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性的犬儒处处只看到危险，这会造成人的生存危险意识 错乱，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视为危险的人反而会更不安全。传媒 学者亚乃特(Ronald C. Arnett)和亚勒森(Pat Arneson)在《犬 儒时代的对话文明》一书里称习惯性犬儒为“在思考具体情况之 前就做出的反应”。习惯性犬儒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使人丧失 对生存安全条件的判断，“习惯性犬儒使我们对朋友的善意视而 不见，无法察辨生活里的真正危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关注哪些

　　看法，并做出何种反应”。A 这两位传媒学者看到，犬儒主义有 时候是一种“求生的心态”(survival mentality)，在特定的情况下 有合理的作用。他们反对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不思考状态下的非 理性条件反射，他们称之为“习惯的、平庸的、不加思考的犬儒 主义”。

　　习惯性犬儒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许多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 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习惯。他们无需了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 考，更不要说深入思考了。他们当中有的成为“用脚后跟想都知 道”的犬儒。这样的犬儒不仅自己不思考，而且对别人的思考也 极为鄙视和反感。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十足确定地否定任何思考 的结果，将其看穿为“公知”“叫兽”“砖家”的胡说八道。这样 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经验基础和根据，它 本身可能是对社会中存在的学术犬儒、知识犬儒、学院犬儒等的 直觉反应，是某种程度上真实生活经验的产物。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教授、专 家在说假话，用所谓的“学术”来取悦和投靠权力和当权者，谋 取私利。他们以貌似高深、渊博、精致的理论包装普通人用常识 就能看穿的谎言，有的甚至还相当“富有创意”，善于“理论更 新”，或有“理论建树”。普通人没有能力用理论去驳斥和对抗 他们，最简便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全然不相信，全然否定所有的 专家意见。习惯性犬儒的人们经常对抽象的理论本来就没有兴 趣，只关心自己日常经验和感受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所依据的是 自己的常识。小贩邓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头颅上致死，法医说是“外力作用”导致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像这样的 “专业意见”违反一般人的常识——砸人头，死了人，不能怪人 家头颅生得不好，也最容易造成普通人对专家和专家意见的习惯 性犬儒。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本来应该是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结 果，而不应该以服务权力为目的。他们的犬儒主义在于一面明明 知道知识应该独立(他们也假装自己是独立的)，一面却又蓄意 讨好权力，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却依旧坦然为 之。他们随时准备为权力人物的一时政治之需提供“理论支持”， 而在他倒台时，树倒猢狲散，犹如一群趋炎附势的食客，一哄而 散，并无一人出头护主。重庆“唱红打黑”期间一些学者、教授 闻风起舞，打造“重庆模式”理论便是一个例子。学者荣剑对此 评论道，“当今学人在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趋 炎附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 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 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情有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 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 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 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梅兹拉(David Mazella)在《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一书里 指出，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主要是政治不自由的结果，不仅是由 于个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由于他们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先已经画地为牢，自行限制了自由思考的可能。在严重的意识形态 对立中，尤其容易出现一种不管对手有什么理由，一概自动说 “不”的知识犬儒主义。它表现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 都要反对，或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一种 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常见的犬儒主义。例如《中国可以说不》 的作者之一宋强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说，全世界人民当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记者问宋强，这不正是美国人要说的 吗 ?宋强答道：“即使我们有错误，我们也不需要压迫者(美国) 来给我们指出。”B 他习惯性地预先设定批评者是“敌人”，所以 不管批评得对不对，都断然拒绝，不予接受。就接受习惯性的犬 儒主义而言，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权力可以操控一切的社会里，不 存在所谓的“独立学术”，尤其不存在独立的人文学术。一些知 识分子因为不得已而做“纯学问”，是一种憋屈的学术自宫。这 种一开始是逃避政治权力的“学术隐逸”，一旦有目的地转变为 在政治、社会问题上以沉默来践行顺从和不惹麻烦时，也就变成 了一种怀着憋屈装清高的犬儒主义。它以不反抗的“正确理解” 来假装“纯学术”是学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明知自己在体制里寄 人篱下、忍气吞声，却照样能沾沾自喜、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甚至觉得自己，在学问上高人一等。也就是这样，“纯学术”被当 作无可非议的“学术价值”，在学界被宣扬和传授。

　　权力随时防范着学术，设置重重障碍。但是，由于“学术”对权力有利用价值，所以还会被允许存在，甚至加以鼓励。当 然，首要的条件是学术必须无害于权力统治，而最受犒赏的则是 有助于或能配合权力统治的学术。权力的威胁与利诱造就了体 制性的“学术犬儒”，它往往是一种在清醒状态下的装傻——一 面自嘲，一面配合体制，积极自我审查;一面咒骂，一面迎合体 制的无理要求;一面鄙视不懂学术的顶头上司，一面顺从他们的 领导权威;一面嘲笑，一面参与为官员授予各种真的假学位和假 头衔。

　　政治权力制造了滋生和繁衍学界犬儒的环境。但是，正如梅 兹拉指出的，知识分子犬儒不单纯是为权力服务，而且是为“以 某种说法来代表‘人民’的权力服务”。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为 权力服务，而且还要证明他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是公正而正当的， 是值得为之服务的。这样一来，他们的服务便有了正当性。A为 了证明权力是公正、正当，甚至是一种最合理、完美的权力，知 识分子往往需要在政治、社会、文化理论上有所创新和发明，最 能胜任此项任务的便成为创新型犬儒。如果说习惯性犬儒是大众 犬儒的特色，那么创新型犬儒便是知识分子的专长。

　　创新型的犬儒是一种“ 知识犬儒主义 ”(intellectual cynicism)，这些犬儒人士都受过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当的思 考和知识能力，拥有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记者、媒体人的 体面职业。他们当中，有的一面厌恶体制，一面却在其中做各种 “纯学术”表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为职务升迁、为“受重视” 或为一点课题经费使尽心计、百般讨好、颠倒黑白。还有做政治 投机生意的，如那些在唱红打黑的日子里“奔向重庆”的头面知识分子。

　　不存在一种脱离政治制度的，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犬儒 文化，犬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种政治文 化，越是在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越是如此。在不同制 度中，犬儒主义看穿的对象和幻灭的内容会有所不同。而且，即 使都是看穿和幻灭，也不会同样表露出来，有的可以公开，有的 不能公开，必须小心翼翼地隐匿和伪装起来。假面社会里的犬儒 主义是隐匿和伪装的，这使它成为一种有别于一般犬儒的变种， 一种在特殊环境中转基因的犬儒。在普遍缺乏公开性、真实感、 相互信任的社会里，转基因的犬儒会四处蔓延，不断变异。这种 生活状态和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义的。深度的犬儒主义 渗透在许许多多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 略、生活态度、话语习惯和人际关系中。然而，无论一种犬儒主 义如何特殊，如何深度进入社会文化的肌理，它毕竟只是特殊群 体应对特殊生存处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类的必然生存处境，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变的，它 对公共生活的消极影响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

　　来源：徐贲著《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