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东大殿二期勘察自2015年起由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实施。二期勘察研究工作主要针对东大殿的塑像、壁画、题记和附属文物。本文着重介绍团队采用碳14年代测定等手段，并结合文献、题记、特征分析对东大殿进行的详细建筑考古研究。通过对东大殿建置的一些新认识，初步划分了东大殿历史沿革分期。本文同步刊登在今天的《中国文物报》上，略有删改。
本项目受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委托，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2005年起开展的第一期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的延续。（查看此前的项目成果，请点击：、）
五台山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时期。相传燕之宕昌王巡游至此，来到山门前，忽见佛陀光明遍照山林，因赐额“佛光寺”[1]，寺院名称由此而立。后逢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法”，五台山寺院大部分荒废。隋灭北周，五台山佛教寺院又逐渐复兴[2]。唐元和、长庆年间在高僧法兴的主持下，兴建了著名的佛光寺弥勒大阁。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法，佛光寺僧人被遣散，寺内建筑被毁[3]。唐大中年间，佛光寺复兴，在东侧高台上兴建了东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殿堂式唐代建筑。由于东大殿内保存有唐代木构、唐代墨书题记、唐代塑像、唐代壁画，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四绝”，誉为我国古建筑第一国宝。[4]
东大殿大部分木构件和部分塑像、壁画通常被认为为唐代原构，本次勘察碳14[5]测定年代基本证实这一观点。明确指向东大殿始建（公元857年）的构件包括：东大殿绝大部分木构件（包括板门、地栿），主佛坛塑像内部木骨泥胎，前内柱列弥陀说法图、卷草3幅栱眼壁画，主佛座束腰壁画等。
碳14测定北次间北缝后檐柱与前檐北梢间北缝内柱榫卯填充木料为元代，结合现状分析判断可做出推测如下：在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前后，东大殿门窗从前内柱列移至前檐柱列，并更换三根后檐柱。
南、北、东侧9幅栱眼壁画、后扇面墙外侧白描菩萨像、五百罗汉塑像，为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至五年（公元1430年）所做。东大殿外槽南尽间法师像，原普遍认为可能是唐代法师愿诚，但根据上一则推断，在唐代时，前外槽为前廊，该尊塑像在前廊中背向而坐似乎不合常理。根据碳14测定与碑刻[6]记载对应分析，该尊塑像应该为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为纪念明代高僧本随禅师所塑。
本次勘察初步勾勒出佛光寺东大殿历史沿革年表，共分为五期：
第一创建期，时代：晚唐。唐代是我国佛教发展史、建筑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佛光寺东大殿于唐代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建成，由当时长安大宦官王守澄的家眷宁公遇等人出资，高僧愿诚主持建造。东大殿创建时的大木结构基本完整保留至今，板门和直楞窗位于前内柱列。创建时明栿绘丹粉刷饰彩画，内外槽额枋上的七朱八白和栱底上的燕尾彩画保留至今，室内（以南、北、后檐墙和前内柱列分割内外）燕尾（华栱下部“凹”字型部分）为白色，室外燕尾为红色。前内柱列建栱眼壁，并在其外侧绘制壁画，北次间“弥陀说法图”和南北稍间“卷草图”3幅保留至今。主佛坛上共塑34尊塑像，“释迦牟尼”佛座束腰的壁画保留至今。内槽四通四椽栿和前外槽当心间北缝乳栿上，书写了5通唐代始建题记。
第二过渡期，时代：宋、金、元。东大殿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重绘了明间、南次间栱眼壁画[7]，由附近信徒出资将唐代与佛坛对应的壁画改成了圆光形佛像图。根据前外槽当心间北缝题记板“维大金国……天德三年”题记[8]，对照明代《重修佛光寺补塑罗汉之碑》中记录的“创建于大唐，重修于大金”，可知在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对东大殿进行了重修。因为题记板下叠压了土红彩画，而土红彩画下又叠压了唐代僧名题记，故推断在金天德三年之前，对东大殿进行过一次彩画重妆。根据碳14测年，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至金正隆五年（公元1160年）在主佛坛两侧和背面修建泥质扇面墙，并且在宋金时期和金末至元初两个时期，对主佛坛的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宁公遇”像进行了重塑，改变了塑像衣裙形态。由于碳14测年存在误差区间范围，目前尚无法判断彩画重妆、扇面墙的修建和塑像重塑的准确时间点。
第三变革期，时代：元末。根据碳14测年结果，北次间北缝后檐柱与北梢间北缝前内柱榫卯填充木料的时间区间为公元1290年至1400年。以上证据表明极有可能在该时期将东大殿门窗从前内柱列移至前檐柱列（板门、门颊和地栿仍使用唐代原构），并更换3根后檐柱（当心间北缝、北次间北缝、北稍间北缝后檐柱[9]）。东大殿正脊鸱吻和脊刹坯胎、釉色和人物造型与文殊殿正脊[10]刹非常相似，应是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同时补造的。故推断在元至正十一年前后，东大殿很可能进行过一次揭顶大修，更换后檐三根檐柱，将板门与直楞窗移至前檐柱缝，完全改变了东大殿室内空间格局，并更换了瓦顶琉璃构件。
第四增补期，时代：明代。明代历位皇帝崇信佛教，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该时期是我们所知对东大殿增补修缮最为频繁的时期，有确切题记铭文记录的共有8次，其中第一次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至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的修缮规模应该是最大的。该次修缮为东大殿增补了钟（现位于东大殿南尽间前檐下）、鼓（现位于内槽西南角），南、北、东三侧檐墙内塑五百罗汉像共计296尊，绘制南、北、东三侧内槽栱眼壁壁画9幅，其中万菩萨像6幅、千佛像3幅，扇面墙外侧绘制白描千菩萨像。第二次为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为东大殿挂“佛光真容禅寺”匾。第三次为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在前檐南尽间内侧塑“本随禅师像”，并在前檐下立“随公禅师碑”纪念这位复兴佛光寺的名僧。第四次为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或嘉靖三十七年[11]（公元1558年），该次工程在扇面墙两端立木质扇面板，重刷扇面墙（遮盖了白描菩萨像），重妆所有佛像，包括：主佛坛佛像、五百罗汉像和本随禅师像。第五次为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铸磬，现位于东大殿内槽。第六次为万历四十二年[12]（公元1618年），该次为奉旨重修东大殿，但目前尚未发现该次修缮痕迹。第七、八次分别为天启二年[13]（公元1622年）和崇祯九年[14]（公元1636年），这两次为附近村民集资修缮工程，目前也未发现这两次的修缮痕迹。
第五延续期，时代：清代、民国。该期主要是对主佛坛主佛的重妆工程。乾隆九年[15]（公元1744年），对主佛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和文殊、普贤菩萨沥粉贴金。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根据碑记对东大殿进行了重修，但目前尚未发现该次修缮痕迹。对比常盘大定[16]1925年和梁思成先生1937年所拍的东大殿照片上主佛表面彩绘的差别，以及梁思成先生《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一文中的记载，可知在1925~1937年间，佛光寺寺僧对主佛坛佛像进行了表面重妆。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初步为东大殿建立了历史沿革坐标系，获得了一些对东大殿建置新的认识，比如：东大殿板门前移时间为元至正十一年前后，各栱眼壁画的绘制时间，以及佛像重妆次数与时代等；并纠正了之前对东大殿的部分误读，如：“愿诚”像应为明代“本随”禅师像，大明戊午年的“重修碑记”不是正统三年等。限于研究时间和能力所限，一些改造修缮的具体时间节点尚未判断明确，一些有文献记录的修缮工程未找到具体工程痕迹，这些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
根据本次勘察统计，目前所知的东大殿修缮活动共17次，平均每隔68年对东大殿或其陈设进行一次重修，约每200年进行一次较大的修缮工程。东大殿保留了创建期几乎所有唐代木构、塑像和部分壁画、彩画，各历史时期的塑像、壁画、题记、碑刻、修缮痕迹也都非常完整地留存至今。东大殿历史上的修缮活动大都尽可能的沿用了前代的构件和工艺，更多地采用了添加而非更换的方式，并清楚地留下了各次修缮痕迹与记录，这对我们今天的保护工作都很有借鉴意义。
通过今天的解读，得以窥见东大殿一生的沧桑变化。在惊叹唐代长安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艺之余，更感东大殿的价值之弥足珍贵。佛光寺东大殿是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光辉顶峰遗留下来的最重要见证，是中华民族辉煌的佛教文化遗留给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注释：
[1]唐慧祥《古清凉传释五台诸寺方所》
[2]“大隋开运，正教重兴，凡是伽蓝并任复修。时五台县昭果寺解脱禅师于此有终焉之志，遂再加修理。”《古清凉传》卷上
[3]《高僧传愿诚》卷第二十七
[4]梁思成.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 文物参考资料. 1953。
[5]本次碳14取样分析由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完成，样品多为麦秸、纸张、木材表面部分，由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实验测定，年代结果进行了树轮矫正，共取样42个，《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试报告》NO.2016027。
[6]根据“随公禅师碑”和“重修碑记”记载，本随雅号照庵，山东蓟州玉田人，从宣德四年（1429）来到佛光寺，到天顺元年（1457）去世（84岁），主持了明初前两次的东大殿的修缮增补工程。
[7]“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宣和四年三月初”梁思成.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 文物参考资料. 1953。
[8]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等《佛光寺大殿新发现的题记与纪念牌》，《中国文物报》2015,6,16，第006版。
[9]“位于后檐明间北缝（轴线5×F）、北次间北缝（轴线4×F）、北稍间北缝（轴线3×F）三根柱子柱头无卷杀，做法与其他柱头不同。由于东大殿后檐经常受到其后山坡山洪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檐墙就曾被顺山坡而下的泥石流冲垮），这三根后檐柱很可能是受损后重新更换的构件，但具体更换时间尚无法确定。”吕舟《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04，第40页。
[10]“1995年修缮文殊殿发现文殊殿正脊刹写有‘元至正拾壹年八月初五日’（1351年）字迹，”滑辰龙《佛光寺文殊殿的现状及修缮设计》，《古建园林技术》1995年第4期。
[11]本次时代断定，根据“重修碑记”中的“大明戊午年”。文字中记载了祖师本随事迹，应是在本随时代之后的某个明代戊午年，故不可能是曾误认为的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有可能的分别为弘治十一年、嘉靖三十七年、万历四十六年。在万历四十二年曾有一次奉旨修缮，不太可能仅过去三年就再修一次，故排除万历四十六年。根据碳14结果，较为支持本次维修时代为嘉靖三十七年。
[12]该次修缮记录为在大殿正匾上题写：“大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旨重修御马监太监卢永寿张□立”，该匾为正统三年，随公禅师所挂。万历四十二年的题记直接覆盖镌刻在原随公题记上。
[13]内槽明间前柱头枋下题记板。
[14]内槽南次间前柱头枋下题记板。
[15]前檐下“佛光寺重修东殿神龛庄严金像成功碑记”，释迦牟尼像背后扇面墙：“大清乾隆九年”题记。
[16]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文化史迹》，法藏馆刊行，1941
执笔人：张荣；勘察主要参与人：张荣，雷娴，王麒，王帅，吕宁，陈竹茵，李嘉宇，谭镭。碳14测定工作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完成，文章得到了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董养忠所长的指正，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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