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曲县域内的中条山是我国第三大铜矿储量区,北面的铜矿峪、西北的篦子沟、西面的胡家峪、东面的洛家河等各个大矿小矿富矿贫矿严严实实地将垣曲县围了个遍。从1952年国家地质勘探队对垣曲的铜矿资源勘探以来,在篦子沟矿区,胡家峪的桐木沟一带,就发现了多处古铜矿洞和大量铜炉渣,在洛家河则发现了40余处古铜矿洞和一处长120米、高30米的废矿石堆,以及面积为724平方米的废矿渣。上千年的堆积已分不清是哪个年代的遗留。
关于中条山采铜的文字最早出现在战国时赵国史书的《世本》中:“黃帝采首山之銅,铸鼎于荊山之下。”这里的首山就是指中条山。《世本》中讲的采铜不仅是中条山采铜最早的记载,也是我国史料中所讲采铜最早的文字资料。不过黄帝是属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人物,距战国年代相距甚远,认为他当时在中条山采铜未必就可靠。先秦史料的《山海经·中山经》所载诸山大致在今中条山一带,其中记载,矮山多赤铜,檀谷之山多赤铜,鼓瞪之山多赤铜。鼓瞪山是否为历山镇的鼓钟山还待考。
近些年,在国家的发掘考古过程中,绛县周家庄遗址出土了铜环、铜容器残片各1件,陶寺遗址中出现的铜铃、铜齿轮形器各1件,能确定在陶寺文化中晚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时期中条山地区已经有了铜器的开采和使用。在垣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尚未有铜器的出现,但在长直的口头遗址、龙王崖遗址,历山的河西遗址则出土了一些冶炼铜渣,其上三处遗址为仰韶—龙山文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发掘时因当时条件所致,并无确切指出铜渣的冶炼年代,但是其下限年代为龙山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末期,垣曲一直为夷狄占据地区,夏时称安邑京畿之外的部落为夷族,垣曲应属四夷中的一个部落。文献中没有垣曲铜方面的记载。《墨子·耕柱》记道: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其地址不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夏县发掘的东下冯遗址里面出土了铜箭镞,其铜资源盖出于中条山铜矿。
商时期,垣曲还是被夷狄部落占据,被商王朝称为“亘方”。据殷商甲骨文记载,亘方应是商王朝的主要王族成员。商汤的先祖为契,契的母亲为简狄,也是夷狄中的一支。商汤和垣曲的亘方部落绝对是有莫大的渊源,说商汤与亘方有紧密的血统关系也是极有可能的。至夏朝末,夏王桀没落,商汤兴起,商汤在垣曲上亳誓师,与各方国小部落结盟,带领了几千人,跨过横岭关,跑到安邑把夏桀给灭了。商汤灭夏后,迁都河南一带,因为垣曲的小山区容不下商王朝的领土扩张。商汤所占领的铜、盐资源交于关系甚为密切的亘方打理。亘方的夷狄,就地取材,开采铜矿,本地冶炼。垣曲山区乔、灌木遍地,为铜矿石的冶炼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燃料。冶炼成的铜块(商时称黄吕)或铜饼(商时称丁)运输到商,铜资源就源源不断流入商占据的济、洛平原一带。
商朝在青铜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把青铜的技术运用得完美极致。在夏以前,中国先民对于铜的使用并不是很广泛,主要是冶铜技术原始,提炼到的多为天然铜,也就是红铜。红铜质地软,不适宜制造大型器物。到了商代,合金铜技术成熟,出现青铜,将铜的使用广泛运用于礼器、兵器、农具等方面,也就形成青铜时期的鼎盛时期。
商代青铜原料除铜以外,主要原料还有锡,铜锡配比对于青铜铸造的工具有严格的方法:载有当时严格合理的“六齐”配比:“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种合金比例表明青铜是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礼器、盛器、兵器、乐器、农具、工具以及装饰用物等。
到了商代中期,青铜技术的熟练及商族祭祀和兵器大量用铜,商与亘方的矛盾慢慢尖锐起来。说白了也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商经常派亘方附近的雀、犬、戈等小方国攻打亘方,但是亘方部落占领区域关隘重重,在当时来讲易守难攻。随着商中期造船业的成熟,商就直接从河南渑池渡过黄河攻打亘方。亘方于是就在古城南关建立城池以拒商军。当商王朝铜的需求量不能满足且不能战败亘方的时候,就向东向西寻找资源。也就是向东方的山东沿海地区寻找盐资源,向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苏一带寻找铜和锡资源。
到了西周,唐叔虞建立了晋国,至晋献公时,国家强盛起来,向周围大肆扩张,先后伐灭耿(今山西河津东南一带)、霍(山西霍州一带)、魏(今山西芮城县和陕西大荔县一带)等诸侯国。第二年(公元前660年)派他的长子申生先后两次对垣曲境内的东山皋落氏加以征讨。这里的东山皋落氏就是商时期称作的亘方部落。皋落氏这时实在抵抗不住日益强大的晋国,被迫沿太行山系向东北迁移。
对东山皋落氏的征讨,对于晋国的称霸意义重大,它不仅开启了向河南周朝王室的捷径,而且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铜资源。这对于晋国军事,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兵器库。当大家参观侯马博物馆时看到晋国墓葬出土的那些精美青铜礼器和兵器,应该想到这些铜的采炼出于垣曲的铜矿。
垣曲在商、西周期间冶炼遗迹很多,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毛家镇店头村南、西附近就发现了两处商周时期的冶铜遗址。在古城南关商城遗址中也发现了多处冶炼炉渣,但作为青铜的制品却很少,只有数件容器和少量的小件及兵器,这和作为铜资源和冶炼输出的重要资源国——亘方和东山皋落氏实在是不相称的。在战国以前垣曲为什么很少出现青铜器呢?其实我们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和亘方的生活习性做个大概了解就明白了。青铜器的主要成分除了铜,另一主要成分就是锡。中条山一带及附近山系锡矿贫乏,周时期晋国的锡料大多来自燕山、内蒙、辽西一带。垣曲的夷狄只能间接多次转手得到锡料。还有,商周时期华夏族铜的用途多用于祭祀和兵器,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戍”。咱们看看现在安阳和侯马出土的青铜器除了祭祀的礼器还是祭祀的礼器。那时候的华夏族除了打仗就是祭拜祖先。他们觉得居于山林中的夷狄有点过分了,除了打仗连祖先也不拜,这就是华夏族为什么小看夷狄族的原因。咱们的亘方先祖其实也制作青铜器,南关的商城遗址也有很多青铜冶炼炉,不过出土的器物实在不甚精美,比较优良的还是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亘鬲。这件商亘鬲高分档袋足,足光中空,估计是一件首领用的炊具。
至三家分晋,进入战国时代,垣曲大部分境地是魏国的属地。魏国能在诸侯中占据强国之列,与占据的中条山铜资源有很大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李延祥教授在毛家镇店头村西300米处就发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古矿洞。2009年李延祥教授与作者再次到洞里采取样品时,看到洞口已被高位区开采的铜矿石掩埋了。
魏武侯三年(公元前394年),城安邑、王垣。魏国因抵御秦国与韩国,在现在的王茅镇上亳村一带筑造了军事性城池。2003年移民工程取土时在上亳城址的北面发现了一个战国至东汉的平民墓区,里面出土了很多铜制品,其中两个战国青铜戈尤引人注目:相隔两千多年,这两把青铜戈还熠熠闪光,用来削切东西利如当初。这就是比德国早了两千多年的青铜镀铬技术。像这种镀铬青铜器在垣曲发现的还不少,2013年该县的商周墓地盗墓事件中缴获的青铜剑表面也采用了这种技术,只不过技术运用没有上亳的完美。
铜资源对一个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在战国以前,铜作为先进的兵器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战国末期,铁器的出现逐渐代替了青铜兵器。随着国家的统一,铜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直接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战国时,魏国占铜资源优势铸造钱币,垣曲本地铸造的就是圜钱垣字币。我国历代古钱币大多数是以铜合金形式铸造的,而这个垣字币成分就不同了,铜含量极纯,几乎是用纯铜铸造的。这种做法除了垣曲本地缺少锡资源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铜资源的极为丰富。
秦汉时期,政府对垣曲铜资源进行了大力开发。秦汉前期,对于垣曲的采铜没有明确的记载。在胡家峪桐木沟的一个古铜矿洞中发现七行题记,还可辨别“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的字样。在一个古铜矿洞深处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鼓腹陶罐和唐代的四系陶罐。这些陶罐应是汉唐时期采矿时用于浇水的容器。
古代采矿对于露天矿是用火爆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这种开采方法广泛运用于露天矿和浅矿,古称作“草皮矿”或“鸡窝矿”,只要把表土或薄层岩层剥除,掘下数尺,即可得矿。在历山后面的鼓钟山上就有很多这样的矿,不知垣曲的先民是否用了这种方法还有待考证。对于深矿的开采,像垣曲桐木沟深铜矿的开采,除了火爆法还有水浇法的综合运用。火爆后趁岩石炙热,泼冷水使岩石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破裂。桐木沟古矿洞中遗留大量陶罐,其作用就是运送冷却水。
自汉后,历代在垣曲设置开采冶炼机构,在唐代铜的开采极为兴盛,唐宋时还在垣曲设立钱监,钱监就是政府监督钱币铸造和流通的机构。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公元419年)在垣曲设有冶官。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到:倚亳川水出北山矿谷。这里的北山矿就指的是现在的铜矿峪。
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唐政府整治铜钱的制作,大肆开采铜山。当时垣曲隶属绛州,作为产铜重地,采铜业极为兴盛。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纪肃宗乾元二年”注文记载,“唐世铸钱,大凡天下诸炉九十九,而绛州之炉三十。其余诸炉,或隔江岭,或没寇虏,故当时铸钱率倚绛州”。绛州地区占全国铜业冶炼量近三分之一,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比例。
宋代欧阳修在《相度铜利牒》中记载,经过他实地考察,发现“绛州、稷山、垣曲县三处皆有铜矿”,垣曲县有唐代“钱坊”。这个钱坊就在现在的铜矿峪。光绪版《垣曲县志》记载:倚亳川水出北山矿谷(今名铜矿峪)……垣曲县有钱坊,在县西北程子村,铜源监内自唐以来,旧曾鼓铸铜钱,当即此也。
说起五铢钱,不得不讲讲五铢钱的混乱。五铢铜钱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东汉至隋都有铸造,重量形制大小不一。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字,故名五铢钱。五铢钱是在中国铜钱史上跨越时间最长的铜钱,也是最为混乱的铜钱。在垣曲县出土的五铢钱数量特别多,形制字体略微差异倒也罢了,竟然还有磨边钱、剪廓钱、榆荚钱。磨边钱就是把官制的铜五铢磨去些边沿;剪廓钱,是把铜钱的轮廓减掉;榆荚钱更甚,只单单剩下中间的孔,又薄又小。可见唐王朝对铜币的整治到了势在必行的程度了。
宋代熙宁八年(1075年),宋政府建垣曲县钱监,岁铸钱三十六万贯。这个制钱的地方就在原来古城的进贤坊。
从宋以后,垣曲铜矿渐渐衰败起来,清乾隆五年竟然将垣曲毛家镇的矿山封了起来。开始不得其解,后来阅览古代币制才得有结论:一、纸币的兴起,二、银两的使用。这里的纸币就是北宋出现在四川的“交子”。这两种货币的兴起直接给用途单一的铜币以迎头一击,导致采铜业也萎缩起来。
“明嘉靖六年(1527年),遣官各省铸钱,采铜于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
清乾隆版《垣曲县志》记:铜矿在毛家湾。……田六善疏曰:臣闻直隶、邢台內邱、沙河及河南之涉县(现属河北)一带,山西之绛县、曲沃、垣曲、夏县以及太行山西南一隅,皆有铜。臣不知凡几,但山內之物时有时无,宜任民采取。乾隆五年,奉文确查,以砂线微细水出为患,永行封闭。
这两段可看出明清时期货币市场银两的进注,还有民间的私采滥挖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第二段讲的是清代阳城籍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整顿金融秩序、理顺货币关系,阳城籍的户部侍郎田六善上书讲垣曲等地铜山私采乱挖,导致金融混乱。政府找了个理由直接就把垣曲的铜山给查封了。
民国,垣曲铜业还是一蹶不振。1907年,闻喜成立了滦川铜业公司,在篦子沟铜矿采矿炼铜,经营四年后就停办了。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化工业铜的大量使用,使得垣曲铜业大放异彩。1958年,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进驻,引来天南地北人,世人皆知垣曲县。
述完垣曲古铜史,纵观垣曲的兴衰,除史前文化的繁荣与垣曲的山水养人有关,之后莫不与铜的兴衰相依:夏商周的遗址在全县疆内遍布,沿河的黄土地里古人的墓葬密集,那半丈高的空心砖展示着垣曲秦汉时的辉煌,斗拱砖室墓里的戏曲人像吟唱着垣曲宋金时的繁华,到了明清时反而冷落起来,犹如弃儿一般。遇到战事,才又想到了垣曲的要冲之地。这般也好,倒也留下了垣曲现在这样山清水秀的宝地来。
姚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