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正文

　　 辑一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

　　　　三、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

　　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民国以前的部分讨论比较多。1949年以后，大陆起初是基本否定，后对戊戌变法时期给予了比较多的肯定；接近九十年代以后，才对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从事的思想启蒙与立宪运动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台湾的启动更早一些，其中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年）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年），最早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内近代史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张的著作和他九十年代末的反思，基本上代表了学界在此问题上研究的进展。近年对立宪派的重新认识也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的力量，张朋园将其概括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因此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情况一般了解较多，不准备多说。

　　而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包括他在清华的学生张荫麟等在内，都无好评，认为是其“一生最不幸之时期”，“从政最失败”。不过，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又被人称赞为“厥功最伟”。因此，其去世后，蔡元培与章太炎的挽联也都在此做文章。蔡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亦称：“共和再造赖斯人”。此可谓盖棺论定。至于其他的政治作为，则以前少有一致的评价或干脆被埋没，近年却已有越来越多的赞许，比如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下面会再谈到。

　　对于政治活动，梁启超本来很热心，也有准备。其在日期间，即研究经济、法律，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等。所以，梁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并非虚应故事，本来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但经过民国初年进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从先前的“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梁启超发现，不但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且并不能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所以，不但别人认为他从政失败，他自己也持同样的看法。应该说，“理论的政谭家”其实也不合适改变角色，亲身从政。因为政治理想可以纯洁，而现实政治并不纯净。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评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

　　梁启超在民国期间的从政是否全部失败，可以再议。而其挫败感，除了上述原因，也有个人才性的限制。按照周善培的说法就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此言如从正面理解，意指梁属于书生从政，没有政治权谋与手腕，在机诈百出的官场上实在玩不转。实际上，梁启超也并非只会纸上谈兵。如讨伐张勋复辟之役，据伍庄说，段祺瑞无钱发军饷，也要靠梁为之筹划，让叶恭绰向交通银行暂时挪借六十万元，才有“三造共和”之举。另外，人事的纠葛也困扰着梁启超。惠隐作《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一文，指梁任用亲友，“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虽满腹理财经纶，殆无施展之余地”。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书中也认为，除了汤叡（觉顿），从康有为到万木草堂的弟子，对梁的政治作为只有拖累而无帮助。梁作司法总长后，同学、亲友多来求官，康对梁也有压力，要其安排同学职位，并特别指定要让徐勤作广东省民政长（相当省长），甚至要求梁以去就争。梁抱怨说：“须知吾非总统，（即总统亦不能干预各部用人权）岂能为所欲为。”但仍不得不作一些安排。在此情况下，梁与旧官僚的任人唯亲差别也就有限。

　　从政的挫败感曾经让梁启超对政治心灰意冷。他与伍庄发生过争论，梁的说法是：“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的

　　回答是：“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不过，更多的时候，梁启超还是承认：“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他的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在政治活动中，他把自己定位在“政论家”，还是有自知之明。当然，他讲这话的1921年，已经从“实际的政务家”脱身。但此言仍能表明，即使政治活动失败，梁启超也并未放弃对政治的兴趣。而有政治情结，也是梁与王国维这类纯粹学者的区别。

　　表面看来，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从职位的期待上，先是说“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但很快就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梁的政治主张也是从改良到革命再到反对革命，对政治制度的诉求是由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最后又接受了共和政治，和其师康有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康有为自称：“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在政治上也如此，终其一生坚持君主立宪立场，故有参与张勋复辟之举。梁启超则不然，其名言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自己检讨说，因多变使其言论效力往往互相抵消。而他的“善变”、“多变”也为人诟病。

　　其实，梁在“变”中也自有不变者在。就政治制度而言，梁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这使他无论是在清廷的专制还是在民国的共和两种国家体制下，都有与当局合作的可能。而其所谋求的政体改良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以立宪为目标。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顺从民主共和，这一点从未动摇与改变。即使后来退出政坛，改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发言，推动国民运动，其关注点也还在修宪、制宪。这一点很重要，梁启超这派人后来对民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也在此。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由梁派文人张君劢起草的，张因有“宪法之父”的称号。而梁的自白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这个一贯不变，即使在不抱偏见的政敌，如陈少白也是承认的——“救国才是他的宗旨”。批评者斥其“反复无常”、“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实际是梁为其不变而多变遭致的责难。所谓“卖朋友，事仇雠”，指的是他与出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凯合作；“叛师长”指的是他1917年通电反对张勋复辟时称，“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开罪了康有为。但这也正好可以见出梁对国家利益与政治信念的坚持。

　　　　四、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于民国政治的贡献，除反对帝制外，也应该肯定其推动对德宣战，即梁在一战时主张中国参战。这一点，最早应该是毛以亨在《梁启超》（1957年）中提出的。梁对德国的态度有变化。他起初认为德国必胜，1914年撰写《欧洲战役史论》时尚持此看法。后受留学德国的张君劢影响，张分析德必败，梁又转而推动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连1917年《对德对奥宣战文》的《大总统布告》也由梁执笔，现收入本人所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

　　梁启超此举当时招致巨大的反对声浪，孙中山以及同样留学德国的马君武均表示反对，马并有驱逐梁启超出京“以绝祸源”的动议；而且，康有为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曾经因举荐梁“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的徐致靖，政变发生后，以“滥保匪人”而被革职监禁，此时也痛心疾首，给康写信称：“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若起先皇于九泉，治臣以滥保匪人之罪，其何能有解耶？！早知如此，彼若人者，不如戊戌被戮，反得保令名，免至今日肆虐，所谓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也。”

　　尽管朝野一片反对痛骂，梁启超仍一意孤行。而其目标不只在宣战，还在出兵。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日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其实都与此有关。当时，梁虽是担任财政总长，但因刚刚参与过段祺瑞的讨逆军，在内阁中还很有影响。经过他的游说，段同意参战。尽管在位不到半年，梁即辞职，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战宣言已经作出。不过，他当时积极建议的出兵西欧战场，并没有被段政府接受。这也是中国在此后的和会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前因：只能参与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会议，自然无法产生主导性的影响。这段经过在梁启超的《对德宣战回顾谈》中有叙述，此文对了解梁出任政府要员时的政治作为很有用，可惜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来看到的人也很少。

　　即使是世人公认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追根溯源，其实也与梁启超有关。以前偶然看到过伍庄的说法：“民八年欧战既结束，开和会于巴黎。日本必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时徐菊人（引者按：徐世昌）为总统，有意要出席和会代表签字。任公正亦在巴黎，深不谓然；即电告当时外长汪伯唐（大燮），嘱其万万不可承认。倘有困难，不妨商诸蔡孑民，以民意的方式出面反对。其后，果出现了反对签字的爱国的五四运动。”这话是1952年“五四”时说的，我当时看到后并没有当真。后来为了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仔细翻阅《晨报》，才发现伍庄的叙述相当可靠，特别是把梁与五四运动直接挂钩，很有道理。

　　1918年底，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游欧。居住巴黎期间，正逢和会召开，梁即以个人名义展开民间外交。从报纸上可以看到梁在和会期间不断发给国内的电报，这些电报的接收者是汪大燮与林长民。但因政府1918年9月已与日本秘密签约，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所以，中国代表、包括梁启超在内，要求交还青岛的一切努力终告失败。梁最重要的一则电报是4月24日发出的，5月2日见报，要求“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同日的《晨报》在社论位置刊登了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也直接向国民发出了“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呼吁，要求国民“誓死图之”。5月3日晚，汪大燮即去找蔡元培，蔡当晚九点招集北大学生代表谈话，第二天，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就上街了。这条材料是由当时担任外交委员会（汪任委员长、林为事务长）事务员的叶景莘所回忆，我觉得可信度相当高，因为是不约而同，可以和伍庄的说法互相印证。

　　至于伍庄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和这个爱国运动是两回事”，从事实上说确实不错，梁启超等人参与的爱国运动是政治运动，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不过，梁仍与后者有关。只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或者可以称为发动者；但在新文化运动方面，梁多半已是跟着走。

　　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其在野比在朝时影响更大、更深远。从早年的参与戊戌变法、从事政治思想启蒙，到后来的促成五四运动、提倡国民运动，以及一以贯之的立宪追求上，都可以看出。

　　（原刊《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

　　辑二

　　 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二、关于梁启超词稿

　　梁启超平生作词极少，录入《饮冰室合集》者不过四十三题六十六阕，尚有二题为重出。而1912年归国后的词作更为稀见，集中所收仅得七题八首。如此，则1925年与胡适书信往还、讨论白话词的一段文学因缘，便值得特别关注。

　　根据1936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修订而成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在1925年项下记有：“六、七月间，先生颇好作词，一月中所成甚多。”并录其6月22日致胡适书并附词一首、26日书及词两首以及7月3日书（附词三首《年谱》未录）。实际上，依据在胡家新发现的梁札，二人间的通信其实更频密，梁之作品亦更多。现述之如下。

　　1925年6月22日，梁启超致函胡适，内称：

　　适之足下：

　　顷为一小词，送故人汤济武之子游学，（此子其母先亡，一姊出家，更无兄弟，孤孑极矣。）即用公写法，录一通奉阅。（下阕庄语太多，但题目如此，无法避免，且亦皆心坎中语也。）请一评，谓尚要得否。

　　启超 廿二

　　其请胡适评阅之词，即《饮冰室合集》误系于1929年的“己巳送汤佩松”：

　　沁园春

　　送汤佩松毕业游学

　　可怜！阿松：

　　万恨千忧，

　　无父儿郎。

　　记而翁当日

　　一身殉国，

　　血横海峤，

　　魂恋宗邦。

　　今忽七年，

　　又何世界？

　　满眼依然鬼魅场！

　　泉台下，

　　想朝朝夜夜，

　　红泪淋浪。松兮！躯已昂藏（按：改“已似我长”）；

　　学问也爬过一道墙。

　　念目前怎样

　　脚跟立定？

　　将来怎样

　　热血输将？

　　从古最难，

　　做“名父子”，

　　松！汝篏心谨勿忘！

　　汝行矣！

　　望海云生处，

　　老泪千行。

　　汤佩松之父汤化龙（字济武）乃梁启超挚友，二人同为进步党领袖。1918年，汤化龙在加拿大遇刺，梁启超极为悲痛。时在病中，梁仍接连发出致在京友人、致汤弟芗铭及覆王揖唐与王印川三函，询问汤身后情形、慰悼家人及筹办追悼会，又作《哭汤济武》五古诗二首。10月14日，汤化龙灵柩运抵天津，梁亦亲往迎接，并撰《祭汤济武文》。而1925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汤佩松，留学美国，日后则成为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

　　梁启超念旧情重，当时作词为老友之子送行，很是慎重。抄与胡适时，下阕首句中“躯已昂藏”四字即经圈去，改为“已似我长”。在胡适提出意见后，25日（端午），梁又将“小有改削”之“原词”“再写呈”。其以长者、名流之尊，而虚心向晚辈求教，此一今日视为异常的姿态，曾经令这批书札的鉴定专家生疑，却正是梁启超待人恳挚处。两相对照，词作文字的改动计有：“血横”、“红泪”易为“尸横”、“啼血”，“热血输将”、“汝篏心谨勿忘”改为“肩膊担当”、“汝当心切勿忘”。最大的修订则属“今忽七年”以下三句，改稿作：“弹指七年，/只今何世？/眼底依然百鬼忙！”并且，后句仍注云“此句屡改终不惬”，足见梁氏之用心经营。

　　最可注意处，还在致胡适书中所谓“用公写法”一语。其时胡适所作诗歌，无论旧调新体，一律使用新式标点，且每句分行书写。这与《去国集》（附见于《尝试集》）中胡适归国前所作旧体诗词多取连排方式已有不同。嗜奇好新的梁启超显然对此写法很中意，故现在保留下来的四通与胡适谈词函札，全部将信纸横倒书写，以适应截短了的词作句式。而6月27日致林志钧书，梁特意提及其新作小词均“付以新式符号”，亦明显以此向朋辈炫耀。凡此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在一律只存句读的《饮冰室合集》中均湮没不见，也有赖于这批书信的现身才得以弥补。

　　如取《沁园春》为样本，细究其改稿的标点变动，即可由此窥见梁氏微妙的心曲。起首三句，将“可怜”后的惊叹号移至“无父儿郎”句末，“阿松”后的冒号变为逗号，即改变了原词首句较为疏远的第三人称口吻，而使全篇统一成为父执对于后辈的关爱语调。特别是下半阕的叮咛“庄语”：“念目前怎样/脚跟立定？/将来怎样/热血输将？”本来尚带有疑问口气，希望汤佩松认真思考。至改稿，便已换作毋庸置疑的肯定：“念目前怎样/脚跟立定，/将来怎样/肩膊担当！”既是真切的嘱咐，也表现出对汤氏的人生选择抱有充足信心。而此番句意的调整，全在问号变成了惊叹号。在基本不改动文字的情况下，却可以传达出别样的情感，标点的神奇功效于此得到了充分展示，梁启超的兴奋也可想而知。

　　被逗引起浓烈兴致的任公先生于是再接再厉，连同《沁园春》改稿，于6月25日致函胡适时，又将当日新成之“题画四小令，并写呈”，请胡适判断其“稍可观否”。是即《题宋石门罗汉画像》四首。该作《饮冰室合集》失收，笔者编辑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已据1925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所载录入。但梁氏写与胡适者为初稿，可用来比较：

　　题宋石门罗汉画像四首

　　一 好事近

　　跋里堕阇戏猫

　　晴昼日烘花，

　　筛碎满阶花影。

　　花底猫儿打架，

　　问有无佛性？霎时热恼变清凉，

　　雨过竹逾静。

　　院院悄无人语，

　　猛一声寒磬！

　　二 西江月

　　改那婆斯擎钵

　　香积炊烟散后，

　　祗桓斋供完时，

　　各人受用各些儿，

　　钵里醍醐一味。达磨（去声）十年做甚？

　　黄梅半夜给谁？

　　不如搥破这铜皮！（铜皮二字未安）

　　免得慧能捣鬼。

　　三 相见欢

　　那迦犀那养蒲

　　头陀抱瓮忙倽（平声）？（此句未妥）

　　眼巴巴，

　　要看菖蒲结子又开花！菩提叶，（原画有菩提树）

　　年年落，

　　且由他。

　　若会得时，一样没根芽。

　　四 清平乐

　　阇啰多伏虎

　　长眉低瞑，

　　坐得盘陀冷！

　　坐下山君呼不应，

　　跟著阇黎入定。堂堂月照空林；

　　琅琅泉戛鸣琴。

　　后夜欠伸一吼，

　　眼前“大地平沉”！

　　四词所写均为明代画家宋旭（号石门）所绘罗汉像。比之前作《沁园春》的庄重，这里多的是言浅意深的禅味与打破后壁的清空。而喜用口语既与禅宗语录合拍，也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故抄与胡适看正相宜。

　　读这几首小词，感觉梁启超当初写来似乎很随意，殊不料任公先生竟是十分慎重。词函寄出的次日，他又接连追发两信，对原先认为“未妥”的字句再三推敲，而尤以《相见欢》改动最大。其书一则曰：

　　昨寄稿《相见欢》中，“菖蒲”应改作“石蒲”，盖所养者盆中蒲草也。若菖蒲，则开花不足奇矣。

　　一则为：

　　适之足下：

　　昨寄诸词内《相见欢》一阕拟改如下：

　　朝朝料水量沙，

　　眼巴巴，

　　要看石蒲结子又开花！

　　菩提叶，

　　长和落，

　　且由他。

　　若会得时，一样没根芽。

　　又《西江月》“黄梅半夜给谁”改“传谁”。因此字万不能用仄声也。

　　又《清平乐》“琅琅泉戛鸣琴”改“泉奏”，与上句“月照”叶韵。

　　启超

　　但这仍然不是最终定稿。10月，《题宋石门罗汉画像》正式发表时，《相见欢》除首句“朝朝”之误为“朝水”属讹夺外，其他如“生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花”之取代“开花”，“长和落”再改为“落还长”，都应出自梁启超的精心酌度。如此不厌其烦，反复打磨，可见初次的急于抄寄胡适，实因任公先生按捺不住的公诸同好的冲动。

　　而6月26日第一信，也不只为说明“菖蒲”的修改而发；与前述心态一般，“数日前更有小词数首，并写呈”，或许才是梁启超不待回音、再度致函胡适的真正原因。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两题词作也端赖胡适的藏留而传世。故将两首《好事近》与一首《西江月》一并抄录如下：

　　好事近

　　籍亮侪病中赋诗索和，其声哀厉，作小词以广之。

　　千古妙文章，

　　只有一篇《七发》。

　　侈说“惊涛八月”，

　　又“怪桐百尺”。

　　“主人能强起游乎？”

　　“惫矣！谨谢客”。

　　几句“要言妙道”，

　　恰霍然病失。

　　咄咄臭皮囊，

　　偏有许多牵掣！

　　哄动文殊大士，

　　到维摩丈室。

　　多生结习满身花，

　　天女漫饶舌。

　　一喝耳聋之后，

　　看有何言说？

　　西江月

　　癸亥端午前三日，师曾以画扇见诒。画一宜兴茶壶，媵以小词，盖绝笔矣。检视摩挲，追和此解，泫然欲涕。

　　忆得前年此日

　　陈郎好画刚成。

　　忽然掷笔去骑鲸，

　　撇下一壶茶冷！

　　摘叶了无叶相；

　　团泥那是泥形？（注一）

　　“虚空元自没亏盈”。（注二）

　　此意而翁能领。

　　（注一）原词云：摘叶何须龙井，团泥不必宜兴。

　　（注二）散原先生原句

　　前作颇为别致，两阕《好事近》上下衔接，浑然一体，各以《七发》与《维摩诘经•观众生品》为主干。词旨亦与题罗汉画像的思致相近，引天女散花故事，以佛家的一声喝断得解脱，代替枚乘《七发》喋喋不休的“要言妙道”，专为老友籍忠寅祛病。后作则因1923年早逝的陈三立（号散原）之子、美术大家陈师曾所赠画扇而兴起，梁启超睹物思人，不免伤感。下片却转以画中物茶壶为喻，脱略形迹，解除烦恼，亦颇具禅意。由此可见，欲于短词浅句中求深意，借用佛家说法便成为梁氏的拿手好戏。

　　除此次拍卖者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尚抄有1925年7月3日梁启超致“适之足下”书一封，《梁启超年谱长编》亦予收录。此函可略补目前所见信札中只有梁一面之词的遗憾。被其激赞为“妙绝”的两首胡适诗歌，显然是在梁氏热情与诚意的感召下作出的回报。所谓“石湖诗书后那首”日后题作《瓶花》，而“去年八月那首”则可着落为《也是微云》。胡适本人对此二诗相当珍爱，1952年编选《尝试后集》时，即将其一并收入。有趣的是，两诗日后恰恰均经赵元任谱曲，无意间倒暗合了1920年梁致胡函中对“可歌之诗”的期望；梁氏并特别肯定其为“自由的词”，实际仍以先前“尤喜者”的“小词”视之。只是，此次梁启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用韵上，如谓《瓶花》诗“若能第一句与第三句为韵——第一句仄，第三句平——则更妙矣”，《也是微云》亦被指出韵不谐，“拆开都是好句，合诵便觉性［情］味减”。不过，这些意见胡适并没有接受。胡适对梁词的批评，信中也略有透露：“拙作《沁园春》过拍处诚如尊论犯复。”即谓下片开头之“松兮”与上片首句之“阿松”用字重。梁启超也承认不妥，许以：“俟有兴，当更改之。”同时也坦言“但已颇觉不易”，而梁氏不久兴致已过，自未再改。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抄录的7月3日梁致胡函，其意义不只在补充呈现了二人交流创作、相互评点的具体情形，而且也提供了一首未曾入集的梁词。在此信末尾，梁启超又“有寄儿曹三词写出呈教”。除已见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录的《鹊桥仙》（自题小像寄思成）与《虞美人》（寄女儿令娴）外，信中更多出一首《采桑子》，是即梁启超7月写给其弟启勋书中所提“昨寄之思庄手卷”，亦补录于下：

　　采桑子

　　写近词装一手卷，寄稚女思庄，填此令代跋。

　　别来问我闲功课，

　　偶作新词。

　　正写新词，

　　怅念时艰忽泪垂。

　　写成当做平安信，

　　远寄娇儿。

　　想我娇儿，

　　生小何曾识别离！

　　此作与其他写给孩子们的词一样，都直白地显露出梁启超的舔犊情深。

　　检索1925年梁启超的词作，除《饮冰室合集》所收之《浣溪沙》（乙丑端午夕俄公园夜坐）、《鹊桥仙》（成容若卒于康熙乙丑五月十六日……）、《虞美人》（自题小影寄思顺）、《鹊桥仙》（自题小影寄思成）、《好事近》（代思礼题小影寄思顺）二首以及《沁园春》（己巳送汤佩松）六词外，由梁致胡适书中，尚可辑出上引之《题宋石门罗汉画像》四首、《好事近》（籍亮侪病中赋诗索和……）、《西江月》（癸亥端午前三日……）以及《采桑子》（写近词装一手卷……）七词（均以词牌计）。而《合集》中各词，除《沁园春》另有出处外，均在1925年7月梁氏两度写给其弟启勋的信中抄录过，此亦应为《合集》编辑的来源。不过，精于词学的梁启勋所收藏的兄长当年词作，竟然不及外人胡适多，的确令人惊异。这只能解释为，当任公先生1925年“忽发词兴”之际，其认可的第一知音乃是胡适。与学术切磋中的“疑义相与析”不同，在往复论词时，梁启超对胡适的态度更近于“奇文共欣赏”。

　　而梁胡二人此番频繁的通信，得益者自然不仅是梁启超一方。陈平原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中，已着重从胡适的自我调整作了阐发。大体说来，胡适“早年很计较的摆脱词调的影响，二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松动”，三十年代更是“自己出场介绍如何借鉴小令创作新诗”，其间的转变乃是“经由二周（按：指鲁迅与周作人）以及梁启超的提示，加上自家撰写《白话文学史》和编选《词选》的体会”，胡适对于“白话诗”之夹杂“词调”，才有了全新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胡适自我介绍创作“胡适之体”的新诗经验时，特别说明他近年爱用《好事近》这个词调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要最简炼的句子，不许有一点杂凑堆砌”。返观梁启超，其1925年所作白话词中，使用最多的词牌恰好也是《好事近》，共作有三题五首。即使不谈彼此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2009年12月8日定稿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2013年10月14日补写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岭南学》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附录：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

　　一

　　适之我兄：昨谭快慰，尊体比复何似？郊外摄养能实行耶？至深延企。昨托百里带呈《秋蟪吟馆诗钞》，想达。此公之诗，不能谓为有创造的理想，但总算放胆做去。其最精采者，如卷一之《围城纪事六咏》《苜蓿头》，卷二之《原盗》《痛定篇》《议团十首》，卷五之《兰陵女儿行》《黄婉梨》，或以日记体入诗，或以演说体入诗，或以传志体入诗，皆能自辟蹊径。大抵古体多佳，近体则可取者殊少耳。公试一浏览，谓为何如？晚清今文学运动拟即草一篇，草成当麈教。《水浒考证》读已卒业，五体投地而已。

　　启超顿首

　　（民国九年九月）廿六

　　（附一天津“九年九月廿六”邮戳之信封，署“北京国立大学后身/钟鼓寺胡同/胡适之先生/津梁”）

　　二

　　前晤在君，知公并未迁地养病，何其惉懘耶？比调摄有损否？深念深念！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再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朴斋、竹村、春乔三先生，于公为何辈行？乞见告。敬上

　　适之老兄 启超顿首

　　（民国九年）十月十八日

　　三

　　前得病中复我长笺，感谢之至。生平结习，心有所注，辄废他事，是用阙焉未报。《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吴敬轩集》仍珠言不能得，已托在君转告，不审达否。顷复奉书及《汉代哲学史》，甚喜。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改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崔君两著竟未之知，固陋可愧。公处有其书，能借读否？论白话诗一篇本已成其半，（下半只是论两先生诗，对于白话意见前半已具。）余半因移治他业，久未续成。惟百里见此文后，颇有异同，劝其修改，故更迟迟未续。今先将原稿奉尘。公如有所教，所最乐也。（篇中希腊、拉丁之喻，百里不谓然。公谓如何？）但公病初愈，不宜多劳，或不复亦佳，日内当图晤谈耳。对于大著《哲学史》之批评若作出，恐非简短可了。顷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大作，届时当奉寄耳。在此所讲因未自编讲义，全恃腹稿，殊不畅密。学生所记更为删润，益复劳而少功。今将所讲老子一章先呈教。（第一章为古代思想渊源，第二章为诸子总论。笔记稿未订正，未印。）

　　大著《汉代哲学史》（一）推奖淮南王安未免太过，吾以为安不过吕不韦之流亚，两书皆只能当《太平御览》《玉海》读耳。其中采掇战国末期遗说必甚多，或者邹衍之终始多在其中。公认安等为一种创作家，恐非真相。（二）司马迁似当论及。原书论历、医，已出哲学范围外，则迁之史当论，且迁亦确自有其思想。（三）贾、马、服、郑辈不能不论及，否则无以见汉代学术之全。鄙见所及如此，容细读再有所贡。拙著《佛教史》已成者得七八万言，今寄上第二、三、四章，（第一章题为《印度佛教小史》，未动笔。）为公养病之资。尚有第五章论翻译事业，（此章用力最勤，大约可为定本。前三章皆须改。）凡四万余言，其稿在都中，明后日当别寄上。此全属考证，未入正文。但佛教上考证学前人未有做过，觉此中国土可辟者甚多也。

　　公病可不至复发耶？至念。望极力省啬摄卫。若能见客，拟于下星期六或星期日一奉造，何如？敬复

　　适之兄 启超

　　（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抄本两稿，阅后希掷复。

　　四

　　适之我兄：大著《墨经新诂》读竟奉还，亦间附签注，希察采。别有复公一书，附印拙著末，今以钞本奉呈。此已是一月前所作，玩忽未寄耳。卷端有数十字，乃大醉后所书，醒后视之，不觉喷饭。本宜裁去，计以此博公一噱，亦良得，故遂存之。手此，敬请

　　著安！不尽。

　　启超

　　公顷何所为？病全愈耶？罢课中倘能得新著，亦未始非幸。仆顷重理佛教史，前稿可留者仅十之一耳，无怪古人难于著书。若我辈急就者，势必书方印成，即思毁板耳。公想同兹感慨。

　　启超又顿首

　　五

　　《西游记考证》读毕，甚佩。丁俭卿《书西游记后》原文，公似尚未见，今检呈。但亦无甚新料可裨公，因公已从府县志中搜罗甚富矣。《西游》孙行者之托名悟空，似亦有故。悟空为义净同时人，留学印度最久（四十年）。

　　适之足下 启超 十八

　　六

　　适之足下：

　　顷为一小词，送故人汤济武之子游学，（此子其母先亡，一姊出家，更无兄弟，孤孑极矣。）即用公写法，录一通奉阅，（下阕庄语太多，但题目如此，无法避免，且亦皆心坎中语也。）请一评，谓尚要得否。

　　启超 廿二

　　沁园春

　　送汤佩松毕业游学

　　可怜！阿松：

　　万恨千忧，

　　无父儿郎。

　　记而翁当日

　　一身殉国，

　　血横海峤，

　　魂恋宗邦。

　　今忽七年，

　　又何世界？

　　满眼依然鬼魅场！

　　泉台下，

　　想朝朝夜夜，

　　红泪淋浪。

　　松兮！躯已昂藏（改“已似我长”）；

　　学问也爬过一道墙。

　　念目前怎样

　　脚跟立定？

　　将来怎样

　　热血输将？

　　从古最难，

　　做“名父子”，

　　松！汝篏心谨勿忘！

　　汝行矣！

　　望海云生处，

　　老泪千行。

　　七

　　适之吾友：

　　复示敬悉。原词已小有改削，再写呈。

　　今日又成题画四小令，并写呈，稍可观否？

　　大作极平实，小有批评，已登报，想见。政府愦愦如此，恐终无好果也。

　　昨见尔和文，不知所谓老先生为谁，万不料乃出秉三也，一叹。

　　启超 端午

　　沁园春

　　送汤佩松游学

　　可怜阿松，

　　万恨千忧，

　　无父儿郎！

　　记而翁当日

　　一身殉国，

　　尸横海峤，

　　魂恋宗邦。

　　弹指七年，

　　只今何世？

　　眼底依然百鬼忙！（此句屡改终不惬）

　　泉台下，

　　想朝朝夜夜，

　　啼血淋浪。

　　松兮！已似我长；

　　学问也爬过一道墙。

　　念目前怎样

　　脚跟立定，

　　将来怎样

　　肩膊担当！

　　从古最难

　　作“名父子”，

　　松！汝当心切勿忘！

　　汝行矣！

　　望海云生处，

　　老泪千行。

　　　　题宋石门罗汉画像四首

　　一 好事近

　　跋里堕阇戏猫

　　晴昼日烘花，

　　筛碎满阶花影。

　　花底猫儿打架，

　　问有无佛性？

　　霎时热恼变清凉，

　　雨过竹逾静。

　　院院悄无人语，

　　猛一声寒磬！

　　二 西江月

　　改那婆斯擎钵

　　香积炊烟散后，

　　祗桓斋供完时，

　　各人受用各些儿，

　　钵里醍醐一味。

　　达磨（去声）十年做甚？

　　黄梅半夜给谁？

　　不如搥破这铜皮！（铜皮二字未安）

　　免得慧能捣鬼。

　　三 相见欢

　　那迦犀那养蒲

　　头陀抱瓮忙倽（平声）？（此句未妥）

　　眼巴巴，

　　要看菖蒲结子又开花！

　　菩提叶，（原画有菩提树）

　　年年落，

　　且由他。

　　若会得时，一样没根芽。

　　四 清平乐

　　阇啰多伏虎

　　长眉低瞑，

　　坐得盘陀冷！

　　坐下山君呼不应，

　　跟著阇黎入定。

　　堂堂月照空林；

　　琅琅泉戛鸣琴。

　　后夜欠伸一吼，

　　眼前“大地平沉”！

　　八

　　适之足下：

　　昨寄稿《相见欢》中，“菖蒲”应改作“石蒲”，盖所养者盆中蒲草也。若菖蒲，则开花不足奇矣。

　　又数日前更有小词数首，并写呈。

　　启超 廿六

　　好事近

　　籍亮侪病中赋诗索和，其声哀厉。作小词以广之。

　　千古妙文章，

　　只有一篇《七发》。

　　侈说“惊涛八月”，

　　又“怪桐百尺”。

　　“主人能强起游乎？”

　　“惫矣！谨谢客”。

　　几句“要言妙道”，

　　恰霍然病失。

　　咄咄臭皮囊，

　　偏有许多牵掣！

　　哄动文殊大士，

　　到维摩丈室。

　　多生结习满身花，

　　天女漫饶舌。

　　一喝耳聋之后，

　　看有何言说？

　　西江月

　　癸亥端午前三日，师曾以画扇见诒。画一宜兴茶壶，媵以小词，盖绝笔矣。检视摩挲，追和此解，泫然欲涕。

　　忆得前年此日

　　陈郎好画刚成。

　　忽然掷笔去骑鲸，

　　撇下一壶茶冷！

　　摘叶了无叶相；

　　团泥那是泥形？（注一）

　　“虚空元自没亏盈”。（注二）

　　此意而翁能领。

　　（注一）原词云：摘叶何须龙井，团泥不必宜兴。

　　（注二）散原先生原句

　　九

　　适之足下：

　　昨寄诸词内《相见欢》一阕拟改如下：

　　朝朝料水量沙，

　　眼巴巴，

　　要看石蒲结子又开花！

　　菩提叶，

　　长和落，

　　且由他。

　　若会得时，一样没根芽。

　　又《西江月》“黄梅半夜给谁”改“传谁”。因此字万不能用仄声也。

　　又《清平乐》“琅琅泉戛鸣琴”改“泉奏”，与上句“月照”叶韵。

　　启超

　　十

　　适之足下：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相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仆自去秋受北京图书馆之属托，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一年以来，督率门人数辈，昕夕从事。虽写定之稿未及什之一，然颇感斯业之有益，兴味引而弥长。窃不自揆，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揅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视［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而窥也。此种愿望之成绩虽未敢期绝对的满意，然黾勉赴之，最少亦足树立规模，以俟来者之补正，于愿亦已足矣。今将稿本略审定可缮写者，提出若干种于图书馆，以转达董事会，盼我公在会中审查时，费一二日之力，细为省览，而有以是正之。其中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一册，史部谱传类年谱之属一册，金石书画部丛帖之属一册，史部杂史类晚明之属一册，比较的可算已成之稿（虽应增改者仍甚多）。自谓其组织、记述、批评皆新具别裁，与章实斋所谓横通者迥别。将来全书即略用此例。公视似此作法，能达前所期之目的否耶？此等工具之书，编纂备极繁难，非有一人总揽全部组织不可，却绝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独任。现在同学数辈分功合作，写卡片四万余纸，丛稿狼藉盈数箧。幸得董事会之助，使诸人薄得膏火之资，等于工读。现在第一期工作已过，（以经验之结果，知初期枉费之工作极多。）下半年专从事于整理写定。原定两年成书之计画，虽未必能完全实现，要可得什之七八耳。董事会所赐补助，原定两年，今正得半，想董事诸公既提倡于始，则赓续更不成问题。仍盼我公稍注意审查成绩，估其价值，在会中力予主持，俾不致废于半途，幸甚幸甚！溽暑，诸惟珍卫。不一一。

　　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启超顿首

　　（天津意界玛尔谷路廿五号——胡适字）

　　　　辑四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年12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9月21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月29日、11月19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牵衣日追从，最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别。”尽管对朝廷所加罪名，梁启超以为冤屈，对于父亲的负疚感却丝毫未减。

　　此后，在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余年间，其父或居香港、澳门，或来日本，梁亦曾往探亲、祝寿。这样的长期分别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故一旦相聚，如1904年3、4月间，梁启超曾到澳门逗留十日，写信与其弟启勋，便一再称说“日与大人欢言，甚乐也”、“为大人预祝寿辰，极一时之乐”。父子间的书信也往复不断，只是留存下来的只有梁父的示子书。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最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因而，这封写于1912年12月1日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

　　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

　　其实，梁启超最大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吾此间宾客杂遝，出入无时，吾待之皆有分寸。然吾深知祖父之意，常欲吾所交之友皆一一晋见，一修子弟礼，而于有名有位之人为尤甚。然吾所处地位，万不能凡一客来，皆告之曰：“吾有老亲在此，汝其一见也。”又此间日日几皆有客共饭，饭时常常纵谭无数事。若有老人在座，则客皆拘束不便。且饭时，若吾专应酬客耶，偶一为之，固无所不可；日日如此（实则几于日日宴客），老人又安得不怒，且客又岂能安者？不应酬客耶，吾地位又安能？若日日使老人独饭，更成何事体？

　　可见，“种种不便”都关涉到礼数，梁父于此显系十分刻板、挑剔。

　　为此，欲两全其美，使父亲愉悦，自己亦可以安心处理外务，梁启超想到的唯一可行之方是：“同居于一地，而又必须异室而居。”故需要“赁屋三处”，分别安顿自家、父亲与梁启勋，且必要接庶母（细婆）及诸弟妹来与父亲同住。梁启超本人“惟常往朝，若无客时，则往侍饭”。如此，梁自觉父亲“不至因闷而生恼，而吾亦惟享家庭之乐，更无家庭之苦，可以专用精神以办事矣”。虽然对于这么大的排场和众多家人的日常用度，梁启超彼时毫不担忧，但实在应算虑事不周。

　　而最终梁父选择了乡居，此既为先前已经决定的“南归”之实施，也不排除京、津之间居大不易的顾虑。当然，梁启超陈述的“种种不便”，极可能同样引发了其父的不便感，故索性留在自己更为熟悉的环境中颐养天年。

　　三、梁启超为父祝寿

　　梁父的不来就养，从梁启超一面思量，应是留给其更大的施展空间，却也令其心中不安。1912年12月5日与思顺信中，梁启超便再申前议，以“乡居如何可久，且亦令吾常悬悬”为由，“力请明春北来为要”。而其1915年尝拜托梁士诒向袁世凯政府讨勋位一事，自此心理揣度，恐怕亦属事出有因。

　　梁启超致梁士诒先后两封《为父寿求请勋位函》，收录在苏文擢编纂的《梁谭玉樱居士所藏书翰图照影存》中，文如下：

　　有私事欲一干托：家君寿日福庆，甚思自获一勋位，为娱亲之助。诚知不免世俗之见，然扬显之义，古人盖亦有取焉。十年来文字鼓吹，于新邦肇造，或不无微劳，即两年来与乱党相薄，亦间接为政府张目。若府主录其微庸，援张季老（按：即张謇，字季直）之例，有以宠之，俾得极舞彩之荣，则其感激岂有涯涘？若兄审度，谓为可请，敢乞以尊意婉陈；若谓无取，则请置之。恃爱奉渎，皇赧皇赧。燕兄大鉴 名心印

　　付火

　　昨所谭事，既公以为可请，能以今日发表最感。养志之意，公当默会矣。

　　燕兄

　　马以君曾在《梁启超佚札十七封》中释读此信，认为：“信中反映梁启超好慕虚荣，恃功邀封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并称“付火”乃是“梁启超作贼心虚的确证”，批判可谓严厉。

　　而马以君推断梁启超上二函约写于1915年2月，实际可大致确定在1月27日前数日。经查《政府公报》，1915年1月1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策令》中，有授予张謇“中卿”的记录，梁士诒本人也同时获此荣衔。猜想梁启超不免见而心动，加上对父亲始终怀抱的一份歉疚，或许原本也有来自老太爷的压力，这才作书求讨勋位。曾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称“二总统”的梁士诒也果然爽快帮忙，1月27日，袁世凯即发表了梁启超“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的策令。现悬挂于梁氏茶坑村故居正厅门首的“一等嘉禾章中卿衔少卿/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的功勋匾，即是由此而来。《孝经》既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梁启超也可算谨遵教诲。

　　此匾上下款分书“中华民国四年”、“梁启超立”，乃是梁启超1915年4月下旬专门返乡为乃父做寿留下的纪念物。梁父诞辰为阴历三月十六日，折合该年西历，时当4月29日。在此期间，梁启超曾有数封写与长女的信记述庆典盛况。任公的生花妙笔本无人能及，且正在得意时，更是逸兴遄飞，形神毕现，故仅照抄如下（信中日期俱为农历）：

　　初九发上海，十二午抵港，粤吏以兵舰迓，其夜抵粤。十六在家庆祝，十八乃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十八日竟演剧侑祝，盖合全城官绅商之力，乃能于数日间布置略备也。在八旗会馆开筵，其地之宏敞，过于湖广馆。将去年之屏联择尤悬张（龙将军［按：指广东都督龙济光］殆成刘老老），此间人殆莫不咋舌叹美，谓是全省之荣幸也。二十日返乡（兵舰五只护送），乡中仍演剧三日，届时全乡若狂之状更可想耳。吾自上岸后，酬应乃无一刻暇，每日仍以数小时归家承欢，大约一日未离粤，则一日不能休息也。

　　十八日在省城庆寿，全城官绅商咸集（都中两贺电以十六晨至），共谓为空前之盛会也。……是日演剧，至翌晨侵晓乃散。老人亦凭观至终局，精神矍铄，坐客咸羡也。十九日，吾穷一日之力以谢客。今日为二十日，七点钟即乘船返茶坑矣。吾所御者，为一浅水兵轮，名曰楚璧。家族亲友同行者甚众，凡赁紫洞艇四只，护以小兵轮三只，军队随行者约二百人，新会军队相迓者闻尚百人云。沿途山川辉媚，花鸟欢虞，致足乐也。乡中尚演剧四日。吾于其间谒祠扫墓，不过一二日毕事。廿五六间当返省城，月杪即北行矣。

　　后一信更是写于所乘楚璧舰上，自得之情传写得淋漓尽致。此次盛大的为父祝寿活动，从省城广州办到家乡茶坑，广东军政要员纷纷出面，又派兵船、军队护送，梁启超自觉很风光，梁老太爷显然也十分受用。

　　不过，若依照5月11日与梁思顺等姊弟书中所述，梁启超还乡时，也曾发生“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时行刺的“极危险事”。幸好“为侦探所尾，在离江门一站之车破获”，却也付出了“兵官死一人，伤八人”的代价。由此看来，梁启超认作排场的“全省河小兵轮十余艘皆开往茶坑，军队环卫者四百余，其在附近一带巡缉者复数百”，也应有实际的卫护震慑效用。

　　四、为国乃大孝

　　世间事本是乐极生悲，盛极而衰。1915年梁启超的回乡祝寿可谓登峰造极，让父亲赚足了面子。但袁世凯的封赏笼络，仍未能阻止梁启超对其帝制自为的全力抗拒。公义私情，在任公先生那里还是泾渭分明。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继而，由于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催促，为坚定其参加反袁之役的决心，梁启超又于1916年3月4日自上海冒险出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的海防，直至27日方进入广西镇南关，与起义军队会合。由于袁世凯已下令严查拦截，梁启超只得一路伏藏，密闭舱底，隐居荒野。3月7日船抵香港时，尽管停留五日，直到12日方离开，其间同人均曾上岸歇息，亦遭巡捕盘诘，梁启超却始终滞留船上，甚至“四日间竟不敢登舷一步”。危险至此，故明知“老父方在港”，但“恐贻惊忧”，不能探望，梁启超终于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

　　梁父去世于1916年3月14日。日后梁启超曾痛心地在《哀启》中述及：“其时不孝启超身在香港，而乃委死父于不顾也。”“大渐两日，而不孝乃去港；不孝去港两日，而病遂不起也。”因而自责“不审以何罪业为鬼瞷弄，自发罪念，妄以所履至险惧贻老父忧，不敢往朝，且不敢通闻问疾”。并且假设己身如果及时探病或请良医诊治，父病或可痊愈，故极言其犯下了“躬弑吾父”之罪。不只当时未得一见，父亲去世后，因梁启超所负责任重大，为使其能够尽心军务，梁启勋等亦“徇亲朋之请，匿不以告”。

　　直到5月30日，在广东独立，护国战争大局已定，梁启超转赴上海九日后，梁启勋才从香港赶来报丧。其时距梁父弃世已七十七日。梁启超当即于次日作《闻讣辞职书》，辞去在军务院中所任各职。而再过一周，6月6日，帝制祸首袁世凯亦忧愤病死。

　　应该说，在履险犯难之际，梁启超一直挂念父亲，勉力排解其担忧。目前可见由梁启勋保存下来的四封书札，便是最好的证明：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现在海防，明日便入广西，应陆将军之招也。初八日过香港，因行踪须密，故不登岸；又虑大人惊忧，故不先禀告。今儿不久到广东矣，侍奉之日在即，谨先以数语报平安，藉纾慈念。肃此，敬请

　　福安！ 儿宏叩禀 阳历三月十八日

　　父亲大人膝下：儿现在梧州行营，约明后日便下肇庆。粤中各界虽竭诚欢迎，然人心难测。惟有节节进取，必须俟前队兵力巩固，始行前进。自闻海珠之变，此间益加慎重，必不至立于险地，请纾慈注。肃此，敬请

　　福安！ 儿启超叩禀 四月十五日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在军中，一切安善，请纾慈念。粤事纠纷颇难解决，日内或遂旋军返桂，不复来粤矣。儿无论在何处皆知谨慎，在桂军中万无一失，务乞安心。此请

　　福安！ 儿宏叩禀 （四月）十八号

　　父亲大人膝下：儿十八日由港起行，廿一晨到沪，途间甚安。现住处尚未定，仍暂借寓友人家耳。日内须一游日本，或往浙江。现事势日顺，大局或便可解决。儿一切起居饮食皆格外慎重，望纾慈念。此请

　　福安！ 儿启超叩禀 五月廿三日

　　信中署名“宏”者，系因梁启超乳名宏猷。至于“海珠之变”，乃发生于4月12日，前去与龙济光谈判的护国军代表汤叡等三人被枪杀。梁启超为免父亲担心，特于15日写信报平安。由此可知，梁启超每到一地，无论是越南海防、广西梧州还是上海，必有信通报父亲，以释远念。

　　不过，这四封书信全部写于梁父去世后，故得由已赴香港治丧的梁启勋收存。1932年，梁启超病逝三年后，其弟“发箧得之”，因写下一段题记：

　　右八纸并两信封，乃在护国军中发。时未闻丧，故所上先君子之四纸亦入余手，时余则奔丧在港也。蒋百里题《攒泪帖》所谓，每见伯兄落笔写“父亲大人膝下”数字，辄不忍睹而亟避去者，即此四纸矣。

　　梁启勋题跋中所称《攒泪帖》，查网上资料，为1996年由瀚海公司拍卖的梁启超长达十七米的巨幅书法作品。其中收录了祭父之《哀启》、祭妻之《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祭蔡锷之《公祭蔡松坡文》、祭麦孟华之《祭麦孺博诗》等。卷前由林长民题签，梁启勋题引首并题记，后有罗惇曧、罗惇、黄节、姚华、陈衡恪、黄濬、林长民、汪大燮、陈汉第、张一麐、蒋方震、麦仲华、籍忠寅、周大烈、余绍宋、林志钧、任可澄、伍庄、陈敬第等十九人题跋（已改正其间错讹）。蒋方震（字百里）之题词应出自此间。而梁启超四信得以保藏至今，并编入《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亦足以彰显任公先生在护国战争中先国后家、牺牲绝大的心迹。

　　章太炎挽联中所谓“共和再造赖斯人”，斯人而有丧父之痛，其有功于国日，正是有亏于父时。尽管可说造化弄人，父子终至生死暌隔；然而，梁父弥留之际，“乃严责家人，毋得以电召”启超，谓其“方有事于国也”，则梁老先生亦是以国事为重的明理人。因此，梁启超虽发丧迟迟，自认“罪人”，“生不克养，病不克侍，丧不克亲”，却无碍其仍为恪遵父训的孝子，因为国乃大孝也。

　　有意味的是，1916年10月9日，为纪念国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民国政府专门颁布了嘉奖令：“特授梁启超以勋一位。”不比先前的讨要，此番本是因梁启超参与护国战争有功，故与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一班护国军将领同列，获得了这份北洋政府时期以中华民国名义颁授的第二等勋位（凡分六等，第一等为大勋位）。面对这一实至名归的荣誉，梁启超却于公告见报的第二日，立即发表了《辞勋位电》，力陈：

　　言执戈卫社之义，惟倡义诸将独为其难；语舍身殉国之功，则死事群贤宜食其报。若启超者，虽缘孤愤，偶参戎机，但骛空言，羌无实绩。洎我大总统离明继照，正力肩艰巨于方来；而启超以衔恤靡依，未获分忧劳于万一。不谴已为过望，蒙赏实太无名。

　　故请求“将所授启超勋一位收回成命”。而其中父亲的病殁也是其辞谢勋位的重要理由。据此，前一年梁启超讨勋时所言为了“娱亲”，应系实情。“亲”已不在，荣衔也成为没有意义的虚名了。

　　2012年12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220期，2013年1月27日）

　　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

　　 ——从梁启勋藏札谈起

　　梁启超是政治家，也是学者，但首先是个文人。这是我翻阅两大册梁启勋收藏的其兄手札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一、习书留影

　　二、

　　就书法艺术而言，梁启超或许不如其师康有为之自成一家、声名早树，但每一纸写出，无论为长文（如梁启勋所藏《袁世凯之解剖》），还是短札（如1917年1月所书辞寿庆之二十字笺），皆美观疏朗，布局考究，值得作为一件形完气足的艺术品欣赏。

　　而梁启超在书艺上确曾用功甚深。1910年4月9日致函徐佛苏时即提到，除“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其日间一定之功课”中，尚包括了“临帖一点钟”，并且是从1909年8月中旬以来从未间断。这对于自称“吾学病爱博”、“尤病在无恒”的梁启超来说，实属难得。即使1916年7月，因时事纷扰、心绪不宁，梁氏著述亦废，却“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并借此“稍足收敛此心”。

　　如此勤习苦练，加以梁启超的天资颖悟，其书法进步迅速也可想而知。1902年，黄遵宪曾称赞梁氏：“公书高秀渊雅，吾所最爱，《人境庐诗》有一序，公所自书，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但其所谓“人境庐诗序”，实为1898年1月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执教时，题写在黄遵宪诗稿上的跋语，其时梁之书法尚未大成。而1909年，梁氏书艺显然已发生巨大变化，以致亲密如二弟启勋，亦竟错认其字为出自康有为另一弟子麦孟华之手。在9月8日、10月21日给梁启勋的信中，兄长梁启超于是不无得意地再三辩白：

　　来片有“孟哥代笔书”一语，可谓奇极。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至倩人耶？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宜弟之不复能认吾墨迹也。

　　弟两月前有一片来云，“孺博代笔之书已到云云”，真可发笑。我寄弟一书，乃起稿后寄往上海，叫孟哥写好，再寄来付邮耶？吾近日每日必临右军二百字，已非吴下阿蒙矣。弟见我近函，又谓何人代笔耶？

　　而这正是梁启超数月以来，日日“临帖一点钟”的奇效。并且，其所临之帖也可落实为王羲之书迹。从写于1910年阴历正、二月间的《双涛阁日记》，即可见其每日功课几乎都有“临《圣教序》”一叶或半叶，并且，此前先已摹写七遍。因而，1925年春，梁启超作《旧拓怀仁圣教序》跋，提及此拓本“与吾相随既十余年，前后临摹且百过”，实可征信。

　　法帖之外，梁启超于碑学亦下过苦功。用力最勤的是张迁、张猛龙、张表各碑，且都有专门的题跋。如1911年，梁对临写张猛龙碑兴致正高。10月6日中秋夜，为其启行赴奉天前夜，梁氏本以为自此归国，故特意为尚居留日本读书的大女儿思顺（字令娴）写下一卷《自临张猛龙碑》墨迹，且题跋云：

　　居日本十四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作也。娴儿其永宝之。宣统三年辛亥九月望，饮冰记于日本须磨浦双涛园。

　　流亡十三年，一朝返国，其兴奋的心情亦须假借醉墨淋漓方足以抒尽，学书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正非同寻常。而梁启超评张猛龙碑“堂哉皇哉，一代轨范已”，称赞其“最方严”、“龙跳虎卧”，也与流亡中东山待起的梁启超心境相合。

　　从写给梁启勋的信札中亦可看到，梁启超练字每有心得，往往急于同二弟分享。1916至1917年居父丧期间，梁沉醉于《淳化阁帖》，函致启勋，称：“比写《阁帖》，如有所得。弟视此笺何如？”1924年3月14日亦写告其弟：“近来拼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同年年底，梁启超送“篆隶各一小幅”给启勋，言及：“近颇感非用力于篆，则隶不能工。三日来，日必课篆矣。”1925年2月5日信中又兴高采烈地预告：“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1927年6月15日复告其弟，开始习练《六体千字文》，“顷已发愤学章草矣”。梁启超对研习书法兴致之高，且由隶而篆而楷而章草之学书历程，于此清晰可见。

　　二、世界八杰笺

　　更引人兴味的是，梁启超的书法及各时期所学书体，又常及时见诸其所用信笺。其中透露的梁氏心情与思考，同样值得关注。

　　1905年4月25日与梁启勋函，梁启超选用的彩笺相当特别。此笺图像及文字呈橘红色。画中人物上髭如针，身穿双排扣礼服，手提“文明棍”，器宇轩昂。其姓名分别以中文与德文书写在右侧与下方，乃赫赫有名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画赞云：

　　公法不恃恃铁血，双瞳如炬心如雪。胸中甲兵不可说，叱咤全欧风云裂。

　　而此笺乃是1903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社专门印制，全套共八种。由该刊第二十六号所载《（新制）世界八杰笺》广告可获知详情：

　　读史者，读英雄传者，观其言论行事，未尝不想望其风采，欲买丝以绣之，铸金以事之。此崇拜英雄之热心，实使人自进其人格之一法门也。吾中国寻常函牍喜用雅笺，盖文学美术高尚之风习使然也。然通行笺纸写风景、描花鸟，或集古句、集碑文，虽各有寄托，然皆非关大体。本社欲利用此高尚风习，徐导起国民崇拜英雄之思想，特搜集近世最著名豪杰，每国一人，写其遗像，并请饮冰室主人各系以画像赞，制为《世界八杰笺》。海内志士雅人，想有同好，故印数万纸，以公于世。

　　“八杰”国别与姓名如下：西班牙哥仑布、英吉利克林威尔、俄罗斯大彼得、德意志俾斯麦、美利坚华盛顿、意大利加富尔、法兰西拿破仑、日本西乡隆盛。

　　实际上，此“世界八杰”事迹均曾出入于梁启超笔下。1896年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时，即屡屡称引“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俄国因此强盛，以论证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而1899年底，梁启超出游夏威夷，临行前一日，尚特意到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铜像前致敬，并在船中所作《壮别二十六首》中，专列“别西乡隆盛铜像一首”。此外，《壮别》组诗之“别东京留学诸友及门人三首”，亦称赞华盛顿与拿破仑为“孕育今世纪”的功臣。至于海外“汗漫游”的相似经历，则令梁氏对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仑布追慕不已（“蛮长阁龙洲”）。1900年，《饮冰室自由书》在《清议报》开设专栏，很快即刊出《英雄与时势》一则。梁启超既指认当今“乃举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也”，故呼唤如嘉富洱（一译加富尔）、俾斯麦、华盛顿之英雄出世，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而此中之加富尔，即为其《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最得梁氏心仪的人物。巧合的是，恰在“世界八杰笺”广告刊发的前一期，梁作《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文中所引克林威尔呵斥画工之言：“画我当画似我者！”（Paint me as I am）先已于梁著《李鸿章》与《南海康先生传》揭出，悬为其传记写作的至高境界。

　　具此英雄救世情怀，“世界八杰笺”自然会成为梁启超与维新志士通信的恰当载体。台湾影印的《梁启超知交手札》中，至少可以见到其万木草堂同学孔昭焱、弟子何天柱以及同志侯延爽采用这套笺纸中的七种。因其少见，姑录其中可辨识之画像赞数则，以见一斑：

　　克林威尔使英国宪法犟固为万邦式者谁乎？使英国国旗遍辉大地者谁乎？画中人是也。

　　华盛顿国多难，为飞将；功已成，为老农。是真圣贤，是真英雄。

　　加富尔读罗马衰亡史，宁知复有斯人；读中国现世史，恫哉竟无斯人！

　　拿破仑帝者魁桀，民权精神，震天撼地，千古一人。

　　而且，诸人在使用这套信笺时不乏混用者，如何天柱1908年1月17日致麦孟华函，总共三纸，依次为俾斯麦、拿破仑与西乡隆盛画像。这样的情况在梁启超书札中却很少看到，可见其对美感的在意与讲究。

　　　　三、自制笺索隐

　　“世界八杰笺”虽非梁启超自制，却因每张均有其书写的赞语，故可视为梁氏专用笺出现的预演。

　　而能够显露梁启超政治怀抱的自用笺，值得注意的有“新民建言”（有粉红、浅绿两色）一种。梁启勋的珍藏中，1909年梁启超为其代拟的一则“梁次荪履历”即以此书写。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办《清议报》，1902年2月又续编《新民丛报》。梁在该刊发表了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因此自号“中国之新民”与“新民子”。《新民说》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强调兼采中外，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当时影响极广。胡适日后忆述：“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而以其新笔名题笺，且为“建言”而非随意发言，恰可印证新民思想确是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言论的中心。

　　关切国事之外，梁启超对友朋也爱护惦念，情义深厚。《饮冰室诗话》开篇即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故其自制笺中，与“新民建言”显露的政治家身份相对应，尚有“新会梁子达诚奉书”的淡红与淡绿两色隶书八行笺，专用于亲朋间的通信。范例可见1910年11月9日与台湾林献堂函，此为梁氏初次投书，故采用此笺十分得体。此外，一款题为“饮冰集史晨碑”所成之文亦很可观：“相思无既，临书依依，惟若时自卫不备。”其间充满了对亲朋的眷恋、珍爱之情，相信林献堂收读梁启超1911年10月11日以此笺所作书札时，心中必定感觉十分温暖。

　　根据上文所述，1909至1910年，正是梁启超临帖摹碑最为勤奋的时期。检索详细记述此段生活的《双涛阁日记》，可见从1910年2月11日（正月初二）起，梁氏每日功课在临《圣教序》外，尚有摹《孔宙碑》第六遍结束，写《龙藏寺碑》一遍多。而两个月内，摹写时日最多的则为《张迁碑》，2月20日（正月十一日）开笔，至4月6日（二月二十七日）已是“第五通卒业”。因梁启超自我反省：“唐以前诸碑帖，其结体皆雄伟，有龙跳虎卧之概。吾书溺俗已久，结体直无一与古人合，故愈弄姿而愈增其丑。今后惟当于此，痛下苦功。”故于此数通唐前碑帖反复揣摹。

　　而此节书事反映在信纸上，则是所用彩笺一时称盛，品种繁多。以集碑文而言，仅据《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最简短者如“辞达”，乃是“饮冰集谯敏碑”而成，取义于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与梁氏1897年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所言“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的思路相符，故作便笺题词非常合适。而单独截取首二字，又可表示以辞达意，用于信封亦很妥当。除前引“集史晨碑”文一种外，梁启超另备有“沧江集孔宙碑”之“路修文俭，所陈不既”笺。“沧江”乃梁启超1910年2月主编《国风报》时开始使用的别号，淡红、淡绿两种笺纸显得相当雅致。1910年写给林献堂的长诗《奉赠献堂逸民先生兼简贤从幼春》及随后的一札，便采用了此纸。

　　诸碑之中，梁启超此时最钟情者实为东汉张迁（字公方）碑，并且历久不衰。1925年仍临写一通，题跋中赞“其书势雄深浑穆，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故“生平临摹垂百过”。以此，1910至1912年致林献堂函中，集自该碑文的笺纸样式竟出现了四种，即：“饮冰集张公方碑”之“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之“君其爱体素”（此笺有集字与款识红、绿颜色互调两式），以及分别题署为“沧江集张迁碑字”与“饮冰集张公方碑”之“别来思君，惟日为岁”。最后一种言简意赅，所传达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深切思念，很能见出梁启超的性情与言说方式，故被一再复制（其中“饮冰集张公方碑”另有双钩摹写一种）。甚至回国最初几年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亦以此款纸居多。第一种笺样则与“集史晨碑”文字匹配，应为有意成双之作，尽管行格设计一为明线、一为暗线。不过，史晨碑集字所抒之情尚属单纯的思亲念友，此笺却已将为国自珍的大义带入，亲情友爱之外，又添上了志士情怀。而梁氏本人的心事在“写陶句”中也得到了曲折透露。表面看来，“君其爱体素”似与“自卫”、“善摄”语意相近，然而细按陶渊明《答庞参军》诗，接下一句乃是“来会在何年”。回思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的艰辛，此藏尾句在感慨与友人相见不易的同时，未尝不包含了制笺之日梁氏对返归故国的殷切期盼。

　　反倒是1912年10月归国之后，情形正如其早先所逆料，“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梁启超从政、讲学，日益忙碌。初时尚有新添样式，如见于《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中的两款笺纸：一为“任公集浪邪刻石残字制笺”之“书不尽言”，一为“集张伯敦碑”之“任公封事”。后者常用来书写公事，却多半是以朋友身份进言，恰合梁氏此时进出官场的身份，尤具妙义。而公函专用、纸铺所造笺纸也已穿插其间，如1913至1914年与江庸书，即杂有“币制局用笺”与天津文美斋制“兰亭笺”数种。至1920年欧游归来，梁氏自备者已只剩下形制不一的“饮冰室用笺”与“饮冰室尺牍”。在绵绵不绝写给长女思顺、长子思成的信中，这种归于平淡、简易的信笺最多见。此外，一些友朋赠笺亦为梁启超喜用，如1925年6月抄赠胡适的白话词所选之姚华砖墨馆摹砖笺，以及1926年12月3日致江庸函所采商务印书馆印制之涵芬楼花笺（当为张元济赠送），皆属此类。

　　不过，即使到晚年，甚至1928年10月8日梁启超写与二弟启勋的最后一信，自诉因痔疮发作兼以感冒发热，身体衰弱，“仍艰于坐”，全篇布局却照样错落有致，且一字不改。而此种风格，在其目前可见遗留世间的最晚一通手札中仍保持不变——10月17日“爹爹”给“思成”的两页信函，字体依然端庄秀逸，书写依然整洁漂亮，不能不使人叹为爱美至死。因此，即使不考虑内容，梁启超的书信亦具有独立完足的观赏价值。

　　（原刊《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