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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包工头生存现状:极端归宿是自杀和杀人

李大君在工地探访农民工
李大君在工地探访农民工

李大君在工地探访农民工

2016年春节老何一家在四川老家
2016年春节老何一家在四川老家

2016年春节老何一家在四川老家

建筑农民工在工棚中
建筑农民工在工棚中

建筑农民工在工棚中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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