前着力建设多年的满铁附属地，南侧是新京的商业中心，再往南则是气势恢弘的大同广场，这与溥仪的“伪皇宫”周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伪满皇宫中的“规训空间”
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借用边沁的圆形监狱，描绘了一个具有权力特征的空间。监狱的中心是监视塔，外围是单元囚室，光线从中庭天窗照入，使得每个囚室都是逆光，这样的目的是使囚犯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监视着，他们只能认定在任何可能的时间里都在被观察。通过这样的空间组织，规训便很容易进入被监视者的潜意识，从而使监视者实现了驯服前者的目的。
我们来看看伪满皇宫，首先，作为溥仪傀儡牵线人的“帝室御用挂”就位于溥仪日常办公、处理政务的勤民楼内，溥仪的一举一动都无法脱离其监视。而另一组监视溥仪的日本宪兵室，则位于勤民楼东侧，穿越内外廷的必经之路上，所有出入内外廷的人都无法逃过日本宪兵的眼睛。除了日本宪兵，日本还向负责保卫伪满皇宫和溥仪的禁卫军内派遣日本军官，充当起监军和特务，并新修建了皇宫的围墙和遍布围墙外的十余座碉堡，与其说是出于防卫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是建造了一座禁锢溥仪的“监狱”，从各个角度和方向无时无刻不对溥仪进行着监视。日本人曾为溥仪修建了同德殿作为居所，但溥仪却已如惊弓之鸟，认为日本人在每个房间均安装了窃听器，直至伪满洲国灭亡都未搬入其中，这也反映出溥仪已彻彻底底地沦为规训权力下的驯服者。
由此可见，在溥仪所居住的伪满皇宫内，空间的作用已不再是皇帝身份的容纳与象征，而成为了权力的物质形式，这样的空间，“对居住者发挥着作用，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恰当地发挥着权力的影响[4]”。
结语
通过对新京城市空间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殖民侵略依靠的不仅是炮火和战争，规划、建筑甚至是一座城市形象的塑造都可以变成其殖民的手段。当我们揭穿日本统治者的险恶布局，看清其处心积虑控制伪满洲国的缜密计划的同时，也理解了伪满皇宫、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国务院及其下各部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作用下，这段长达14年的殖民历史被撰写成为了空间的历史，完整地烙印在了长春这座城市之中。
因此，在保护中，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象征权力机构的建筑旧址，更要建立起长春市警示性遗产的保护体系，将它们的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相互位置关系乃至形成的城市轴线、景观进行完整地保护，这样才能够看清日本这一套惯用的“以华制华”手段的运行方式，从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野心，使得遗产的警示性意义得到鲜活有力的表达。这也正是我们要对伪满皇宫及日伪军政机构旧址进行整体性保护的意义所在。
注释
[1]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 他主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比如监狱制度、性问题等。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 佐野利器于1932年秋受关东军的委托成为“伪国都临时建设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对长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出了有11个项目的建议书，其中第9项的内容如下：“商店、住宅与一般建筑的式样最好能够多富有变化，并顺其自然，而任何一种官衙建筑，其内容却应该尽量求便利为原则，同时兼重外形和实质，更应该时常以满洲的气氛为基准。”
[3] 张之沧. 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 福建论坛.2005
[4] 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参考文献
1、福柯. 《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张复合. 《长春历史文化研究与紫线划定》[M].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刘亦师.《近代长春城市发展历史研究》[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4、李之吉.《长春近代建筑》[M].长春出版社. 2001
5、赵继敏.《图解档案解密伪满皇宫》[M].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
6、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伪满皇宫及日伪军政机构旧址保护规划文本及基础资料汇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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