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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张光直是中国考古界无法企及的高峰

文:张经纬

巨人之躯

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册),是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全面的一版。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八十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

这些作品既有用考古学材料建构史前中国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也有总结、阐释商代考古成就的经典之作《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随笔、序文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以及回忆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于这些丰富的素材,我们可以一窥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

作为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台省籍人士,可因为青少年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回故乡,心中始终怀着对古老中国的美好感情。既没有1949年左右仓促赴台者的失落,也不似后来海峡阻断之后出生一代台湾学者,虽也研究古史,心里却失落了对古代中国的眷恋。比如,研究西周制度的杜正胜,实际忝列“绿营”,以“羌史”成名的王明珂,在颜色上也颇为暧昧。而这一切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生身为台籍,对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使其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上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脉络维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古代中国考古学》的译者在2002年版的“译后记”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争。……1994-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地。……先生的身躯虽小,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

2001年初一代考古学巨擘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去世。先生去世时,刚过古稀,在普遍高寿的考古学家中算是“英年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写下诸多著名考古学作品,芳泽后世。其中尤以对“商文明”、“中国史前时代”两方面的成就为最,至今未被超越。“先生的身躯虽小”,却无愧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巨人之迹

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对“商文明”的综合阐述。上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代”的发现有重要关联。1920年代末,在傅斯年主持下,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内的史前遗迹,但苦于抗战动荡,无法安心整理、研究,内战后期这批材料中除部分留在大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携往台湾。加上此后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发现,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认识格局。其一是五十年代初“郑州商城”(早商遗址)的发现,其二是五十年代末“二里头文化”(夏、商之际)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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