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至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等。与人合著《周恩来外交风云》《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等。

　　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发表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研究的文章数篇。

　　书摘正文：

　　卷一

　　1978年，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年代，73岁、已是耄耋之年的陈云，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开始了继续发挥老一辈革命家重要作用的晚年岁月

　　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上，对一位老人年龄段的描述，人过70岁，就应该是“古稀之年”了。尤其是到了73岁，是老年人生的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能够更加长寿，因此自古就有“七十三、八十四”之说。

　　而当历史跨入1978年的时候，陈云正好进入73周岁。作为一个普通老人而言，陈云似乎是进入了晚年的岁月；但对于一个大国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陈云的政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1978年开年以后，陈云不断地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加紧为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平反，进一步拨乱反正

　　1978年开年以后的中国，处在一味继续进行全方位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此时的中国政坛上，核心人物是华国锋。

　　而此时的陈云，仅仅只是一位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是，陈云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委员。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叶剑英多次委托王震找陈云商量对策，陈云的支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陈云一方面思考着拨乱反正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加紧从事解放一大批被林彪、“四人帮”打倒的老干部和国家栋梁的工作。

　　近一年来，陈云在多种场合，利用各种方式强烈呼吁：应该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在1977年3月13日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就很有技巧：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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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三个“完全”，陈云的态度一目了然。

　　此后他还说过：“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在陈云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间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决定的。

　　由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与邓小平强调的“要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完全不合拍。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意见，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评。后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陈云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还经常书写这样的条幅赠送传播。

　　就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题目就叫《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呼吁：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对“两个凡是”等观点，陈云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除了利用舆论的力量以外，陈云还直接给当时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等领导人写信，促使“文革”留下来的所谓“历史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78年1月3日，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写信，向他们转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送来的一封信。胡耀邦在信中反映了王鹤寿由于“历史问题”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王鹤寿因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中共营救出狱这段所谓历史问题，被诬为“叛徒”，长期受到关押。陈云在给华国锋等人的信中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陈云果断提出：“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

　　在陈云敦促下，王鹤寿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不久，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人们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开始见到王鹤寿的名字。

　　4月24日，陈云再次致信华国锋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曾志关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曾志系陶铸之妻，“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中同样受迫害。陶铸于1933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中共湖北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陶铸在抗日战争期间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担任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南下，先后担任华中、中南、华南军区重要领导职务。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却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曾经被捕那段历史也被诬陷为“叛变”。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含冤去世。

　　对陶铸的所谓“历史问题”，主管过组织工作的陈云是清楚的。他在给华国锋等人的信中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陈云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经陈云出面，解决陶铸的问题很快有了进展。

　　陶铸和王鹤寿的问题属于同一类情况，为加大为他们平反的工作力度，11月份，陈云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留有“尾巴”。

　　当年年底，王鹤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陶铸也得到彻底平反，在12月24日召开的追悼大会上，陈云还为陶铸致了悼词。

　　亲自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奔走呼吁，使他们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这样的事，在陈云身上发生过无数起。由于陈云的努力，“文革”中造成的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得以改正、平反。

　　2.国家急于要上120个大型项目，陈云有不同的想法。他首先在党内给人们“打预防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陈云建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1978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重要而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仅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就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体会议。一次是年初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一次是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的2月18日至23日，陈云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做准备。

　　中央全会讨论了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按照会议分组，陈云参加东北组的讨论。对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前两个文件，陈云是有一些想法的。

　　在《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五个重点港口……

　　这是一个庞大的建设规划。按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么大的摊子，超出了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的实际建设能力，一旦全面铺开，是很难收拾的。这120个大项目，最初是1977年由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谈到“六五”计划任务时提出的，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总的来讲，这些任务和设想，反映了当时领导层和党内外同志想把“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急迫心情。如果这种心理得到了错误引导，势必会使建设的航船走入盲区。

　　二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开始在党内给人们“打预防针”。他主要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点，陈云首先提出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他强调：“要把农业放在必要位置上。”

　　陈云说：

　　对农、轻、重的次序，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没有这样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农业搞上去要费相当劲儿的认识，不一定一致。报上讲到要建设工业省。却很少听到要建设工业农业省。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中还要有一部分种植经济作物。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的土地也比我们多。我们前几年每年要进口四五百万吨粮食，今年还要进口七百万吨，因此首要目标应是减少一些进口。即使今后产量达到八千亿斤，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水平比起国外来说也还是低的。要把农业搞好，除开展学大寨运动外，还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等。

　　第二点，陈云提出了工业的重点问题，他强调：“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

　　陈云说：

　　今年钢将达到年产三千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

　　第三点，陈云提出在建设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今后几年，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

　　第四点，陈云提出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问题，他强调：“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的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

　　他对现有人才的使用状况是担心的：

　　建国28年来，我们已培养出100万理工科大学毕业生、500万中专毕业生，这些人才应当是各部门的骨干，但现在有些没有被摆到适当位置。

　　第五点，陈云进一步提出要提高生活质量。他说：

　　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可在短期内进口饲料，出口些好肉；要增产豆制品；可建些大船到深海捕鱼，并在船上加工。

　　会议期间，对有关宪法的修改问题，陈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月21日，在东北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会上，陈云表示赞同此次宪法的修改，他发言说：

　　宪法的有关条文修改得很好。

　　例如，第五十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不仅规定劳动者有正常的节假日制度，还载明：“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和鼓励。过去我们曾让有关部门推选一些劳动模范或其他优秀分子到一些胜地去疗养，很多人受到了鼓舞，效果很好。这实际上就是对那些“干不干，一个样”的有力批判，同时能起到鼓励人民群众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作用。

　　又如，第九条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改为“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更符合党的政策，更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二中全会闭幕后，陈云接着出席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就在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华国锋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确定了未来8年间的建设指标：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到1985年，钢、原油、粮食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2.5亿吨、8000亿斤，到20世纪末工业生产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

　　一些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预感到，这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和高指标，必然会在随后的工作中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由于连续地开会和工作，陈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会后不久，他的心脏病轻度复发。好在及时注意调整，并无大碍。

　　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央确定的经济建设高指标后不久，实际工作中的难题便接踵而来。一方面是加快发展速度、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局面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是中国依然落后且遭到破坏的客观现实。如何解决发展速度问题，需要进一步集思广益，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

　　为此，从7月6日开始，国务院专门召开务虚会，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

　　会议一开始，有关建设速度快慢的问题至少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赞成以原来设想更快速度建设“四个现代化”；一种观点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以免出现过去“大跃进”的失误。

　　会议进行期间，前一种观点显然占了上风。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该报代表团出国访问后的感想，题目就是《速度及其他》，文中高度赞赏罗马尼亚打破工业发展常规，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高速度增长的做法，并断言：“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本世纪末，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从近两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好转，“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可以消除这种认识出发，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会上的这些情况，陈云高度关注，他除了阅看会议简报外，还找人了解会上的不同意见。

　　根据陈云的建议，这次的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直到9月9日才闭幕。

　　对国务院务虚会的情况，陈云记忆深刻。当年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道：“今年7月31日，我曾向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直到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还谈到这件事。他说：“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同志说，也对谷牧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后来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务院务虚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在听取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出访代表团访问国外的一些见闻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发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会上也提出了一些促进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思想，如：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要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保障工业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等等。

　　3.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提议：要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陈云先提出，中央应该考虑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然后他才谈下一步的经济工作

　　国务院务虚会议结束后，陈云于9月19日来到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休养。在这里，他住了一个多月，一方面休养，一方面思考一些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11月7日，为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由杭州回到了北京。

　　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会议分6个组讨论，陈云被分在东北组，他为在这次会上发言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即：（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要真正把国家经济搞上去，必须解决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在会前提议，这次会议要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根据这一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议开始前几天，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开始出访泰国和新加坡。在党内德高望重的陈云，从会议一开始，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华国锋首先讲了话，表明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一致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华国锋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为让大家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华国锋提出，请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但是，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全党关心的大问题。

　　11月12日，参加东北组讨论的陈云在会上做了一个具重大导向性的发言。

　　陈云首先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接着，陈云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因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不解决这些问题，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进一步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当即提出了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六大“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即：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抗战初期所谓自首分子问题；陶铸、王鹤寿等人的所谓叛徒问题及中央专案组不正常状态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置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错误问题。

　　陈云所提的这六大问题，“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影响”，必须由中央来考虑并做出决定妥善解决。比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前，当时薄一波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敌人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酷刑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甚至面对死亡，也没有屈服。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严重缺乏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些同志经党营救以后，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他们出狱的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7年3月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一起重大的错案。而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是我们党的重要政治财富。

　　这些问题不解决，“是很不得人心的”。

　　陈云将这些问题一一列出，他说：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 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总之，“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 。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 ，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恰似政治上的“一声惊雷”，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这些涉及极大的政治问题，由陈云说出来，真是大快人心。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人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六点意见，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

　　此后的会议，很快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陈云还多次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11月22日的东北组会议上，当聂荣臻在发言中谈到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时，陈云积极呼应，不时插话。当聂荣臻讲到“二月逆流” 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当讲到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的平反问题时，陈云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当讲到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时，陈云插话说：“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当讲到康生历史问题时，陈云插话说：“康生是否被捕过？被捕后表现怎样？对这些要慎重，没有真凭实据不要轻易定。”

　　陈云的一系列发言和插话，为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打开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提出的几大问题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回应。

　　11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

　　解决这些问题，是人心所向；陈云心情也为之大快。华国锋讲话的第二天，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华国锋的讲话，并强调说：“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我国目前的大局。”在讲到干部复查问题时，陈云进一步说：“被复查的人要有充分申诉意见的机会。应该相信，党对于所有被复查的干部将实事求是地做出合乎事实的结论。”

　　在陈云的大声疾呼下，一些未来得及在会议期间解决的问题，也留待会后逐渐解决。

　　解决上述问题的眉目舒展开来以后，为与会者在接下来进一步讨论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整治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做了重要的铺垫。在后面几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才开始谈起经济工作问题。

　　12月10日，陈云上午、下午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上发了言。他满意地说：“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好就好在真正恢复了党的民主作风。对同志的批评指名道姓，畅所欲言，这是会风，也是党风。如果我们党能保持这次会议的作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陈云认为，有了这样的民主风气，党和国家的工作才能搞好。因此他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云着重谈到了如何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下一步的经济工作。

　　讲到四个现代化，陈云强调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

　　今年7月31日，我曾向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

　　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透露，早在1942年，他在延安养病的时候，就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为了弄清“实事”，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有时也将这六个字概括说：“全面、比较、反复”。）

　　讲到下一步的经济工作，陈云发表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讲到进口粮食，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他认为，为使农民稳住，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讲到下放财权，他指出：“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讲到发展旅游事业，他的意见更加深刻：

　　我看了旅游局的一个材料，他们计划1983年接待300万人次，可以收入30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

　　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

　　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54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

　　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反过来想一想，有无害处？有。例如：其一，外国会派特务来侦察，现在就有嘛，只是小开口、大开口的问题。其二，可能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其三，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情况。这也不要紧，我们本来并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

　　陈云的五点意见表明：农业要抓住粮食问题和农民问题这一经济工作的核心，首先要解决这一重中之重；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否则欲速则不达；财经体制要改革，要给地方真正的自主权；基本建设的摊子不能铺得太大，不能有材料的缺口；第三产业中要优先考虑旅游业的发展，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

　　陈云谈的这几点意见，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原则性问题，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和普遍赞同。当他刚刚讲完时，全场热烈地长时间鼓掌。其中当他讲到第三点关于财经体制改革问题要给地方“真正的机动财力”、“不能有名无实”时，全场更是热烈鼓掌。这样的场景，甚至都写在了当时的会议记录中。

　　陈云的这一发言记录，当天就作为大会简报印发。

　　4.邓小平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定调。三中全会公报多次提到陈云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职务变化，他在会上谦虚地表了个态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间是12月15日，但闭幕会是在12月13日开的。由于会议的重要性，闭幕会后，各组又讨论了两天才于12月15日彻底结束。

　　12月13日，陈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是11月14日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的。回国以后，邓小平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出访，邓小平感触颇深，尤其是新加坡发展的经验对他影响较大。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老战友在如何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思路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共同认为，对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后，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详细阐述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主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认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强调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他还重点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这点也是陈云在会上强调的意思。邓小平说：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邓小平提醒大家：“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邓小平还讲到了国际国内都很关心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他最后提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这篇讲话，全面地阐述了如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对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指明了基本的路线、方针、方法和措施。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讲话的精神，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声明中称：结束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不正常状态，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

　　两天以后的1978年12月18日，具有重大而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陈云是带着一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未曾有过的愉快心情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议的。

　　由于有了中央工作会议所做的充分准备，有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圆满的解答。三中全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议还提出了改革我国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之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在经济工作方面，鉴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现状，会议根据陈云等人的提议，提出了必须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的任务。

　　除了取得以上这些引人关注的成果以外，这次会议引人关注的另一个亮点，是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陈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唯一增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成为中央领导机构调整中党内外、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

　　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陈云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样评价的：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对这种政治局面及其作用，陈云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连续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后，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陈云讲话的第二层意思，是对自己的当选表了个态，他诚恳地说：

　　现在，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我感谢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但是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说量力而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经历十年“文革”内乱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陈云个人的人生命运和政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尽管他自己表示“身体情况是很差的”，“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但是，由于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和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陈云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举足轻重的。

　　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5日召开全体会议。会上确定了陈云等新增选的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陈云分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门。会议还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分别任副秘书长；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兼职。

　　除了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分工以外，中央对陈云的领导特长还有考虑：由陈云来侧重主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央财经工作。

　　已进入人生耄耋之年的陈云，本应该安享清福、颐养天年了。可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却被特殊时期的中国赋予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需要他发挥特殊的作用。

　　卷二

　　改革开放初期，熟谙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云重新执掌中央财经大权，如何将中国经济建设这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引入健康发展航线？陈云煞费苦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走上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陈云，好像坐在了一条挂上大帆的快船上——扬帆快进之势在催逼着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乘风破浪。

　　然而，这艘快船所处的航道，却是水面充满荆棘、水下暗流复杂的河道。不拓宽河面、疏浚河道，大船根本不可能快行；更无法驶向大海。

　　——1979年的中国经济，就好比这样一艘需要首先拓宽河面、疏浚河道的航船。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对这一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警惕。会议虽然讨论并原则通过了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但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再提交1979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张调整国民经济的声音，逐渐由弱变强。

　　1.计划指标和投资能力、建设规模和综合国力出现尖锐矛盾，中国的国民经济将偏离正常发展轨道。陈云断然表态：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项目，否则计划不要下达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谈到国民经济中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时，只提了“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这一点。其实，粉碎“四人帮”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洋冒进”，也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重要原因。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对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又一次出现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

　　自1976年开始，“洋冒进”逐渐抬头。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些超出当时客观条件许可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大中型拖拉机达到80万台，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全国灌溉面积增加到8亿~8.5亿亩，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将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为大寨县。

　　从1977年上半年起，工业方面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也不断发展。4月18日，在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各地区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5月9日，华国锋又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预言：“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为此，他强调必须加快建设速度，甚至说：“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8月23日，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全面跃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和各大宣传媒体中，都出现了“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等文字。

　　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开始制订脱离实际的“跃进”计划，确定高指标。

　　1978年后，“洋冒进”开始实施。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地各部门批转下发了国家计委根据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情况提出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汇报要点》提出：在“五五”计划的后三年，即1978年至1980年，农业每年以4%~5%的速度，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为“六五”计划大上做准备。在“六五”期间，即到1985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煤炭达到9亿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度。

　　前面提到过的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的庞大的基本建设计划，就是《汇报要点》要求下的高指标的产物。

　　《汇报要点》还设定：到2000年以前，中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到那个时候，粮食总产量要达到1.3万亿至1.5万亿斤，钢产量要达到1.3亿至1.5亿吨；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将赶上和超过欧洲的某些工业发达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按照这个建设方案，从1978年至1985年，全国的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尽管上述计划并未经过科学论证，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但却很快被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讨论，并形成了《1979—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急躁冒进情结。“高速度”，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多次强调，要从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全方位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他说：“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和斗争，而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高指标的确定，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它不仅进一步助长了脱离实际的急躁冒进倾向，而且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

　　中国这艘大船要想扬帆远航，必须事先做好休整的工作——调整国民经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经济工作方面提出的一些重大而明确的思路，就意味着重新调整国民经济的序幕已经慢慢拉开。

　　重新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陈云，上任以后最为关注的一项工作，就是如何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面对计划指标和投资能力、建设规模和综合国力不相适应的尖锐矛盾，陈云更是忧心如焚。

　　1979年刚开年，一套紧急文件送到了陈云的案头。那是《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以及国务院关于下达这份经济计划安排的通知稿。文件是元旦这天由李先念送来的。李先念在送这份文件的同时，给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陈云、汪东兴三位副主席（另一位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不在北京）写了一封加急信。信中提到，在国务院系统，对这两年的经济计划安排已经讨论过多次，送交国务院通知的当天，李先念已找负责计划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房维中等人商议了一下，目前的这份通知和计划安排草案，准备尽快发至县团级。

　　李先念在信中强调：“为了节省时间，可重点看修改的地方（已用红笔画出）。”

　　首先拿到文件的陈云，不仅重点看了红笔修改过的部分，而且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

　　国务院的通知稿中点明了一个问题，即要完成国家计委拟下达的经济计划，在物质上仍有一些缺口。

　　长期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熟谙领导经济工作的陈云心里非常清楚，这份计划实际上给经济工作造成了两难境地：如果坚持下达这样的计划，那么物资供应的缺口就必须补上；如果要求生产单位完成任务，就不能留缺口，必须降低指标。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降低指标。

　　经过慎重考虑，陈云在文件上做了这样的批示：

　　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

　　这条意见明确而不容置疑，果断而有可操作性。陈云的意思非常清楚：不堵上缺口、不降低指标、不减建某些项目，这样的计划宁可不要下达。

　　这套文件正在送请华国锋、邓小平等人阅示过程中，又一份文件送到了陈云的案头。1月4日，新华社编的专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28期，将国家计委“参”了一本。这期“内参”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国家计委还在留缺口》。

　　报道原文是这样写的：

　　新华社讯：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同志最近反映，国家计委在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水电部一些直属的发电厂今年第一季度得到的煤炭供应指标，比这个期间国家发电计划实际需要的煤炭，相差70万吨。按全国算，煤炭共差2000万吨，电力相差30%，铁合金相差40%。

　　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他们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不要留缺口，可是缺口还是留这么大，不知是为什么？有些同志要求国家计委“正视计划工作留缺口给企业生产造成的困难，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天津市和辽宁省的一些同志认为，如要完成国家计委下达的生产任务，那么物资供应的缺口就必须补上，要不就得降低指标，否则是很难完成计划的。

　　看着这期“内参”，陈云在一些重要的字句上做了圈点，并在“要不就得降低指标”一句话下重重地画了一条线。陷入沉思的陈云在这份文件上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三人批了这样几个字：

　　国锋、小平、东兴同志：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陈云让秘书送请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传阅。

　　陈云的意见，也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当即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两位懂得经济工作的中央副主席的意见，有着重要的分量。也引起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的注意。

　　第二天，即1月6日，邓小平就经济建设的方针和规划等问题专门约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表达了与陈云完全相同的意见，他说：

　　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1985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6000万吨不可。在工业内部，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通讯、建材等方面。搞电，要注意多搞水力发电，搞坑口电站。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

　　邓小平还专门把陈云的意思讲给大家听，说：

　　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和邓小平联手解决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总方针上的调整。他们的意见，在中央领导层内终于占了上风，压倒了急躁冒进的势头。

　　由于陈云的阻拦，邓小平的支持，《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没有按原计划下达，国务院的有关通知也没有发出。国家计委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会同有关部门着手对计划草案进行修改。修改的重点，就是把高指标降下来。

　　2.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已是刻不容缓。陈云、李先念主动上书中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揽财经决策，并用两三年时间进行调整。邓小平极力支持陈云挂帅

　　中国的国民经济经过十年“文革”的严重破坏和几个阶段的低速发展甚至徘徊不前之后，已经远远跟不上国际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尤其是各级干部（包括众多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自然产生了一种急于改变国内经济落后状况、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加快建设步伐的要求。因此，要想把急躁冒进的惯性真正扭转过来，把在热切期待下制定的高指标降下来，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

　　陈云理解党内外想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急迫心理，但他担忧的是，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已经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步伐，正在催促着人们超越客观实际提供的可能性。高指标和洋冒进的结果，必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要解决愿望与现实的接轨问题，必须拉近经济计划和客观实际的距离。陈云认为，在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当务之急是必须将国民经济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由中央做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而这样的决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决策，必须充分听取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的意见。

　　陈云的想法与李先念不谋而合。两人一经沟通，很快达成共识。

　　1979年3月14日，陈云与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全文如下：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12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李先念、陈云

　　3月14日

　　这封信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成立财经委员会这一机构，统一领导财经工作；另一层意思是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两人经过慎重思考后的几点意见。

　　信中提到组成财政经济委员会的12人，都是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同志，写信人主动提出：“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这封信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方针和运作原则，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三天以后，华国锋阅后指示姚依林，将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陈云、李先念提出的意见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问题。

　　在第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做了系统发言。他讲的中心意思，是强调“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

　　陈云从四个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

　　第一，经济建设要讲实事求是。

　　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陈云对中国的国情做了这样的判断：

　　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的国情：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农业要用电，小城镇工业要用电，大工业要用电，电总是紧张就是了。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

　　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苏联现在劳动后备军不足，中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总之，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第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鉴于政治局开会前，国家计委已经拿出了修改后的1979年经济计划，将一些指标降了下来，陈云肯定说：“计委这次拿出的这个文件比较好。”针对文件中将钢的指标降为3200万到3300万吨，有人顾虑好像等于原地踏步一事，陈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60年代初搞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600万吨。今年钢不提3600万吨，也不提3400万吨，提出3200万到3300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3200吨钢编计划。

　　陈云根据自己的多年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在发展工业问题上不按适当比例，一味突出钢的指标带来的不良后果：

　　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待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陈云还强调，如果一个国家不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不按比例发展，靠借外债来发展自己，是靠不住的。

　　第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鉴于“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陈云认为，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时限不会短。他提出，只有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扭转目前的比例失调的状况。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点，陈云再次强调：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怎么调整？陈云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

　　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同意（余）秋里同志他们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这个话对。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小化肥厂，有些地方不愿意减下来。我看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下来。当然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

　　他提醒大家要看到调整工作的难度，说：“要完成调整任务，很不容易，因为过去十年欠了账。”

　　第四，到20世纪末，钢的指标不能定得太高。

　　陈云也不赞成在远景规划中将钢的指标定得过高，他提出：“2000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21年，我说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

　　为什么这样定位钢的产量，陈云风趣地解释：

　　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2000年搞到8000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200万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8000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那时钢达到8000万吨的国家并不多，还不是那么几个。要看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20年的时间。到2000年能达到8000万吨钢，就不错了。

　　数量是这个数量，要按这个数量做计划。远景规划的指标定到这里，超过了，欢迎；少一点，也满意。

　　陈云的意思，指标下来了，质量却要上去。对此，陈云进一步强调：

　　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20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

　　由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调整与以往的调整有很大的不同，陈云提出，必须处理好调整与开放的关系，不要因为“调整”忽略了“开放”。为此，他在会上肯定地说：“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

　　陈云的上述意见，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在最后一天（3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也讲了话。

　　邓小平同意陈云提出的要用三年时间来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意思，他说：

　　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说：

　　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另一方面，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

　　对陈云关于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把质量搞上去的意见，邓小平完全赞同，他明确地说：

　　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

　　对原先批准的一些计划规模太大、国民经济负担不了的方面（比如国防），邓小平提出，那根本谈不上进行调整，而是要重新商议的问题。

　　对从国外引进的计划，邓小平表示，也要大大缩小，哪些引进哪些不引进，引进多大规模，必须由财经委员会决定。言下之意，这些需要在陈云的主持下来定。

　　对调整的未来效果，邓小平充满了信心，他说：“可以肯定，经过三年调整，各行各业都会前进，产品质量会更好，品种会更多，消耗会减少，积累会增加。”

　　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楚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定位，邓小平这样界定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陈云和李先念联名信中提出的意见。因此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也将财经委员会的机构和人员配备定了下来，会议决定，由陈云担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担任副主任，姚依林担任秘书长。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为了让党内的同志明白这个机构的职能，几天以后，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专门强调说：“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对陈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财经工作方面的能力，党内外是公认的，由此再次让陈云“挂帅”，的确是众望所归。在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发言中还流露出了许多对陈云的赞誉之词。一贯谦逊的陈云在会上表了这样的态：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我要有自知之明。

　　但对党中央和同志们的信任，陈云则再次表示：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3.陈云走马上任，主持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他提出：大家要协力同心。还要找几个年轻人来当“后排议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会后，调整工作的八字方针正式出台

　　作为“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的决策和领导机构，财经委员会设在国务院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要等到6、7月间才能召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的紧迫性不允许这一机构等到那时才开始工作。因此，自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陈云立即走马上任，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开始重新担纲中央财经工作，执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的财经大权。

　　3月25日上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会议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在了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在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信中提到的财经委员会12名成员，除王震不在北京外，其余11人全部与会（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设立机构时，财经委的成员又增加了方毅）。

　　上午10点整，主持会议的陈云首先发表了开场白：

　　今天开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叫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一共有12个人，除王震同志以外都到了。

　　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

　　陈云一共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点，他首先要求财经委员会的成员要协力同心，搞好合作。

　　到会的人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财经战线上长期工作的老同志，大都在陈云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因此陈云特别强调要大家好好合作。陈云环顾了一下到会的各位，郑重地说：

　　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李）富春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以上，我今年75岁。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陈云讲了调整的方法和目的。

　　陈云让大家将此次国民经济调整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联系起来考虑，他提出：

　　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马）的下（马），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陈云要求大家尽快理出目前经济领域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来。

　　他事先告诉大家，4月5日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家都要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如安排2000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等等。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财经委的同志要理出几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来，以便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四点，要提拔一些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到财经委员会工作。

　　陈云感觉，要适应新时期的调整工作和改革开放局面，财经委员会成员的年龄明显地老化，对此他提议：

　　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

　　他严肃和沉重的口气中透着风趣，说：

　　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陈云讲完话后，李先念也讲了话，他完全赞同陈云的几点意见。

　　为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中共中央于4月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财经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根据事先与陈云沟通过的意见，在会上做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作为领导财经工作和经济调整的“总导演”，陈云着手抓了上海宝山钢铁厂这一重大建设项目。

　　4.按陈云的意见，这次调整，该下马的要坚决地下；该上马的，要“快马加鞭”。对宝钢这个最大的项目，陈云亲临现场调研，主张：“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上海宝山钢铁厂，是这次调整中面临的最大的项目。

　　在上海这样的工业大市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炼铁厂以解决上海生铁严重缺乏问题的建议，始于1977年春。同年9月，冶金部组织“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又称中国冶金考察团，内有国家计委的有关人员）访问日本，考察日本钢铁工业的情况。代表团一共考察了12个大的钢铁厂，其中主要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所属的钢铁厂。代表团回国以后，向国务院写了考察报告，介绍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报告强调：日本1960年生产2200万吨钢，1973年钢产量达到1.19亿吨，13年翻了两番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1960年生产钢1866万吨，同日本的2200万吨差距不大。但是到1973年，中国钢产量还只有2522万吨，为同时期日本钢产量的五分之一，13年只增加了35%，即656万吨，对比之下，中日两国钢铁工业的差距迅速扩大。报告强调，日本的主要做法是：依靠进口矿石、煤炭、石油，引进和消化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实行钢铁工业的设备大型化、生产连续化和操作自动化，同时特别重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培训工作，取得了比中国高10倍以上的劳动生产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二分之一左右，产品质量好，成本低，增强了同欧美钢铁工业的竞争能力，也提高了日本机械制造、造船、汽车等行业的竞争能力。报告还指出：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世界性经济不景气，日本大钢铁厂均不能满负荷生产。日本钢铁界急于找出路，输出技术、设备的愿望非常强烈。

　　代表团的报告建议：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引进一些必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把中国钢铁工业搞上去。

　　代表团回国的时候，新日铁还送给代表团一套介绍君津制铁所、大分制铁所生产与建设的电影和幻灯片。国务院领导人看了代表团的报告，也看了代表团带回来的电影和幻灯片，认为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电影和幻灯片，也拿给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看了。这次代表团的考察，对宝钢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冶金部与上海市等方面联合向中央提出，借鉴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在上海建厂。

　　鉴于上海地区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局面，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将其纳入国家钢铁工业的长远规划中。

　　然而，国家钢铁工业的长远规划，还远远不止这一个建议。当年11月9日，冶金部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时提出：到20世纪末，要拿下20多个鞍钢。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则提出：要建设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

　　1978年2月，经中央批准，由国家计委汇总向国务院提出的规划，提出今后8年要引进68个到69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这些项目一经批准，立即开始谈判签约。在1978年签约的合同金额中，有近80%，即60亿美元左右用于引进新的大型成套设备，即后来统称为22项的大工程。这22个项目包括：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大庆石油化工厂、齐鲁石油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的2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镇海炼油厂、新疆乌鲁木齐炼油厂、宁夏银川化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生产装置，以煤炭为原料的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矿基地，贵州铝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三聚磷酸钠工程，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陕西咸阳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设备等。

　　该上马的和不该上马的项目，一窝蜂地立了下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这些项目纷纷上马，被放置在一种急于求成、盲目跃进的大气候中。

　　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合同金额，则排在所有大项目中的首位。在中央同意的由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和上海市《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决定厂址选在上海宝山县，成套设备从日本引进，矿石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项目预算总投资为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还有人披露，宝钢一、二期工程共计划基建投资300亿元，其中包括外汇资金20亿美元）。

　　对上马宝钢这样的特大项目，李先念曾在一次讨论宝钢建设问题的会议上，坦陈过自己的肺腑之言：“有生之年不多了，想把国家搞得好一些，搞起点实力来，你弱了，人家不理你那一套！”

　　宝钢工程建设从1978年春天正式动工，其领导体制最初是冶金部、上海市双重领导，以上海市为主（9月以后，根据建设的需要，改为由冶金部为主，直属领导）。根据冶金部与日本新日铁签订的总协议书规定，宝钢一号高炉系列（即一期工程）将在1980年建成投产。由于工期太紧，正式动工之前，冶金部又把建成时间改为1981年底、1982年初全面投产。这么大型的钢铁工业建设工程，从正式动工到建成投产，满打满算只有3年的时间。时间如此紧迫，工程指挥部不得不在建设中提出了“抢建”的口号，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争时间、抢速度。为此，冶金部和上海市调集了全国、全市各方精兵强将参与建设，总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6.4万多人。在上海市远郊农村的一个不到20平方公里的地域里，集中这么多人，仅道路交通和吃、喝、拉、撒、住，都是个大难题，工程建设中遇到的诸如财政、外汇、重要物资的供应等困难，更是日趋严重。

　　在一种尽快抢回“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迅速改变国家经济遭到的严重破坏的强烈愿望下，宝钢的筹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仓促上马、急于求成、工期安排考虑不周等问题。国家在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将要投入数以百亿计的巨资建设宝钢，人们在关注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要议论纷纷。

　　尤其是调整工作开始以来，社会各界对宝钢建设提出的质疑越来越多，“下马”风也越刮越烈。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一切正在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和特大项目，都面临着“上马”或者“下马”的两难困境。按照中央确定的“把那些影响全局而且本身也难以正常发展的‘长线’调下来”的意见，该“上马”的“上马”，该“下马”的“下马”。

　　在中央做出调整的决策以后，宝钢建设何去何从，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焦点之一：是“上马”还是“下马”。一些人主张继续上马，毫不动摇；另一些人则提出应该当机立断，及早下马。

　　争论焦点之二：是全部进口还是部分进口。有人主张“立足国外”，既购买全套技术和专利，又成套进口全部设备；有人主张“立足国内”，购买技术、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其他设备自己制造，锻炼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

　　1979年4、5月间，随着调整工作的展开，对宝钢的争论也日益激烈，各种意见都提到了最高决策层，都需要陈云领导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来拍板定案。这期间，陈云正在杭州休养。杭州离上海如此之近，陈云听到的意见也更多。

　　在这次休养期间，陈云对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倾注了大量心血。宝钢建设的问题，也是陈云在此次国民经济调整中着力思考的众多大问题之一。

　　调整工作展开以后，宝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陈云听到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为此，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决定对宝钢进行深入调研。

　　5月中旬，他委托自己的老搭档——刚刚被“解放”出来工作不久的薄一波，在北京召集一些过去搞过钢铁的人研究宝钢建设问题。陈云请姚依林转告薄一波：总的原则是：宝钢要搞，但要脚踏实地地干，不要搞得太急，要一步一步来；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些变动，但不是不要搞钢铁，也不是是否下马风的问题，而是怎么才能把钢铁搞出来。

　　陈云还坦率地说：“要承认我们搞财贸后勤有经验，搞大工业还是不行。”

　　薄一波按照陈云的意见，于5月下旬召集王鹤寿、吕东、柴树藩、宋劭文、沈鸿、安志文、唐克及冶金部有关负责人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专门研究宝钢建设问题。

　　薄一波在会议开始时说：“宝钢建设是件大事，需要大家议论议论。这次想多找几个同志谈谈，多议几次。谈完后，提出个意见，帮助陈云同志下决心。”

　　薄一波还透露了陈云的态度：“他的意见是要避免过去那种折腾。为了把这件事搞好，把钢铁生产真正搞上去，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设想一下。要好好吸取50年代我国建设156项和后来大炼钢铁的经验，搞好综合平衡，还要总结武汉钢铁厂和马鞍山钢铁厂等的经验。”

　　参加北京座谈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谈了自己的意见。从总体上看，有这么一些观点：（一）引进项目一定不能孤立地搞，要有长期计划，要有计划按比例，搞综合平衡，既要讲农、轻、重等各部门的综合平衡，又要讲工业内部的综合平衡，还要制定技术政策，把各方面的科技专家集中起来搞；（二）引进工作重点要考虑引进制造技术，要讲求质量、技术、品种，要通过引进技术，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搞上去，在引进的同时，要改造自己的机械工业，改造现有的企业，使之提高水平，更新换代，不能指望从国外买现代化；（三）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某一时期内“以钢为纲”可以，但不能长期如此，更不能“以钢唯一”，也不能先定一个钢的指标，然后才考虑其他；（四）宝钢的进度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该退的退下来，技术上请外国专家帮助搞，时间可以搞长一点，比如到1986年、1987年行不行？（五）做事情、想问题，要集思广益，不要从行政命令出发，要避免过去那种折腾，不能“摇头容易，摆尾难。”

　　北京座谈会议论的结果，大家对要通过建设宝钢，把钢铁工业搞上去这一点，分歧并不太大，只是在如何搞上去方面有些不同看法，在快和慢、多和少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座谈会初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宝钢第一期工程已签订合同，可按合同办，不动了；第二期能否重新考虑，把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尽可能都想到，把困难看得多一点，搞得更稳当些，要把工艺、制造、技术都买进来，尤其买进制造技术，把自己的机械工业带动起来。为此，要花钱请专家，在建设时间上可以耽误一点，进度可以推迟一些。

　　会上，大家对领导体制、引进体制和外贸体制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现在的外贸体制确实死板，不太灵活，应该想办法搞得活些，应该有立法。有同志还提出：“应成立机械工业委员会，把国内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

　　这次会议的意见，后来经过归纳、总结，由薄一波向陈云做了详细汇报。

　　在委托薄一波召开北京座谈会前后，陈云也在反复思量宝钢建设项目问题。5月中旬，陈云在杭州看到了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批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向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明确主张，宝钢应该上马，而且预计1984年全部建成。报告还有一个观点：宝钢建设要调减外汇投资，增加国内投资，立足国内。

　　陈云基本同意这份报告的观点，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但陈云强调：“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

　　为消除人们对调整工作的误会，陈云曾说过：像宝钢这样的项目，在引进问题上不存在乱下马风的问题，关键是引进什么，怎么引进。

　　5月18日，他在与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肯定地说：“宝钢已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已经定了。问题是，它的规模大体等于鞍钢，而鞍钢搞了几十年，宝钢只用那么多时间，行不行？不同的是宝钢没有矿山。还是步子要走稳，时间可拖长一点，何必受十年规划的束缚？工业搞综合平衡还无经验，宝钢会出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

　　为进一步摸清宝钢建设的情况，更有利于中央决策，北京座谈会刚结束，陈云自己的调研活动便开始了。

　　5月31日，陈云赶往上海，亲自对宝钢建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

　　陈云解放前曾经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而解放后又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并多次来过上海，对上海的情况，他还是比较清楚的。上海具有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诸多有利条件，不仅市场容量大，而且运输条件也好，完全能够容纳一个年产几百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关键的问题是，像宝钢这样具有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联合企业，需要有一个大体相适应的社会配套水平，否则就难以很快达到引进、消化、创新的目的，甚至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应该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一到上海，陈云就先召集上海市冶金局一、三、五厂的几位专家座谈，了解宝钢建设的情况，并请上海市委负责宝钢建设的陈锦华和自己的秘书王玉清参加。

　　在调研中，陈云特别关心参与宝钢工作的人员的素质，还详细询问了配套问题。陈锦华回答：“我们对配套问题也一直很担心。经过了解，武钢一米七轧机投产后一直达不到设计水平，这并不是一米七轧机本身设备不行，而是武钢的钢坯在数量、质量上同一米七轧机不配套，加上外部配套的电力供应等问题，以致引进的先进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陈云又问：“上海的万吨水压机情况怎么样？”

　　陈锦华回答：“万吨水压机也是个配套问题。上海自力更生搞的12000吨水压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因为没有相应解决好配套问题，利用率只有20%，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锦华提出：“宝钢这么大的项目，主体工程花了这么多钱，一定要搞好配套，才能充分发挥先进装备的优势和投资效益。”

　　陈云对这个观点表示赞成。

　　6月1日上午，陈云约来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严佑民、韩哲一、陈锦华三人，专门谈宝钢建设问题。

　　上海方面的负责同志汇报了宝钢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各方面意见。给陈云总的一个印象：上海方面从群众到领导层，对建设宝钢的议论都较多，争论也较大。

　　陈云告诉他们：在建设宝钢问题上的争论，我已告诉北京有关同志，包括原来搞过冶金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专家进行论证。中央对这件事是慎重的。

　　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和宝钢上马以来建设工作的经验，上海方面的负责同志在汇报中提出：在设备和技术上，宝钢建设最好“立足国外”。对他们的陈述，陈云觉得也有道理。他后来坦率地说过：“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 对宝钢建设项目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立足国外，哪些问题上立足国内？面对复杂的局面，在陈云的思想上也出现了一些斗争。

　　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陈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主要讲了三点意思：

　　第一点，宝钢建设这件事无论从国际国内来说，都非常重要。

　　对涉及“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陈云果断地说：“对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签字，关系到国格。以前定的时候，有不充分的地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但现在已经签字了，党内党外，国际国内，大家都很注意。中央已经定下来了，要搞到底，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上海的同志对宝钢搞好要肩负起责任来。”

　　第二点：建设时间可以拉长一点，稳步一点，顺当地走比中途停下来进度要快。

　　对建设速度快还是慢，时间长还是短的问题，陈云慎重地提出：“我反复考虑，宝钢一、二期工程的距离拉开点，也不一定拉得很长。重要的是工作要一环扣一环，建设的衔接工作搞踏实，不要东西已运到码头，我们还未准备好。选矿问题要搞上去，不能都立足国外。时间问题可否拉长些，何必自己套紧箍咒。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搞。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第三点，立足国内要与立足国外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宝钢建设项目的依托力量问题，陈云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他认为：“立足国内，方向对，对国内机械工业能力，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下决心搞，专心搞，认真搞，是可以搞好的。但宝钢的设备和技术资料，要立足国外。全套技术资料要买下来。”

　　在这次谈话中，他一再说：建设宝钢要实事求是，不要急于求成。鞍钢从日本人开始搞算起，搞到600万吨钢花了60多年，宝钢搞到600万吨钢，连6年都不要，是不是真的能做得到？他反复强调：“宝钢建设在时间上要拉长点，稳步一点，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为给上海的负责同志打气，并引起各方面最大限度的重视，陈云以风趣的语言交代三人说：“宝钢要搞下去，搞好，拜托拜托各位。以后，我要找你们。”

　　他们几位回去以后，面对的仍然是领导层和群众中的一些议论，工作难度极大。尽管陈云强调不要再动摇，要抓紧建设好宝钢，但上海各方面的意见还是很大，甚至一些负责的同志存在不同看法，他们在市里有关会议上借“群众”反映，公开讲“两座大山（指位于上海南部金山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和北部的宝山钢铁厂），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部分人仍在吹“下马”风，说“老百姓的房子欠账已够多了，还花大钱搞这么大工程？”

　　敢想敢干且“年轻气盛”的陈锦华，借传达陈云的指示，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批驳刮“下马风”的人的观点。他说：“中央决定的事，我们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办好，而不能用另一种语言说不利于办好这项事业的话。且不说宝钢对国家四化建设的意义，就是对上海来讲，也是首先得益，而且是很大的得益。参加宝钢建设的施工队伍有6万多人，上海只去了几千人（1982年以后基本撤走）；宝钢花了上亿元资金进口大型施工机械装备，给上海的就近千万元；宝钢花钱新建扩建改建了一批配套工厂、公路、桥梁、铁路、码头、邮电通信和城乡住宅等，其中有些事是上海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通过宝钢建设，帮助、带动和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和市政建设，为什么不看到这个重大变化呢！”

　　上海市委经过讨论，决定贯彻陈云的意见，继续配合冶金部把宝钢建设抓紧抓好。

　　在整整一星期的调研中，陈云多次召开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地听取意见，并将现场建设的情况一一摸清。在这次调研中，陈云反复考虑“立足国外”和“立足国内”的问题，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

　　6月6日，陈云结束对宝钢的调研，离开上海回北京。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他后来在财经委员会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是这样表示的：“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但他仍然主张“在买设备的同时一定要把技术全部买进来”。

　　“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是指5月份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向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那份报告一方面明确主张宝钢上马；另一方面提出宝钢建设要调减外汇投资，增加国内投资，立足国内。

　　通过实地调研，陈云从全局和长远角度对各方面的意见再三进行了权衡。用他的话来说，在近一个半月时间里，在思考宝钢建设的方针问题过程中，自己曾经有过三次思想上的反复。

　　面对宝钢建设这样特大项目出现的难度和复杂性，任何人都会反复、谨慎地考虑。后来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陈云坦率地说过：“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5.调研归来，陈云顶住巨大压力正式做出宝钢要“干到底”的决策。他亲自点将：“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斩马谡’。”并稳定军心：“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

　　从上海回到北京，陈云在进一步与中央最高领导层其他成员商议此次国民经济调整重大事项的同时，重点抓了如何在宝钢项目上统一思想的问题。他不断找各方面的人谈话。

　　宝钢的外方合作者——日本新日铁公司对中国调整的决策早有耳闻，他们非常担心。就在陈云回到北京后没几天，以总经理斋藤英四郎为首的日本新日本钢铁公司代表团急匆匆赶到北京，求见中国领导人，以期宝钢合作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6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会见了新日铁公司代表团成员。斋藤英四郎诚恳地向谷牧表示：“新日铁公司决心同中国方面更好地进行合作。我们要像建设自己的钢厂一样对待中国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建设得更好。”谷牧对此表示感谢，并在谈话中表示赞赏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先生和斋藤英四郎先生等日本朋友对执行合同方面所持的友好合作态度。

　　谷牧与新日铁客人的会谈情况，很快就报告了陈云。

　　就在谷牧会见新日铁代表团的当天，陈云专门约薄一波和姚依林来谈宝钢建设问题。谈话中，陈云透露了中央的决心和自己经过反复考虑后的意见：

　　第一，宝钢建设问题，中央已定，很多领导同志也都批示过了，必须按计划坚决搞上去，不能耽误。要采取积极的方针，给条件，搞好。

　　第二，要让冶金部考虑，宝钢工程计划中还有哪些应办未办的项目（如海水提镁、码头的修建等），未列上的统统列上，省得以后又要追加。

　　第三，买设备的同时一定要把技术全部买进来。

　　第四，宝钢建设要有专人负责，冶金部要确定一个领导同志抓总，专管此事。

　　在这次谈话中，大家一致认为：要以宝钢建设为例，搞出个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补偿贸易的典型来，总结经验，以后一些项目均可照此办理。

　　宝钢项目，是作为开放改革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典型或试点来搞的，显然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就是为什么陈云等人要在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花那么大的工夫、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力保宝钢建设项目继续上马的主要原因。

　　几天以后，陈云召开了回京后的第一次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重新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最高决策机关召开的一次具有特别意义的会议。

　　时间：1979年6月16日上午。

　　地点：北京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

　　参加人：除王震（不在京）外的财经委员会全体成员，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邀请了冶金部的唐克、高扬文、叶志强，一机部的周子健、沈鸿，四机部的钱敏，六机部的柴树藩，外贸部的贾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洪，国防工办的周太和，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周建南，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梅行等人。

　　待参加会议的人坐定以后，陈云开门见山地点明了这次会议的议题：“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

　　接着，陈云神情凝重地说：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

　　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

　　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陈云归纳了八个方面的问题，阐明自己的意见：

　　第一点，宝钢不存在“下马”的问题。陈云借用李先念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干到底！”建设规模方面，他同意先按5月份三委、三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的方案定下来，将来有可能缩小，也有可能扩大，但不能举棋不定。

　　第二点，不要漏列项目，必须考虑协作配套。他以经济学大家的内行眼光提出：“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还提醒大家：“外部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

　　第三点，必须辩证考虑“立足国内”与“立足国外”的问题。陈云特别强调：“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他尤其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技术和专利问题。有人告诉过他，买专利只要2亿美元。他让人赶快去核实一下这件事。

　　第四点，要提前做好技术培训方面的准备。陈云强调：“宝钢这样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否则就会影响钢的质量。这个问题，要及早研究解决。”

　　第五点，宝钢建设项目要具体明确负责人是谁。陈云在会上亲自点将：第一负责人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第二负责人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韩光；第三负责人是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第四负责人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

　　陈云还对这几位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斩马谡’。”

　　针对上海方面提出宝钢建设由上海来总负责的要求，陈云明确表示：“我看上海抓总有困难之处，因为牵涉到许多部和省。”

　　陈云在会上再次强调：“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因此他在第六点至第八点意见中，主要是对冶金部等方面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冶金部有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各有关部门，像煤炭、电力、铁路运输、水路运输、一机、四机等部门，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他还要求，冶金部要就宝钢问题组织几次大范围的讨论，要吸纳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参加，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采纳各种有益的意见。

　　讲完上述意见，陈云提出：有关宝钢建设的问题，大家讨论定案以后，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拟一个报告，送中央政治局，请求专案批准。

　　为让大家好做工作，他果断地决策：“从现在开始，对外的合同可以签了，工作可以做了，不要等待。”

　　陈云的话，无疑给负责宝钢工作的同志吃了一颗定心丸。

　　内部的思想是统一了，但对来自外界的压力怎么办？

　　陈云进一步给大家鼓劲说：“要同心协力，把宝钢搞好。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

　　陈云的话，如同军中统帅的发令，既明确了方向，又稳定了军心。像宝钢建设这样大的项目，没有顶住来自各方面压力的气魄，是干不成的。有陈云这样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人顶着，下面的人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

　　宝钢建设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李先念在会上说：“抓住一点或几点搞还可以。现在搞这样大的规模，没有经验。虽然有三十年了，但还是经验不足、不够。”因此提出：“鉴于宝钢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谦虚一点，谨慎一点。”

　　陈云讲完话后，李先念接着发言，他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

　　说起宝钢建设的经验教训，李先念主动承担责任说：“同意陈云同志讲的，宝钢上马仓促了。这不是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应当是我负责，因为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陈云插话：“搞四化没有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

　　说起中国今后的进口方针，李先念表达了与陈云一致的意见：“今后买设备一定要同时买制造技术、图纸资料和专利。”陈云进一步明确说：“这应该是一项大的政策。”

　　在中南海召开的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从6月16日开始，连续开了四次，直到6月29日才告结束。正如李先念所说：“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宝钢问题，对于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很有好处，很有必要。”

　　经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决断，尽管对宝钢建设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但是激烈的争论算是告一段落，下定决心“干到底”的意见压倒了“举棋不定”或“下马”的意见。关于这次会议的作用，直到1990年宝钢第二期工程彻底建成时，陈云还念念不忘这次会议的正确决策。1990年6月6日，他在与不久前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时，特意提到了这次事关宝钢命运的重要的财经委员会会议：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6.宝钢的事搞定后，陈云累倒了。下一步怎么做？他对各省负责人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对中央建议：“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

　　“干到底”的决策做出后，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按陈云的指示，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终于写出了给中央的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和写法，本身是按照陈云意思起草的，并经他多次修改，所以陈云于9月初在报告的改定稿上批示：“可以送了。”

　　随后，立即由李先念致信华国锋、邓小平和胡耀邦，信中说：

　　“财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陈云同志批示：可以送了。

　　“我意中央可以不拟批复了，即可按此报告办理。并印发政治局、财委各同志及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进出口委员会。”

　　中央常委一致同意。就在这期间，邓小平还对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邓小平还这样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为保住宝钢，陈云花费了非常大的心血和气力。

　　尽管后来社会上对宝钢建设的质疑依然此起彼伏，还发生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由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60条质询意见的事，甚至有人提出：“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这以后上马、下马的风依然吹来吹去。但是，宝钢在风风雨雨中曲折发展。1985年9月，宝钢按照国家调整后批准的计划，一期工程如期投产，第二年陈云再次视察宝钢时，对宝钢一期工程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并题词：“埋头苦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1991年6月，宝钢二期工程完工。2000年年底，宝钢三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至此，中国在大型高炉的设计、设备、制造和建筑安装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宝钢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钢材1000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吨级钢铁企业。2004年7月，在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全球500强中，宝钢以中国钢铁巨人的姿态第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

　　宝钢以“专案批准”的方式，算是保下来了。作为调整工作的主帅，在保住重点的同时，陈云对其他必须下马的计划项目却一点也不客气。他是这样表述自己的建设思路的：“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

　　几经“折腾”，他的身体却吃不消了。

　　1979年6月，作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的陈云，还在参加会议期间，便因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状况：

　　上半年到上海搞宝钢，后来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只忙了26天，最后得了肺炎。像我这样的人，身体原来很弱，今年75岁了，经不起几次肺炎。

　　就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再次被任命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

　　7月下旬出院以后，重任在肩的陈云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领导编制调整中的1980年和198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面。这两年计划的制订，是在调整国民经济的总体指导方针下进行的。而新的计划数字的确定，必须与调整的思路相一致，与调整的目标相适应。为达到这一效果，陈云多次强调，经济建设必须脚踏实地地前进，这种前进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慢，但实际上是快，因为它是照顾到各方面的协调式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

　　在陈云等人指导下制订的两年计划较好地体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计划编制的一些经验，被后来进一步搞长期规划当作重要的借鉴。

　　忙着忙着，陈云健康状况进一步减退。他自己对身体每况愈下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

　　就在人们迎来国庆三十周年的时候，陈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快起用年轻一些的领导同志，并将中央财经工作的领导权交出去。

　　刚过完国庆节，中央召开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陈云于3日、4日在会上就搞好调整工作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讲了话。

　　陈云坦言：

　　我搞了一段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我自己已感觉到，财经工作中间经验是很少的，特别对工业方面。现在很复杂的问题是在工业方面。

　　联系到宝钢项目等通过“借外债”来进行建设的新问题，陈云进一步说：

　　同志们应该承认，借外债来搞建设，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

　　下一步怎么办？

　　陈云伸出两只手，风趣地对各省来的大员们说：“我对地方的同志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另一方面，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陈云高瞻远瞩地提出：

　　我有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靠我是没有饭吃的。我去年12月24日当常委，搞了15天，天天打圈看文件，我跟小平同志说，不行了，顶不住了。我开国初期参加过常委的工作，现在的工作跟从前大不相同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大量的经济工作，大量的组织工作，现在如果成立新的书记处，比从前的书记处工作多就是了。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同志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究竟是76岁了，不能持久。我这是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让大家理解他的身体状况，陈云甚至实事求是地说：

　　我身体实在不行。我不是偷懒，不是假装，我实在不行，一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右眼睛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了。

　　当5日陈云住进北京医院治病时，知情的人才真正了解到陈云说的话并非客套话。

　　就在陈云住院期间，中共中央于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陈云是抱病从医院出来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共同主持会议的。

　　这次会议的一大任务，是要充实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

　　会议期间，陈云恳切地提出：“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过，不要安排我进书记处和常委会。”

　　对交班问题，他还讲了两点意见：

　　“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了一半，还有五个。”

　　“国家计委的主要缺点是只管工业，只要加强了计委的工作，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可以取消。”

　　中央充分考虑了陈云和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意见。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进入中央领导层尤其是中央书记处的这批人，既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又精力旺盛，且熟悉实际工作，符合陈云的要求。

　　按照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意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工作上。

　　五中全会后，考虑到陈云的身体情况，中央同意他的建议，决定由新进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来担任第一线的财经工作领导人。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第二天，陈云终于大病痊愈，搬出北京医院，回到久别的家里。

　　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替代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职权以后，陈云肩上的担子的确轻了许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内，陈云仍然是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始终发挥着自己的特殊的作用。就是在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赵紫阳、姚依林等人也经常向陈云汇报情况。

　　对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给予了精心的指导和热情的支持。为树立他们的威信，他曾在多种场合表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做出的成绩。

　　从1979年开始的这次经济调整，经过了许多曲折和艰难，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逐渐走入正常发展的航道后，许多人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

　　6年以后的1985年9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他们由宝钢一期工程建设投产，谈到经济调整的成果，有这样一段对话：

　　邓小平：作为中日合作的结晶，宝钢前两天已经点火了。……日本专家在宝钢工作得很好，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向他们学了不少东西。希望这样的合作项目以后多搞一些。如果说宝钢有缺陷，那就是我们曾决定第二期工程下马，引起了日本朋友的误会。你们知道，当时我们正在搞调整，不得不下马，但经过三年调整，条件好些，不是又上马了吗！……

　　稻山嘉宽：过去我见到中国最高领导干部时常说，中国的三年调整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巨额外债问题。而中国有勇气及时地进行调整，并经过调整，积累了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我认为当时中国的调整是很重要的，今后如有需要，也希望继续调整。

　　以调整引导中国国民经济和中国建设的大船走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航线，许多人都知道，在中国的这艘大船上，陈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卷三

　　改革开放后，重新组建中纪委，陈云连续担任两届九年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纪委也从此打开了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成立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位中纪委成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殊的职责——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1.纪检机构原来就存在过，前有朱德、董必武分别打下的基础，后有改革开放新的复杂局面。陈云这届中纪委提出：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要讲“六不怕”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直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德高望重的陈云，担任了两届九年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人生的第73个至82个年头，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和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由于他的作用，也让“中纪委”这个机构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制中，负责纪律检查工作的机构，早就存在过。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为严明部队纪律，曾经成立过纪律检查大队、纪律检查队或纪律检查组之类的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共中央于1949年11月发布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德高望重的董必武，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由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等各种主客观原因，以前的纪律检查机构，名气并不大；真正让中纪委“名声大噪”起来，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

　　新成立的中纪委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陈云的主持下，拟定两个重要文件：一个用于中纪委内部运作，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个用于全党的运作：《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作为新成立的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迅速主持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召开之前，常务书记黄克诚和副书记王鹤寿专程到陈云住处，请示关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问题。陈云果断地答复他们：“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1979年1月4日，中纪委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主持会议的陈云，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

　　陈云的开场白，先从历史上中共和国际共运中的党风讲起。

　　讲到中共的党风，陈云深情地回忆了毛泽东所追求的政治局面：“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陈云认为，“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还肯定地说：“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讲到国际共运，陈云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说起，讲到马克思给共产党人留下的两大遗产，即：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讲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时期“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讲到斯大林后期“党内生活不正常”；再讲到中国在“文革”期间“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和“极不正常的状态”。

　　为此，陈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他提出：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会后经陈云审定发表的题为《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首次全体会议》的新闻通稿中，将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增加了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做斗争，切实搞好党风。

　　这次会议是按照上述基本任务来安排议程和讨论问题的。中纪委的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人也在会上讲了话。

　　黄克诚说：

　　我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中央维护党规党法和整顿党风的一个重要助手。我们要同败坏党风的人、组织和现象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靠发个文件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斗争还是很严峻的。过去毛主席要求我们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现在还要不怕撕破脸皮。我们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能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党中央的委托和人民的期望。

　　以发扬“五不怕”再加上“不怕撕破脸皮”的精神来做中纪委的工作。“六不怕”，成了会议的共识。会议文件旗帜鲜明地提道：“怕字当头、模棱两可、和稀泥、随风倒，是做不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

　　这次会议严格规定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几项重要原则，即：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对于错误的性质和轻重的判断要恰如其分，防止无限上纲，特别要防止随便说什么路线错误，随便说什么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态度。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七、认真走群众路线。

　　八、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2.中纪委当前做什么，长远怎么做？陈云一并谋划。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中纪委的第一次会议一共开了18天，到1月22日才结束。之所以开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要拟定并讨论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中纪委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另一份是全党的文件，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附带还要讨论通过一份新闻通稿，即《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以通告全党和全社会，中纪委开始工作了。

　　涉及中纪委和各级纪委成立后干些什么事。会议要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抓好党风。”

　　会上涉及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是一份有关党的建设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文件，对这份文件，会议在组织拟定和讨论中慎之又慎。在《准则》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陈云都亲自把关，多次对起草工作给予指示。

　　起草《准则》主要依据，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如，党的各级组织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每一个党员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等等。将这些准则形成党内法律，是搞好党风的依据。

　　中纪委拟定的这份《准则》草案，是在这次全会上边起草、边开会、边讨论、边修改中形成的。

　　在热烈的讨论中，大家根据党的历史经验，认为必须重申“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等一系列准则。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中纪委的第一次全会上基本拟定后，陈云又指示中纪委，将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局委员们在讨论中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陈云进一步主持对其进行了修改。

　　1979年2月28日，陈云致信华国锋，送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意见修改的《准则》草案稿等文件。怎么修改的，陈云在信中一一做了说明。一同送上去的，还有陈云指示中纪委代中央起草的准备将《准则》稿下发各地征求意见的通知。

　　华国锋同意陈云的意见，3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将《准则》草案稿下发党的各级各部门征求意见。

　　经过上下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和几个来回修改，《准则》终于正式定稿。1980年2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共同主持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获得通过。

　　之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交付全党贯彻执行。

　　为使《准则》这一党内大法真正发挥作用，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还召开了多次贯彻《准则》的座谈会。1980年11月，就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提出了一个令党内外震撼的命题：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一命题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全党的座右铭，也就成为指导全党建设的一个永恒的指针。

　　陈云在整顿党风方面提出的其他一些名言，如“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等，也成为搞好党风、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在中央政治局内，根据分工，陈云除分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外，还分管相近的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门的工作。党纪国法，陈云操之于心。

　　3.根据陈云提出的“有错必纠”的方针，中纪委进一步推进大量遗留案件的审理工作。刘少奇案要首先查清，给予平反；潘汉年案，陈云在患了重症进手术室前仍放心不下

　　中纪委成立之初，面临的是因“文革”期间践踏党纪国法的现象不能制止而形成的大量积案，大批受害的人长期申诉无门，沉冤不得昭雪。陈云指示中纪委，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新成立的中纪委，根据陈云提出的“有错必纠”的方针，进一步推进遗留案件的审理工作。

　　中纪委在开完第一次全会后，按陈云的有关指示精神，集中抓了为刘少奇平反和审理康生、谢富治两个阴谋家的案件。

　　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罪行的案件，显然是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1979年2月，中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将刘少奇一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复查。经过一年时间，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凋查核实。在大量的调查取证和对证研究之后，在充分的事实面前，林彪、江青一伙对刘少奇的诬陷之辞终归站不住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的决议，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追悼会，同时对受牵连的人和事，凡属冤假错案的一律平反。

　　对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中纪委并不放过。“文革”中，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谢富治把持专案组和公安部，此二人积极参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活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陷害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是典型的反革命阴谋家。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认真调查了他们的问题，揭开了他们的真实面目。1980年10月，中纪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在他们死时所致的悼词。

　　经陈云过问和领导平反的冤假错案有许许多多，不胜枚举。在其中的重大案件中，潘汉年的冤案，更是一起奇案。

　　1979年10月24日，就在陈云因患重症需要施行手术这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北京医院守候。手术前，姚依林对陈云的身体状况不是没有担心的。担心之余，他俯身到陈云跟前，轻声问：有什么需要交代的没有？

　　陈云答：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

　　随后，陈云交给姚依林一封短信，信是写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的。信的大意是，请他过问一下潘汉年案，此案需要重新审查。

　　潘汉年究竟是何许人，需要陈云在重病手术之前做如此托付？

　　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很少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因为他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敌战区的隐蔽战线工作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潘汉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领导的“创造社”，主编过《洪水》等进步刊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担任过《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建立了许多上层社会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他是中共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在文艺界赫赫有名的“左联”、“社联”、“剧联”的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领导的。20世纪30年代，潘汉年在隐蔽战线更是功勋卓著。他曾经担任过中共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的负责人。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并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陈云曾在潘汉年之前担任过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81年11月，陈云曾说过：“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1934年年底潘汉年参加了长征，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和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同年，中共中央又派陈云和潘汉年同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后，潘汉年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事宜。抗战期间，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周旋于日、伪、顽之间，领导地下党多次取得重要战略情报，还在敌战区与解放区之间建立了极为重要的地下交通线。解放战争中，为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组织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秘密转到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解放区。夏衍后来说过：“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在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的过程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中，潘汉年长期处于特定的环境下，站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

　　在党内，由于工作关系，陈云是与潘汉年最熟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最了解潘汉年的人之一。要论对党忠诚，陈云深知，潘汉年绝对称得上“绝无二心”。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进入和平时期，潘汉年的历史轨迹被人为地扭曲了。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留在了他熟悉的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副市长等职。到了1955年，厄运降临到潘汉年头上。这年，中国大陆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与台湾敌对势力的斗争也进一步升级。潘汉年作为反特前辈、上海市的重要领导人，在公众面前露了几次面以后，却突然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1955年1月初，潘汉年以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身份，在上海市各界代表集会上，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粉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他郑重提出：“上海处在解放台湾斗争的前线，因此，上海人民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负有重大的责任。”

　　1955年2月12日，潘汉年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副市长，陈毅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第二天，潘汉年以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上做报告，他提出号召，要人们“坚决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的巨大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持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政策，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以副市长身份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主持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他仍提出，上海人民要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进一步巩固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而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问题”出在4月。

　　1955年4月初，潘汉年在全国性的党代表会议期间，以他对党的坦诚，主动向党组织交代了他在抗战期间的一次经历：一次去敌占区工作时，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了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潘汉年的坦诚，成了他被打成“内奸”的导火线。

　　本来是在特殊斗争环境中发生的一件历史陈案，又是潘汉年自己主动交代的，按党的原则不应成其为“问题”。但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潘汉年作为长期在复杂的隐蔽战线工作的高级干部，被放到了党内肃反工作中去考查。很快被怀疑为“内奸”遭到逮捕。

　　当年7月，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潘汉年因为已经发现“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而被逮捕审判后，有的不明真相的代表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提出：要求大会建议政府对“反党反人民”的潘汉年等人“予以严厉惩处”。不明真相的“人民代表”，居然将昔日的人民功臣当成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的所谓罪行是：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1940年前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在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起“二六轰炸”。根据这三条罪名，认定潘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更是身心备受折磨。1970年潘汉年被改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1975年3月，潘汉年被下放湖南耒阳沫江农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接受管制。两年以后，潘汉年背着“反革命”、“内奸”的沉重历史包袱，在湖南长沙凄然病逝。

　　陈云对潘汉年的所谓历史问题，始终是有怀疑的，但是，在那种黑白颠倒的年代，他，甚至包括周恩来那样对潘汉年知根知底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改变潘汉年的命运……

　　历史进入拨乱反正的年代，作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终于有了为潘汉年鸣冤的机会。

　　中纪委成立后，陈云多次表示过：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所谓“内奸嫌疑”是不存在的。如果他真心投敌，就不能解释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什么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完整地保持下来。上海“二六轰炸”更不可能是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况，因为国民党在上海统治多年，杨树浦发电厂这样的目标早就是清清楚楚，用不着潘汉年提供情报。至于讲到1936年的国共谈判，陈云更是知情人，他说过：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

　　陈云着手复查潘汉年案件，先找那些了解潘汉年的知情人。他找到抗战时期曾担任上海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长达12年之久的刘晓，请他写材料。又找了廖承志、夏衍等人，让他们将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

　　正是在重新调查潘汉年案的过程中，陈云因患重症而做手术。由于历史过去了多年，潘汉年案也沉冤二十几年，调查起来难度较大。要想翻过一个案子来，更是不容易。手术成功后，陈云抓紧时间督促潘汉年案的复查。

　　一年以后，眼看潘汉年案的复查有了一些重要进展，陈云于1980年12月23日让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要亲自调阅潘汉年案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对从公安部调来的潘案材料，陈云仔细地研究了10天。

　　1981年元旦刚过，陈云便于1月3日再次让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报告，送往中纪委。1月16日，公安部遵照陈云的指示向中纪委递交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过程。

　　在收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陈云打算正式向中央提出复查潘汉年案的建议。

　　1981年3月1日，陈云提笔给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

　　小平、先念、耀邦、紫阳同志：

　　1979年10月，我曾写一条子给耀邦同志，我认为潘汉年的案件需要复查一下，我认为他当时并未真心投敌，否则不能解释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能完整地保持下来。潘汉年已于1977年死于劳改农场。连潘汉年的老婆董慧同志也已平反（也是1977年死的）。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对于刘晓、刘长胜同志等能在上海保存下来反面提供了潘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陈云

　　1981年3月1日

　　随信，陈云还附上了廖承志给他写来的有关潘汉年问题的信。

　　邓小平等人接到信后，一致赞同陈云的意见。

　　邓小平当即批示：“赞成。”

　　李先念批示：“同意。”

　　胡耀邦则指示中纪委：立即展开对潘案的复查。

　　此后，潘汉年一案进入正式直接由中纪委接手复查的阶段。陈云提议直接交由中纪委来办，表明潘案的分量不同寻常，同时也反映了陈云本人对为潘汉年平反问题的高度重视。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纪委在陈云的亲自领导下，迅速组织对潘汉年案件进行复查。几十年的沉冤，查起来困难重重。中纪委的工作需要排除种种干扰，做出多方努力。这点陈云早就预料到了。他在给邓小平等人写信之前，曾在2月对中纪委第三次全会讲过三点意见：第一，纪委工作是要做的。第二，纪委工作是有困难的。第三，我们做了工作以后，如果有人指手画脚，或者有些什么意见，对纪委有些什么批评的话，可以不计较它。我们做得对，他指责得不对的，可以不管它；如果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该考虑。

　　就在潘汉年案复查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1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邀请曾参加过“中央特科”工作且尚在的老干部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当时“中央特科”的工作进行座谈。作为“中央特科”的老领导，陈云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参加会议的一些老人，陈云以前就认识，见到这些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的老战友，陈云十分兴奋，一一同他们握手问好。谈话中，陈云讲起了特科的一些情况，并高度评价了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在党的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讲到特种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人物，陈云提到了潘汉年：“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也出过一个大叛徒顾顺章。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我是特科主任。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走后是潘汉年负责。康生做过若干工作，但他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与林彪、‘四人帮’搞在一起，整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在提到潘汉年案件时，陈云不容置疑地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

　　有陈云这句话，有中纪委出面复查，大家放心了。因为能否正确处理潘汉年问题，不仅关乎潘汉年本人，而且关乎整个隐蔽战线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历史功绩。

　　历史进入1982年夏秋之际，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潘汉年的案子也终于水落石出。经过中纪委艰苦细致的复查，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是一贯忠实于革命的好同志，绝不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中纪委提出：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都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中共中央接到中纪委的复查报告后，于8月23日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肯定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并向全党公开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切实处理好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

　　经陈云指示，有关为潘汉年冤案平反的通知，除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全党和担任相当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职务的党外人士外，还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陈云本人还亲自请与潘汉年有20多年交往的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夏衍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老将军萧克一口气读完后，专门写了一篇《读〈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有感》，并附了一首四言诗，曰：

　　一代忠贞，一朝玉碎。

　　长期蒙冤，惜人弗味。

　　今得昭雪，忠魂有归。

　　万众欢呼：三中全会！

　　4.第一届中纪委的工作，得到全党认可。陈云再次当选为第二届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对纪检干部说：“不应当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以身作则的陈云，目光紧盯经济领域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中纪委到中共十二大，这届中纪委走过了近4年的历程。到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中纪委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述职”。这届中纪委向十二大提交了一个经陈云审定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三年多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基本经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对陈云领导的中纪委的工作，十二大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在决议中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大量工作表示满意。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纪委。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届中纪委，其成员，由原来的100人，增加为129人，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李先念在十二大的闭幕词中是这样讲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它对贯彻执行新党章，维护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都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人们从1982年9月14日公布的这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看到，第二届中纪委的第二书记为黄克诚，常务书记为王鹤寿。而它的主帅，仍是陈云。

　　在9月13日召开的新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在概括中纪委以后的主要工作时讲了三点，核心意思是：

　　第一，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切实抓紧抓好党风整顿。

　　第二，继续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

　　第三，把党的纪律检查队伍本身的干部选好，用好。

　　陈云是这样描述纪检干部形象的：

　　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做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陈云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堪称全国纪检干部的楷模。在点滴的小事中，他也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对所有工作人员说：“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有一次，某大军区的两位领导来到他住所，向他汇报有关工作，顺便给带来了两盒当地产的葡萄。工作汇报完后，两人起身告辞，陈云叫住他们说：“你们把葡萄拎走。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这个。”他们解释说：“这是当地的土特产，值不了几个钱，只是请您尝尝，不是送礼。”陈云坚持，东西不能收，心意可以领。他说：“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来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将老远带来的葡萄又拎了回去。他们见识了什么是“中纪委书记”。

　　十二大刚开完，陈云看到一封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来信，请示恢复陈云当年居室的旧址，并拟将正在占用当年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的单位迁出，开辟纪念室。这样做，势必造成不好的影响，陈云坚决不同意。9月30日，他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回了一封信，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会后都回到遵义卫戍司令部去住。

　　第二，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如果改变是很错误的。否则，我要给遵义党委写信，表明我的这个意见。

　　第三，只要在遵义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

　　鉴于改革开放形势下经济领域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有增长的势头，陈云多次指示，要下大力气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

　　在他的领导下，第二届中纪委的一项重大的任务，是把目光紧紧盯在经济领域。

　　为了遏制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势头，中纪委配合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还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提出首先要认真处理负责干部中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对省、市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的情况，中央将考虑追究责任。中央对那些职务较高的负责干部的经济犯罪，采取了严惩的措施。陈云也要求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抓到底。这样一来，揪出了一批严重经济犯罪的腐败分子。

　　这项工作遇到来自上上下下的重重阻力。早在十二大以前，香港的报纸就曾反映，中共的反贪污、反腐败斗争停滞不前。陈云看到这个材料后，立即批转黄克诚和王鹤寿：“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为此，中纪委派出了100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处理工作。

　　十二大以后，中纪委还多次专门以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为内容，召开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作会议。

　　经济领域犯罪现象的不断翻新，是与新时期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要深入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又必须在大的改革思路下寻找突破口。

　　5.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陈云提出，两个文明更要一起抓。有一份材料引起他的警惕：有些地方搞起了“八菜一汤，独霸一方”和“美人计”。陈云强调：“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到了1984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全面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提到了迫切而紧要的日程。198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中纪委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点，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这份《决定》也提到了如何对待“经济案件”和“经济犯罪行为”等问题。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稿时，陈云表示：“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拥护。”同时，他也预料到：“这次改革涉及范围很广，在进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他以中纪委提供的材料为根据，从纪检工作的角度，对《决定》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为什么要讲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因为，现在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工厂里搞超额分成，剩余新产品可以卖出去；另外一方面，绝大部分的社队企业原材料没有列入国家计划。这边手里有东西，那边要东西，两者合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文件第21页倒数第8行讲，“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写得好。现在有没有消极现象？有就是了，中纪委的材料说，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之风大有回潮之势。一些定货会、协作会、展销会，大家来了，敞开吃喝，临走还要送很贵的礼品。有的地方总结出经验叫：“两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

　　会上，陈云还给大家讲了一个从《经济日报》上看来的故事：一位记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浙江省乐清县大荆镇纺织配件厂的厂长，就如何办民间企业问题做了一番交谈。记者问：你们是怎样开展业务的？能到北方去拉生意不简单。厂长答：我们厂挑选了两个20多岁的漂亮姑娘跑外勤。除了发给她们高工资以外，多拉到一笔生意，可以提取百分之八的奖金。她们可神通广大啦！男的外勤人员送给对方一块进口手表，不如女的送一把折叠伞来得灵光……

　　陈云指出，这类手段属于生意人搞的“美人计”，也就是一种“消极现象”。但是，对这些消极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做买卖就会有消极现象。什么“八菜一汤，独霸一方”，什么搞二十几岁的姑娘跑生意，这些都会出现。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到这些现象，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完全可以加以限制的。

　　为限制消极现象，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中纪委常委会还提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这份报告送到陈云那里，他立即批示：“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十二届三中全会，是陈云同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主持的。会上，陈云也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再次强调，在目前我国经济工作正面临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首要问题的时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要一起抓。他在发言中再次提到了市场竞争中可能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他着重提醒人们：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中纪委接着召开了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如何保证中央决定贯彻执行的问题。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旧的计划体制，并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行了重新的概括，将过去的计划经济，重新确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