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载年轮转瞬即逝，在2016年5月1日来临之际，为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不忘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再一次揭开那尘封的历史，走进那金戈铁马、战争一触即发的岁月。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指示精神，大同地区的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全面反攻。解放区的面积迅速扩大，到1948年5月，雁北13县全部解放，只剩下阎锡山在山西北部统治的顽固堡垒——大同。时间进入到1948年年底，为了解放全雁北，把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配合平津战役的胜利实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遵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挥师塞上，进围大同。此时，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副总司令兼大同城防司令于镇河和国民党阎锡山第十专署专员兼大同城防副司令孟祥祉根据阎锡山的命令，积极备战，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加宽加深郊外壕堑，增修加固城防碉堡、火力点，准备进行顽强抵抗，意与古城共存亡。云城大同战云密布，一场攻防战即将爆发。战争意味着这座塞上古城的摧毁，人们不禁为这座古城的前途担忧。一切有识之士疾呼：不要把古城推向战争的深渊！能否和平解决使古城获得新生？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也为了保护大同这座古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抉择。

　　围而不打 争取大同和平解放

　　1948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晋察冀、晋绥部队万余人马奉命从东西两面挺进大同，把大同包围解放大同战役的帷幕正式拉开。

　　11月29日上午至深夜，解放大同战役第一次会议在阳高县小白登指挥部召开。会议由王平司令员主持，各师、旅、军分区主要领导和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参加了会议。会上，王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同战役的重要指示；之后，与会同志围绕中央军委关于“对惊弓之鸟，围而不打”的作战意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王平司令员在听取大家的讨论意见后指出：大同之敌虽处孤立，但其主力并未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还算不得强弩之末，目前已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势，企图凭借高墙、暗堡负隅顽抗。如果强攻，大同数万居民将有重大伤亡，一千多年的名胜古迹也将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同时，也要防止大同守军向绥远、太原方向逃窜。我们的决心和打法应该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动员广大群众，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敌人内部矛盾以及某些上层关系，动摇其军心，沮丧其士气，瓦解其内部。

　　12月初，在王平司令员主持下，再次召开了有军区司、政、后负责人和各师、旅主要领导参加的大同战役工作会议。会上，王平司令员再次重申了既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决心，强调下一步在开展政治攻势时，着重做好分化瓦解国民党守军上层的工作。同时，提出了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彻底摸清大同国民党守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筑和位置以及兵力变动、实力变化等情况，特别是守军之行动、企图，一定要做到及时、准确、可靠。

　　政策攻心 瓦解国民党守军

　　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也是实施和平解放大同战略决策的重要手段。在和平解放大同战役期间，北岳前指与中共大同市委先后发动了三次凌厉的政治攻势。

　　1948年12月初，各参战部队和雁同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第一次政治攻势高潮。几天之内，千万张传单和其它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在大同市内各要道、军营内外广为张贴、流传。围城部队阵地前沿的“土”广播也昼夜不停地向守军喊话。被解放军捉放的守军俘虏成了 “特邀宣传员”，凌厉的政治攻势像一发发重磅炮弹，在守军营垒中爆炸。据城内传来的情报称：守军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围城部队还统一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做大同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城内居民的思想工作。通过守军的家人、亲属、老乡和同学等关系，开展了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三个一”活动和前沿喊话活动。

　　1949年1月7日至27日，围城军民对大同孤军再一次掀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元旦一过，春节将临，大同守军和城内居民粮食殆尽，烧煤奇缺，居民纷纷外逃。城内秩序日趋混乱，盗窃、抢劫、斗殴、火并等屡见不鲜，军心浮动、民怨沸腾。据此，大同市委决定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向守城军队大力宣传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宣传解放区人民的蒸蒸日上的美满生活，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并动员守军眷属在城下呼儿唤女地进行对话，有的还把过年的食品用绳索吊上城去。这一强大的政治攻势造成了守城官兵思乡、思逃、思降和不满上层的局面，进一步涣散了守军的军心。

　　2月20日，大同对敌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政治攻势中几项具体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大同地区各级党政群团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利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开展了猛烈深入的第三次政治攻势：继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救命运动”；分别地区情况及群众条件，有步骤地利用、改造和摧毁旧政权；严格封锁大同城；对逃亡者回来后的土地问题，予以合理安置。

　　三次凌厉的政治攻势，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对于大同守军起到了瓦解军心、涣散士气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和平解放大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氛围。

　　加大压力 迫使国民党守军放弃武力

　　大军压境是迫使大同守军就范的首要条件。此前，大同守军为了解决城内缺粮的困境，常常伺机出扰，派出部队到四乡抢粮，但屡遭围城部队的痛击。此战后，大同守军虽再不敢轻举妄动，但驻防于大同城内的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共计约11000余人。而解放军围城部队是北岳集团军纪亭榭旅之七团、十三团、十五团，北岳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赖富率领的一团、二团，晋绥部队姚喆司令员率领的1个支队、1个骑兵师等，约有万余人马。这样，在兵力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并不占绝对优势。

　　鉴于这种军事态势，为了能够成功实现和平解放大同，1949年1月24日，北岳前指司令员王平审时度势，经过深思熟虑后，向华北军区首长聂荣臻、薄一波发出了《对大同斗争的部署与意见》的请示电，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大同守军的军事压力。1月27日，北岳前指向华北军区又发出《关于对大同应加大压力的意见》的请示电，提出“对大同必须继续加大压力与努力”、“如其压力大可能变化得快”的意见。

　　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采纳了北岳前指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大同守军的军事压力。4月25日，杨成武司令员率华北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由太原会师北上，日夜兼程开赴大同。绥蒙军区第八军二十师、骑兵第一师、骑兵大队，察哈尔军区部队也相继向大同集结。多路解放军云集大同城下，为大同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强化城工 争取国民党军政上层

　　“利用分化守军”，“先拉后打，打拉结合”是实施和平解放大同战略决策的又一重要手段。当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大同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后，摆在大同守军面前的有三条出路：第一是打，第二是走，第三是降。对此，镇守大同的几位主要国民党军政将领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于镇河追随阎锡山多年，对阎锡山一片忠心，根本不愿逃往绥远寄人篱下，因此在行动上准备打，但在思想上并不坚定。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是于镇河保荐提拔为师长的，比较靠拢于镇河，于、田二人掌握军事大权，在大同守军内部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孟祥祉是阎锡山在大同的代理人，他在大同拥有地方实力。这三位镇守大同的最高决策者的想法不一致，导致了内部的派系纷争。鉴于此，华北军区敌工部和雁北地委城联部根据大同战役前指的决策，积极地开展了以争取说服为主的攻心战政策，争取他们认识时务，放下武器，实现大同和平解放。

　　1948年冬，为了加强和协调对大同城的敌工工作，先在北岳一地委，后在大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大同对敌斗争委员会成立后，加大了城工、敌工工作力度，利用亲、朋、故、旧等一切关系，“做好国民党守城人员争取工作、派打拉工作以及继续深入进行对敌调查研究”。1948年12月初，围城前沿部队抓获了大同守军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的心腹副官苏克勤，北岳集团军司令员王平、大同市委书记赵汉以军区名义写信通过苏克勤交给于镇河、田尚志，希望他们派更高指挥官来面谈，于、田二人亲来更好，保证其生命安全，如有不便，也可再由苏副官充当信使。1949年1月中旬，田尚志派心腹副官苏克勤出城与解放军初次接触。王平司令员和赵汉书记决定，要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抓紧做好对于、田二人的争取工作，随即令苏副官回城转告于、田。数日后，又将全部战俘释放回城，促使大同守军军心动摇。

　　此间，华北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部敌工部部长王世英派遣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十九军副参谋长李又唐、十九军副军长秦马冏、隰县专员孙海丞、少将参谋长张西柱5人，在华北军区敌工科科长叶修直和雁北城联部部长杜钰的直接领导下，赴大同城东，分别给于镇河、田尚志及其所属各团长写信，规劝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使大同得以和平解放”。

　　2月中旬，大同对敌斗争委员会又派李又唐、秦马冏入城，劝说于镇河、孟祥祉及早投诚。李、秦原为于镇河任十九军军长时的部下，两人携带华北军区信件秘密潜入城内，面呈于镇河。3月初，沈瑞、孙海丞、张西柱和原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于镇河的侄子于鸿儒亦被派入城内做于、田的规劝工作。3月中旬，在太原读中学时就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进步青年于润仓（于镇河之子）和孟祥祚（孟祥祉弟弟）、王达山、刘仪亭、张遒臣等7人经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介绍被派入城，做于镇河、孟祥祉的规劝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替大同人民着想，替自己前途着想，及早效仿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并向他们提出三条：第一，大同和平起义后军政人员仿照北平方式处理；第二，保证起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三，保证居住自由。由于戎子和是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山西政界很有影响，又同于、孟是老相识，因此他代表共产党写的这封信对于于镇河触动很大。内外交困的劣势加速了大同守军的内部分化。大同军事指挥部参谋长陈泮喜、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保安二十一团团长李钦沛等大多数官兵逐渐认清了形势，倾向于接受和平谈判。4月初，于镇河派田尚志的秘书唐益川、沈瑞的表弟郑瀛州出城与围城部队正式接触，北岳集团军司令员王平、大同市委书记赵汉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和谈成功 国民党守军接受改编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24日凌晨，太原解放。田尚志召集其所属3个团长开会，决定向围城部队请降。于镇河电告戎子和，表示愿意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大同的道路。戎子和遂告知于镇河就近与围城部队接洽。于派张遒臣将其亲笔信通过叶修直转交王平司令员。

　　4月25日，于镇河、田尚志、孟祥祉三方面派出联络人员，出城议和。翌日，国民党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副师长王元令作为守军正式代表来到城东西坟村谈判。

　　4月27日上午，华北军区首长聂荣臻、薄一波电复王平司令员，发出《对接洽大同敌投降指示》。27日中午12时，田尚志、孟祥祉亲来三十里铺，于镇河因身体有病派其参谋长陈泮喜为代表参加谈判。王平司令员、赵汉书记、纪亭榭旅长等接见了他们，再次重申了共产党解决之原则，即大同守军必须原地放下武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约定，29日正式签订文件。

　　4月29日中午12时，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以及随从、马弁共10余人，分乘几辆小汽车赴西坟村与围城解放军正式谈判。王平司令员委派察哈尔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及赵汉、叶修直、杨正等为谈判全权代表。詹大南根据华北军区和王平司令员的具体指示，向对方提出五项条款：第一，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许骚扰群众；第二，保证不许破坏城市建筑和各项设备；第三，全体起义人员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第四，枪械弹药全部清缴，不许毁坏或藏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不许销毁或转移。

　　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代表大同守军无条件接受全部条款。詹大南对国民党官兵提出的不要算旧账、发给3个月薪饷、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和通行证等要求，作了适当的让步，表示同意。

　　谈判刚结束，北岳前指即以“号外”在大同城内群众和国民党守军中广为散发，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谈判成功。

　　和平解放 开启大同历史新纪元

　　4月29日，和平谈判结束之时，围城部队即接防北关，解放军的铁甲车同时开进城北火车站，指挥机关进驻操场城东营盘。4月30日，中共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在驾遇皂召开全体干部进城工作动员大会，对进城的全体干部宣布纪律和守则，提出了新的情况下的新任务，并宣布了成立的机构和戒严令。是日，进城干部即连夜进行整训学习，安排工作，确定各区负责人。翌日，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5月1日，山西省北部重镇大同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同城4关、4门及围城工事，大同国民党守军总指挥官于镇河遵奉大同前指的命令，率部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的改编。5月2日，举行入城仪式。是日，大同城门及市内各主要建筑物上，鲜艳的红旗在朝霞辉映下，迎风飘扬。解放军以4路纵队，在军旗的引导下，迈着整齐而庄严的步伐进入城内，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队伍两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群众手持各种彩旗，不断高呼口号；各商店自行恢复营业，兴高采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入城队伍行至四牌楼即按计划分别向东、南、西三门行进出城。大同市军管会和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入城正式办公。大同市军管会随即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从此，古城大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古城巨变 云中旧貌换新颜

　　67年沧海桑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同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大同古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同已由建国前夕的一个仅有10万人口的贫困小城市发展成为拥有340万人口的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医药化工、建材、旅游等产业门类齐全的新型城市，并被列为全国首批十三个较大的城市之一和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九大古都之一。

　　今天的大同，全市上下勇立潮头，正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打造东承首都、西接丝路、南贯三晋、北通蒙俄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同心同力建设美丽大同、富裕大同、幸福大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好“中国梦”的大同篇章而奋斗！

　　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幸福生活，面对古城大同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同和平解放67周年之际，我们再一次想起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熄灭云中战火，为古城大同和平解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王平、詹大南、戎子和、赵汉等为了保护古城、保护人民、和平解放大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国及大同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铭刻在大同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

　　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国民党大同最高当局者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等，在历史关头能认清形势，经痛苦抉择后，断然脱离国民党阵营，回到人民阵线，可谓有识之士。

　　于镇河，这位大同国民党守军的最高将领、中将军衔，和平解放后定居北京，被分配到山西省参事室工作，政治运动中也有过几次冲击，但最终都以国民党起义将领予以待遇。

　　孟祥祉，原国民党第十专署专员、大同城防副司令、少将军衔。大同和平解放之后，回到北京定居，后到包头女儿家中探望被抓，于1951年按反革命镇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中子女要求了解真实情况，在聂荣臻、薄一波、杨成武、戎子和等领导同志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弄清了事实，大同市人民法院重新予以判决，恢复了孟祥祉起义人员身份。

　　1949年5月1日距今，已有67个年头，古城大同最终得以和平解放这段历史却不能忘却，成为塞上古城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