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扫地:小学教师揭露中国教育体制黑幕

来源于:搜狐读书频道
2014-03-07 15:10:50

书名:《斯文扫地》

  作者:邢学波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师范生余悦君毕业后分配到草甸小学任教,当上了“孩子王”。他厌倦枯燥的学校生活,却又牵挂着班级的学生;他向往着更充实的未来,却又对前途有着迷茫;他愤恨学校里领导间的尔虞我诈,却又陷入对仕途的膜拜。一次省城之行,终于让他认清自己应该选择的生活,他的青春年华,终于在缓缓流淌多年后,迸发出激越的浪花。他的经历,也折射出中国当代年轻人对于人生和青春的探索,更反应出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深层裂变。

    作者简介

  邢学波,男,1971年生人,祖籍山东,后移居东北。1990至1997年间在黑龙江任中小学教师,后获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8年间历任京华时报记者、编辑。现定居北京,任北京体育大学文学、写作课教师。目前已发表新闻通讯、消息作品200余万字;出版新闻、杂文集《小心,别被忽悠了》一书,参于编写大学本科教材《国语读写教程》、《文体写作学教程》、《校园读书声》等。

   书摘正文

   人民公敌

  余悦君站在院门口,踌躇不定:一旦去报到了,还退得出来吗?

  毕业的去向,早在8月他就知道了。9月开学时,已成为草甸代课教师的老同学孔庆林来找他,说校长宋德志想让他先去学校上班,当五年级的班主任;县教委的正式通知要迟到一些日子,学生课程落多了不好补。

  但他拒绝了,推说有一些毕业手续要办。当初他一门心思要读高中上大学,却被父母强逼着报考了师范;他书没念够不想毕业,还就是被分配了回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琢磨着,是不是可以回炉高考,然后可以像从前一样,跟那个她一块儿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出去上学。一直耗到9月中旬,耗来县教委的那一纸通知,他才不得不面对家门口的这个“母校”。

  这是东北边陲一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村落,正是秋忙的时候,庄户人大都已早早下地,街道上有些冷清。前一晚下了一场急雨,刚垫过黄沙的路面被冲出许多浅沟,很多地方积了水,漂着许多半绿不黄的杨树叶子。

  余悦君耷拉着脑袋立在街头,突然觉得自己的境况很像那落叶,零落尘泥,身不由己。几只沿街找食的大鹅围上来,绷直了脖子冲他嘎嘎地叫,有一只还咬上了他的裤脚,他抬腿踢翻了一只,轰散了大鹅,然后踏着泥泞,一跳一跳地向东去了。

  草甸学校在他家东南,村子的中心,背靠着村里的东西主路。因为年久,那一排十几间的砖砌平房校舍,墙皮大片地剥落,狗癣似的长着一疙瘩一疙瘩的青苔。余悦君默数着那些苔藓,磨磨蹭蹭,从家到学校的这一里多地他走了足足十五分钟;他掐着点,在整8点的时候,跨进了在学校东边的大门。

  这许多年过去,校园还是那个校园,只是更加破败了。且不论房舍、围墙、门窗玻璃,只说那操场上硕果仅存的体育器械,立在东西两端的两个足球门,在他小时候还是坚实方直的钢管结构,而眼下只有三根细溜溜、黑乎乎的柞木条,两竖一横,钉成个扭扭歪歪的木框——原来的铁管被人锯走了。

  正是早自习与第一节课的休息间隙,操场上很多小学生发现了他,都停下了嬉闹,一起静静地望着他;教室里的孩子听到消息,也争相跑出来看。那情形,像是围观一个如约而来的外星人。还有些小声的议论:“知道不,他是大学生!”“他家就在我们那趟街上。”“他是来教我们班的!”上课铃响了,孩子们都往教室跑,临进门前还要站住脚,向他看了又看。

  余悦君绷着脸,做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大学生”这个称呼,让他浑身酸溜溜的,可感受着孩子们那虔诚的目光,心底还是泛出了一股热流。

  办公室门口,七八个老师夹着书本走出来。往东来的一拨,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他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孙福贵。孙老师明显发福了,两腮的肉嘟噜着,洗得褪了色的蓝汗衫子里兜着一个圆鼓鼓的猪八戒式的大肚子。“哟,小余,上班来了?”

  未待答话,另一个腻腻的雪花膏样的女声已抢上前来:“哎呀妈呀,大学生来了,都想死我们了!”

  余悦君身上一紧,再看也是个“老字号”——他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汪艳红。汪老师上穿绿色的大开襟西服,内衬白翻领衬衫,下着淡粉色锥形紧身裤,白色高跟鞋,虽是40多岁的人了,可前挺后翘光鲜时髦,在一身农民老土打扮的孙福贵等人的衬托下,艳艳地闪动。

  “嗨,汪老师,我哪是什么大学生啊……”余悦君红着脸应了一句,又去跟另外几位老师打招呼。

  “快进去吧,庆林在等你呢。”孙福贵拍拍他的肩膀,引着一行人走向各自的教室。

  教室里都响起了歌声,有的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有的唱“小松树,快长大”,还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清脆、稚嫩,又有些含混和跑调。

  进办公室之前,余悦君回头望了一眼:最东侧的教室门口,没有老师往里走,敞开的木门后挤出一排小脑袋。看他转回头来,小脑袋立即又缩了回去,在门后叽叽嘎嘎地笑一阵,很快又都伸了出来,挤着再看。一个留着短发的小女孩索性跳了出来,挥着手朝他大叫:“哎——大学生,你是来教我们的吗?”

  余悦君认识这个女孩,她叫吴燕,跟他住同一条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他冲她笑笑,摆摆手,然后推门进屋。

  办公室共三间,进门是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小小外屋,左中右三个门。正面门内是一个小隔间,做教师休息室用的,门玻璃上糊着报纸。右手东间屋里没有人,乱堆着些煤炭、柴火、破柜子、破桌椅等杂物。左手西间屋,才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白石灰粉刷的墙壁已经泛黄,凹凸不平的黏土地面上摆着十几张办公桌。

  屋里还有两位老师:一位女老师不是本地的,他不认识;另一个是他的老同学孔庆林。

  “你怎么才来?宋校长去村里办事去了,这周正好我值周,就让我在这儿等你。”孔庆林说。把他跟那位女老师介绍了一下,又指指靠过道的一张空桌,“那个座就是留给你的,你挨着孙福贵,你俩一块儿带五年级。课本、教案本、点名册什么的,韩主任早就都给你准备好了,都在抽屉里,你看看。”

  孔庆林说的韩主任叫韩继文,草甸本地人,曾经当过草甸学校的校长,余悦君读中学时他还担任过黄原乡中心校校长。而今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从一线退了下来,回到草甸,帮扶一下新上任的外来校长宋德志。这几天,韩主任肝病犯了,没来上班。

  余悦君在自己座位上坐下,把抽屉里的书、本、点名册掏了出来,信手翻看。“一个五年级二班,才25个学生?”

  “这不是计划生育嘛,学生一年比一年少,现在全校不过二百人,一、二、三年级都只有一个班,高年级也才两个班,你这个就不少了。”孔庆林说。

  抬头见那位女老师起身出门去了,就又压低了嗓音道:“咱这两个五年级,那可不是一般地差,特别是你这个五年级二班;上学期期末,也就是四年级期末,全乡统考,平均分语数双科不及格,你得有个准备!”

  “双科不及格?!”余悦君还是吃了一惊,“你知道吗,庆林,我毕业前实习的那个市里的小学,语数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

  “没法比!就咱这个破学校,让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当老师,怎么跟人家比?”

  余悦君也笑,又连连摇头,他知道孔庆林在说些什么。在黄原乡,草甸村属于最北侧的荒僻之地,草甸学校也成了老师们最不愿来的地方。本地老师,有点能量的都一心要跳出去;外面被分派进来的,也是挖空心思要走人。所以,这草甸学校的办公室就像是个车店:在这里教书的很多老师,长的能待上一两年,短的不过几个星期,来来往往,面孔常新。

  也有几个面孔,几乎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嵌在这里,比如孙福贵和汪艳红。孙福贵初一没念完,汪艳红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当初村里缺老师,两位就凭着村支书姜志成的关系到学校代课。后来转了正,弄到了中专文凭,实际上学问却没有丁点的长进。汪艳红需要超常发挥才能教三年级;孙福贵略强些,但也多是四年级就打住。

  那些年还有全乡统考排名,黄原乡十一所小学,草甸学校是年年倒数,汪、孙几位所带的班也必然是年年垫底。所以家长们都骂,骂草甸学校,骂那几个垫底的“鳖犊子”老师;但骂也白骂,奈何不得。

  孔庆林说,现在的两个五年级就是孙福贵和汪艳红从一年级带起来的。“这两人谁也看不上谁,平常好赌个气、斗个嘴。孙福贵说汪艳红水平差、好放骚;汪艳红骂孙福贵是猪八戒样,没文化,一肚子坏水。”

  “两人一起带到三年级的时候,孙福贵向汪艳红叫板,说:‘老汪,你要是真有章程,咱俩一块儿接着往下带,你也带一个四年级给我看看。’老汪以往带班最多带到三年级,教三年级都吃力。可这回被孙福贵这么一激,蹦着高地要跟班走,非要跟孙福贵见个高下不行。”

  汪艳红任性使气,当时的校长也由着她。结果,上学期全乡统考,汪艳红带的四年二——就是现在的五年级二班,以“绝对优势”考得全乡倒数第一:语文平均分52,数学47。孙福贵的四年一好点,两科刚好都及格了,但总评起来也是倒数——全乡倒数第二。

  “开学的时候,老汪还嚷着要跟班呢,可新来的宋校长不敢再用她了。安排别人又都不愿接,因为这个班实在太差了,差得离谱。这不你来了,就塞给你了。之前这半个月,都是韩主任给带着上课,这几天韩主任病了,就放了羊了……”

  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孔庆林就去了班里。剩下余悦君一个,简单拾掇了下座位,翻开书本备课。一边还在心里嘀咕,“平均分语文52,数学47,那会差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节课下课铃响,很多老师回到办公室,跟他一通寒暄。铃声再响时,他就跟着大伙一起出门,去了班里。操场上的学生大都往教室里跑。五年级二班班门口,却有好些学生在打闹。不知谁喊一声“老师来了”,就一起往教室里钻,一个小胖子还被门槛绊了一跤。

  余老师进屋的时候,二十多个孩子都已齐刷刷地戳在了座位上,一个个背着手,腰板挺得直溜溜的,眼睛亮汪汪地看着他。教室还是熟悉的老样子,还是那凹凸不平的土地面,大片掉皮的墙壁,碎了很多窟窿的玻璃窗……只有他面前的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是新的。

  余老师照着花名册点名。二十五个学生,来了二十四个,一个叫陈元方的男生没有到。

  “老师,陈元方跟他妈下地干活了,今早上我还看到他了。”假小子吴燕对他说,还往身后指了指,靠北墙最后排的座位是空着的。

  余老师皱起了眉头,“干活?”

  一个大脑门、龇着一对兔牙的男生在座位上笑嘻嘻地应道:“以前俺们汪老师说了,陈元方是苞米碴子脑袋,就是数地垄沟的料。因为那个吧,他爸他妈造他的时候选错地儿了——在苞米地里!”

  “胡说!”余老师虎起脸来喝了一声。那男生低下了头,却还在斜着眼瞟着他坏笑。

  余老师就又吩咐他:“黄杰,那就你吧,中午放学后去一趟陈元方家,就说老师说的,让他快来上课。”

  黄杰跳起来,举起手臂敬了个军礼:“遵命!”

  吴燕扭头道:“黄杰,你忘了汪老师还说你来吗?说你是花岗岩脑袋,你爸你妈跑山洞里造的你……”

  全班轰然大笑。

  “我看你找揍呢是吧!”黄杰恼羞成怒,斜过身子就去够着打吴燕。吴燕一边仰着身子躲闪一边扯着嗓子嚷,“老师——老师——‘黄皮子’咬人啦!”(“黄皮子”,是东北话,指黄鼠狼。)

  余老师好容易让大家安静下来,开始了他第一堂数学课。

  第二节下课,余悦君夹着课本怏怏地回到办公室。老师们大都先回来了。孙福贵、孔庆林几个男老师凑在一头闲扯,说着前一天打牌的“战果”。汪艳红背靠着桌子在织毛衣,一边还与对座的一位女老师唠家常。余悦君黑着脸进屋,“啪”的一声把课本摔在桌子上,吓了大家一跳。

  “咋的了,小余,课上得不顺?”孙福贵在一旁问他。

  “这都什么学生?!五年级了,连个整数除法都不会!”余悦君侧坐在椅子上,气鼓鼓地发牢骚。

  “不好弄吧?”孙福贵笑道,笑得别有意味,“基础打不好,谁都没办法!”

  余悦君望着孙富贵,不知深浅地跟一句:“是啊,我总不能从一年级开始补吧?也不知道他们以前都是怎么学的!”

  听到这儿,斜对角的汪艳红发话了:“你什么意思啊,小余?”汪老师手里的毛线活儿停了,拿两颗杏眼瞪着他。未待他反应过来,就又换了一种腔调,“你是说俺们这些人水平不行呗,不如你这个‘大学生’!——俺们没你行,所以校长把这个班给你,让你这个‘大学生’那么一教,明年就是全乡第一!”

  还是汪老师老道,不动声色地甩出两个“俺们”来,就把在座的老师们都圈成了她的盟友,而她对面的那个“大学生”,立时就成了“人民公敌”,被曝于众目灼灼的审视之下。

  余悦君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处境的凶险,他还在为那个名不副实的“大学生”名号着恼:草甸村民眼界浅,把考学出去的一概叫成“大学生”;一般村民这么叫也就罢了,你汪老师应该知道,怎能分不清大学生和中师生呢?“汪老师,我就是个中师生,不是什么大学生。刚才我就是说这个班基础差,也没别的意思……”话说到后半句,硬生生被打住了,他觉得这事越说越露骨——整个班的学生基础都差,不是老师的问题,是什么?

  “是基础差啊,草甸的学生基础都差,俺们这些老师水平都差呀!俺们都回家种地,留你一个人全教得了,全都教成大学生!”汪艳红撂下毛衣,两手比划着在屋里巡视,像是立即就要带大伙回家种地呢。

  余悦君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着这位昔日“恩师”夸张的表演,他红着脸,又冤又气却说不出话来。

  孔庆林本周值周,因为停电电铃不响,找了把破钳子要出去敲铁轨打间操铃;他见状不妙过来圆场,“汪老师,误会了!悦君不是那意思,连他自己还是你教出的学生呢!”

  孙福贵也说话了,以他习惯的两声“嘿嘿”开场:“老汪,我觉得人家小余没说假话,你那班学生确实太差,上个期末,平均分没一科及格的……”

  汪艳红把余悦君训蔫了,气儿本来已经顺了不少,却又被孙福贵这话撩搔毛了。她一个急转身点着孙福贵脑门大骂:“孙大肚子!你是不是觉得你能?你那肚子里装的啥货你没数啊?用得着你个老王八来伸头……”

  门外,孔庆林已经“当当”地把铁轨敲响了。按规矩全校学生都要在操场上集合,老师们也该出去站在队伍后面,一起听校长讲话,一起跑步或做操。可现在屋里有热闹,大家都不肯往外走。

  众人关注之下,孙福贵也不甘示弱,他往后退两步,绕到桌子对过,然后用一只手摸着肚皮,远远地朝艳红坏笑:“咋的了,我这个头儿一伸,你就舒服成那样,至于那么嗷嗷地叫唤吗?”说完,还向旁观的老师们挤了挤眼睛。

  汪艳红大怒,满地打转地找趁手家伙没找到,最后发现了孔庆林手里的钳子,上前一把抢过,“我把你那玩意儿掐了喂狗,看你还指什么嘚瑟!”

  老师们赶紧拦住,七嘴八舌半真半假地解劝。汪艳红更来劲,隔着人墙一跳老高,非要“掐了”孙福贵。大家见那舞动的铁钳凶险,一起动手夺了下来,然后闪到一旁,看他二人继续斗法。

  正乱着,校长宋德志推门走进来。宋校长不过40,大眼,大嘴,灰黑的西服正装,一张方脸阴沉着:“都堆在屋里干什么?说多少回了,啊,是吧,没听见铃响吗?!”

  宋校长一大早去草甸村委会了,去要钱。

  那时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学校的日常开支主要仰仗村里;在草甸,也就得仰仗村支书姜志成。宋德志是这个学期刚调来的,新官上任的他,已经为要钱的事找过姜支书好几趟了。第一次见面,宋校长是开门见山义正词严:说草甸的校舍早该修了,有哪个哪个房顶漏水,哪块哪块墙壁裂缝,有多少多少门窗坏了,玻璃碎了,桌椅板凳缺胳膊断腿;又说学校总该有几个给孩子活动娱乐用的东西,至少也该支两个篮球架,置办个手风琴或脚踏琴——库房里倒是有一个脚踏琴,可已经少了好几个毽子不出动静了——另外,还该买几块黑板、几台幻灯机、几只皮球……

  宋校长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还没说完,姜支书的眉头已经蹙成了核桃:“学校在那儿几十年了都没事,怎么你一来,就要塌房子荒摊了呢?你光给我嘴上嘚啵嘚啵,回去写个东西来;还当校长呢,这么点规矩都不懂!”

  宋德志一下子被噎成了哑巴。心说学校是草甸的学校,又不是我宋德志的学校,大家公事公办,你装什么装?麻雀落在牌坊上,东西不大,架子不小,一个不入流的村官,山野匹夫,说话的口气跟县太爷似的。我老宋好歹还是个老师,是个二十三级干部呢,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好像差着好几辈成孙子了?

  一口气儿顶到了脑门,却又硬憋了回去。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初来乍到,土皇帝得罪不得,谁让你求人家来着?中心校副校长王显章,也是他宋德志的同学,当初在安排他来草甸上任时就谆谆告诫,一定要跟这个土皇帝搞好关系,在草甸学校干上三年,熬点资历,以后升迁调动都好说话——为了以后的日子,他忍了!

  第二趟来的时候,宋校长真就带了一张单子,各种需求工工整整列了一大溜。最后一项,序数前还画了两个星号:“教师节,是不是给老师发点福利?”

  姜支书接过单子,只扫了一眼就给扔了回来:“这个那个一大堆,你以为我这儿是银行?我一大摊子事就指着那点提留款,这村里的账还是负数呢!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说完,抬屁股走了。

  宋德志差点没背过气去。回去跟教导主任韩继文发牢骚。韩主任肝病犯了,疼得头上直冒汗,却还是安慰他,说姜志成在草甸当书记当长了,就那个脾气,让他别往心里去。又说,一次要那么多东西,也确实难为人家。不如多跑几趟,一项一项地解决。眼下先解决紧要的一项:赶在天冷之前,想法把门窗玻璃装上,不能冻着孩子。两人商量了一阵,决定一块儿去找姜志成,把握更大一点。

  谁料,关键时候韩继文又病倒了,一大早托人带了信来。那么大岁数人了,谁知他几时能好?宋校长只好硬起头皮,一个人再去找姜志成。

   阿诗霸

  早上不到8点,宋校长就翻窗去了村委会——学校办公室的后窗正对着村委会大院。姜志成还没来,于是到旁边的供销社里等着。8点半再去,还没来,他又到村委会门房里等着。9点的时候,姜支书到了,先去会议室里给村小组长开会,宋校长就在会议室外间等着。等支书开完会出来,赶紧起身迎上,恭恭敬敬地呈上一个“请示”,短短的、瘦瘦的两三行文字。

  这一次,姜支书的脸色、声调都比较平和:“其实啊,村里没少给学校花钱,篮球架、足球门、单双杠、跷跷板……什么没有?可现在呢,都哪儿去了?”

  宋德志心说,什么哪儿去了,谁都知道是被你的村民偷去了!难道还是我老宋拿回家了?但他默不作声,表现得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板板正正坐在那里,听姜支书给他上课:“当领导就是当家过日子,过日子就得有个过日子样儿。连家里的东西都看不住,那还过个什么日子?那就是败家,就是这当家的人不称职!——我看这么着,以后节假日,学校老师轮流值班,你这个校长带头……”

  宋校长毕恭毕敬听了半天课,好歹等来一句值钱话:“你等两天,村俱乐部也要翻修,到时候给你们一块儿弄一下。”然后,就见姜支书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弯头的美工笔,在那张“请示”上面唰唰地划出一溜粗大的行草字:“同意,转请志国同志办理。”下面又龙飞凤舞签上他的大名:姜志成。

  宋德志后来打听到,“志国同志”,是草甸村委会主任潘志国。在草甸,乃至在黄原,都知道草甸的当家老大是姜志成姜支书;这村主任吗,不论是现在的潘志国,还是以前的什么国,充其量都是给姜支书看茶侍座的跟班角色。

  这大当家的姜支书,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用粗头的美工笔签字。虽说村委会是不入品级的村民自治组织,但他还是喜欢像政府机关那样,让人办事时正儿八经地走公文程序,说这样更能体现集体领导、民主作风。而要走程序,就不能光他一个人一张嘴,于是现实工作中没人理睬的村委会主任潘志国,总算在这程序里体现了一下,成为草甸村文书纸面上一个常用符号。

  宋校长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学校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狠骂了几句,又往地上狠吐了几口唾沫,走到了学校后墙下。两手攀住办公室的后窗框要往上爬,回头发现大路上两个老娘们儿在盯他的屁股。宋德志平时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特别是在女士面前。于是不爬窗了,两手理了理西装,沿着后墙向东大门跑去——他急着赶回学校做间操讲话呢。

  宋德志喜欢讲话,在黄原中学当政治老师的时候就能讲:“作为未来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啊,是吧,你们必须牢牢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啊,是吧,人生观,啊……”因为“啊,是吧”这个口头禅,学生们送他一个绰号——“阿诗霸”。后来又叫成 “拉屎吧”,还给配上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曲调:“啊,朋友拉屎,啊,朋友拉屎,啊,朋友拉屎吧,拉屎吧,拉—屎—吧!”宋德志在政治课上抑扬顿挫地“啊,是吧”,下面常常就有学生随着小声哼哼,“……拉屎吧,拉屎吧,拉—屎—吧!”

  来草甸学校当上“一把手”,有了面向更多人讲话的机会,他的讲话热情也高涨。所以,他到任后草甸学校的课间操就没断过,他讲话时的仪式、规矩也愈来愈多。而今天的宋校长,尤其有讲话的欲望。

  学生都在领操台前集合好了,却一个老师的影儿也没有——都在办公室里挤着看热闹呢。

  汪、孙二位的战斗已进入相持阶段。隔着劝架的诸位同事,汪老师不时地从桌上抄起书本、学生作业本夹、粉笔盒等东西,朝孙老师头上猛砸。孙老师两手抱着个带“囍”字的大红脸盆当盾牌,一有机会就把胖脑袋从盾牌后伸出来,回一两句浑话。战斗中,挂在墙上的石英钟被击中,掉到了地上,玻璃摔碎了。孔庆林上前捡起来,见表针还在嗒嗒地走动,就又给挂了回去。

  见宋校长气呼呼的样子,老师们都赶紧往外走。孔庆林冲余悦君伸出两指做剪刀状,“让你嘚瑟,嘚瑟,我给你掐了!”余悦君却铁青着脸笑不出来。汪老师和孙老师出办公室了还在对骂,又被宋校长呵斥了几句,总算消停。

  队伍整顿好了,老师们也都进入了规定位置:班主任站在各班队伍后面,副科老师在前面,分列于领操台两侧面向队伍。宋校长左右环顾,然后抹抹头发,跳上了台子。

  而今,当上校长的宋德志讲话是更加“有范儿”了:“世界观”“人生观”“先锋队”“接班人”之类的大词,在他嘴巴里活蹦乱跳。原有的“啊,是吧”这个标志性的口头语坚持了下来,但“啊”这个音节明显加长,腔调就更加接近领袖者。此外还增加了许多肢体语言:胯部与小肚子用力地向前挺进,左手叉腰,右手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严厉之处要做刀砍状,说到未来展望时就向右前方有力地劈出。

  宋校长刀砍斧劈,劈得台下的大小听众一片怔忡与肃穆,就连刚刚还大动干戈、势不两立的两位老师,都即刻泯却了个人的怨怒仇雠,一变为满面的庄严恭谨之色了。现场也有偶尔个别的不和谐。比如最前排靠近领操台的一个一年级小女生,在宋德志讲话“啊——”的停顿间隙里,抑制不住地放了一个音韵悠长的响屁,招来周围嘻嘻的一阵笑声。再就是新老师余悦君,站姿不太好,在队伍后面缩着脖抄着手,两脚倒换着把地上的一块小石头踢来踢去。但这些,在宋德志看来都无伤大体:响屁带来的笑场,很快就被他的疾言厉色镇住;至于那个漫不经心的玩石头的年轻人,则可另找时间归置。

  讲话的感觉真好。一大早受的窝囊气,已随着那些“啊,是吧”和刀斧手势抛撒了出去,他现在又找回了领导者的感觉:支书面前的小学生,又是宋校长了。

  下间操后,孔庆林拉着余悦君找宋校长又报到了一遍。宋校长仰在椅子上,刚刚点上一支烟吧嗒着,“余悦君,啊……”似乎好不容易才把名字和人对上号,向杵在面前的余悦君点点头,“怎么着,家里的事都完啦,啊?”

  “完了,手续都办完了。”余悦君说。他已经觉出,宋校长对他迟来的报到不满。

  “悦君已经去班里上了一节课了。”孔庆林替他补充说。

  “嗯。感觉怎么样?”

  “这个五年级二班,基础——”余悦君突然顿住,往汪艳红座位上瞥了一眼,“我这刚刚毕业,经验不足,能力也不行;这五年级,还是让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说了,啊。”宋德志把烟伸到烟灰缸里弹了弹,正色看着他,“这么安排,自有我们的道理,我们得从全局考虑,啊,是吧。你是科班毕业的,家在本地,又这么年轻,啊,非常适合这个岗位。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地工作,把担子挑起来,是吧。教学方面有什么问题,多请教咱们的韩主任,多跟庆林他们沟通,是吧。还有就是上间操,啊,老师应该站在班级队伍后面,站也得有个站样,为人师表,啊,是吧……”

  余悦君没再说什么,心里在默数着那反复咏叹的“啊,是吧”。他读中学时宋德志教过他政治,时隔多年重新聆听“阿诗霸”的谆谆教诲,他有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但很快就被那扑面而来的烟气呛转过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后,又沉入了浓重的沮丧中。

  中午放学回家,余悦君往西间炕上一倒就没动静了。他妈过来叫他吃饭,他两眼望着天棚没反应。半晌冒出一句:“这班我不上了!”

  他妈听了,怔怔地没敢吱声。

  为上学的事,老两口一直觉得对不住儿子。余悦君他爹余承安有哮喘,重体力活干不了,还长年吃药,全家靠他妈一个人撑着,日子过得紧巴了又紧巴。余悦君中考时,他爹让他报中师,理由是读师范花钱少,能早毕业早借力。可余悦君一门心思上大学,自作主张填报了县一中。他爹知道了,一通咳嗽差点没背过气去,当下逼着他妈去黄原中学,找余悦君的班主任夏桂兰改志愿。夏桂兰不敢做主,就带她去找教导主任王显章。王显章说,余悦君是难得的大学的料,考中师可惜,劝她为孩子前途考虑。他妈说,就算考上了大学家里也供不起,一把鼻涕两行泪,硬逼着王主任给改了志愿。为这事,余悦君跟家里大闹了一场,恨得七窍冒火要烧房子。

  余悦君读中师时还萌生过退学再上高中的念头,老两口动员了家里家外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好歹给压下了。现在余悦君毕业当了老师,挣工资吃上公家粮,老两口欢喜得跟天天都抓中大奖似的;可是看看宝贝儿子整天咕嘟着嘴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又开始揪心。

  还好,余悦君憋闷完了,该上班的时候又去了,去继续弄他的五年级二班。

  草甸没有副科老师,除了自然、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由校长、教导主任教授之外,其他课程都是班主任的。余悦君初来乍到,真是要一人包揽了,语、数、音、体、美、劳,实打实地备课上课批作业,从早到晚忙得透不过气来。看看同事们,却都那么轻松,每天上午一、二节课之后,大都在办公室里吹牛扯皮,好不轻松自在。

  校长宋德志,总是拉着他的“阿诗霸”腔调,说他当年在中学时的辉煌事迹,说他打麻将打牌一次赢多少又输多少,说他乒乓球技是如何之高,如何修理原中学校长陈庆书;再不,就当着女老师荤荤素素地讲段子。

  孙福贵呢,装了一肚子草甸村的新闻掌故:说老周家媳妇跟着老徐家男人跑了,说郑老二家傻闺女的肚子又不知被谁搞大了,说谁谁半夜偷鸡被堵在了鸡窝里,谁谁跟姜志成顶嘴被抽了嘴巴,诸如此类。

  汪艳红则忙着织她的毛衣,间或向女老师展示一下她刚从城里买来的新高跟皮鞋,她腿上的一条瘦瘦的紧绷绷勒着屁股的锥子裤。再不就说她的小儿子,说他如何懂事孝顺,又如何聪明伶俐打架不吃亏。有时,她还会跟余悦君讨论点学问——上次龃龉之后,她很快向余悦君示好,有事没事跟他搭茬——比如她曾指着语文书“赤壁之战”一篇课文问余悦君:“听说这个曹操是刘备的爹,是吧?”

  余悦君吸取教训,再不敢随口说话,而是俯下头来做沉吟思考状。汪老师以为把“大学生”问住了,眯着眼,面露得色。那问题偏偏又被孙福贵听到了,而孙老师是知道这个学问的,于是远远地阴阳怪气地纠正她:“曹操怎么会是刘备的爹呢,他俩连姓都不一样!”汪老师却不屑地翻出眼白来:“懂个屁!我问你了吗?!”

  这天上午第三节课,五年级二班是美术课。余悦君不善画,就在教室里给大家补数学。四年级一个男生从门口探进头来:“余老师,宋校长叫你。”

  余悦君走进办公室时,男男女女一屋子老师正在听宋德志讲段子:“有一次吧,陈庆书、我,还有夏桂兰,一起去进修学校开会,啊。陈庆书那时还没改行,还是中学的校长。夏桂兰还是语文组组长,那天穿了个裙子,露着两条腿,挺白的,啊,是吧。开完会回来的路上,夏桂兰车胎没气了,陈庆书让我骑车推着夏桂兰的自行车走,他自己驮着夏桂兰,啊。夏桂兰说,‘校长,你自行车没货架啊。’陈庆书说,‘那你就坐前边大梁上吧,啊,是吧。’夏桂兰看看天儿已经挺黑了,就坐上去了。”

  宋德志说到这儿,在座老师们都嘿嘿地笑。汪艳红插嘴道:“天黑了,你这个大灯泡正好给照亮!”

  宋德志朝她摆摆手,接着讲:“就这么着,老宋我骑一个车子,推一个;陈庆书驮着夏桂兰,一前一后,我们就回来了,啊,是吧。到黄原了,夏桂兰下车,看着陈庆书的自行车,说,‘校长,你的自行车没有大梁啊!’我在边上一看,欸,陈庆书的自行车是个女式的,还真就没有大梁——现在我考考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德志故事讲完,老师们一时默然,随之就哄然大笑。

  “厉害啊,这个确实厉害,跟大梁一样硬挺,不服不行!”孙福贵两手摸着肚皮笑道。

  余悦君在门口听了半截没太听懂,愣愣地问:“没有前梁,那人坐哪儿呀?坐在车前把上?”又惹来好一阵笑声,几个已婚的女老师笑得肚子疼:“哎哟,哎哟,这个傻小伙儿!”

  汪艳红笑得面若桃花:“宋德志,你真色,真色!你也太能编了吧!”全校师生,只有她一个直呼校长名讳。

  余悦君也意识到什么地方不对,不敢乱说话了,转而上前问宋德志:“校长,找我有事?”

  “噢,对对!”宋德志拍了下脑袋,拉着余悦君到门外,“我跟你说点事,最近这段呢,大家反映你工作做得不错,啊,是吧,我对你也很放心。我想给你班调个学生,让五年一班的马仁生到你班——这也是人家家长的要求,啊。”

  余悦君搓着耳朵:“这个,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这事是我老宋安排的,他孙福贵也说不出什么来,是吧。就这么定了,啊,就让那个学生上你班。”宋德志说着,突然压低声调,右手搭到余悦君的肩膀上,“这个马仁生呢,你还得给我好生照顾着点。这小子是姜志成的外甥,咱以后还仰仗着人家过日子呢,明白吗?”

  “我就怕,怕孙老师多想……”余悦君喃喃道。

  余悦君当年得罪过孙福贵。当初教他的时候,孙福贵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跟班到五年级,课上得吃力,讲应用题动不动就卡壳。卡壳时又试图掩饰,就找余悦君等一两个好学生到黑板上列算式,说解题思路;他在一旁看明白了,再装模作样讲给大家。

  时间长了,学生们也感觉到了。有一回,余悦君犯坏,故意曲解题意,列了个半对不对的算式在黑板上;而他的孙老师一如既往地把它当成标准答案说给大家。学生们课后当成笑话讲。

  有段时间,余悦君反复被罚值日,还经常挨同班一个“蹲级包儿”二锁子的拳脚。二锁子是个结巴,却长得又高又壮,把当时瘦小的余悦君折磨得够呛。余悦君受欺负不忿,在课堂上向孙福贵告状,孙老师却嘿嘿笑着回他:“那你也揍他啊,你把他揍倒了,他就不敢欺负你了嘛!”一旁的二锁子也结巴着附和:“对,对啊,你,你来揍,揍我啊!你把我打,打,打倒了,我就服你了。”

  余悦君咬着嘴唇,直勾勾地瞪着孙福贵。孙老师冷笑着转身要走,那小子却冷不丁地从座位里冲了出来,从墙角抄起一把铁锹,回头照着二锁子脑袋就是一下。二锁子被拍得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门口的孙老师呆立半晌,最后说了句“好,好”了事。

  从此,余悦君在草甸学校再也没受过欺负。从此,孙老师再也没难为过他,但也再没提问过他,直到他小学毕业,就没跟他说过几句话。余悦君也倔,老师越不理他,他念书越是用劲,次次考试都是高出第二名很多分的头名,说来还是孙福贵成全了他。

  余悦君中师毕业分回草甸,他爹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跟同事相处好,人家大都教过他,是他的恩师,对恩师必须尊重。可他第一天上班就跟汪老师闹了个大红脸,现在又冒出这么一桩,孙老师会怎么想?

  这些话,还没法跟宋德志说,一时也说不清楚。余悦君心里乱着,宋校长已经结束谈话:“你不用想多了,老孙那边的工作我来做,啊,是吧,就这么着!”

  余悦君只能点头。

  下午第二节是文娱课,余悦君照例去了教室。进屋时,学生大都坐直身子,安静下来。余老师发现,靠北墙最后一排陈元方旁边的座位上多了一个黑墩墩的男生。这小子似乎没看到老师进来,正用手揪着陈元方的一只耳朵叫嚣:“快跟我叫爹!叫,快叫!不叫我就给你薅下来。”陈元方疼得眼泪都出来了,见到老师立即大喊着求救:“老师,老师,‘黑瞎子’欺负人!”(“黑瞎子”是东北话,指黑熊。)

  被叫作“黑瞎子”的这位,就是姜志成的外甥马仁生,这小子也没等老师给他调班,自己就跑了过来。马仁生松开陈元方的耳朵,看着余老师嘿嘿地笑。一边又伸手去拍陈元方的脑袋,努着嘴小声地骂:“小逼崽子,你还敢告我的状!”

  吴燕站起来说话:“老师,这个黑瞎子怎么来咱班了,他可是比黄皮子(黄杰)还坏呢!”

  陈元方也站了起来:“老师,我不跟黑瞎子一座!”

  余悦君瞪着马仁生,心中搓火:原来那几个还没捋巴顺溜,又来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四下看看另外几个淘小子的位置,就让陈元方搬着自己的桌椅到南排和另一个男生同座,马仁生单人单座原地不动。马仁生嬉笑着看了老师一眼,又向陈元方叫嚣:“小逼崽子,你不叫爹,跑天边儿我都给你逮回来!”

  下午放学回家,他爹让他拾掇牛圈。快完活时,小学同学二锁子来了,用一只独臂扶着自行车,从挂在胸前的黄帆布书包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余悦君。一边眨着一只独眼,结巴着调侃他:“余老师,牛,牛,牛逼人,还出牛圈。”

  看着二锁子那张丑陋得有些狰狞的面孔,余悦君心里发酸发紧,却还是笑着跟他打哈哈:“就是牛逼人,才出牛圈啊!”说着,从衣兜里翻出两角钱来,付他的跑腿费。

  二锁子大号叫孙银锁,是孙福贵的堂侄儿,因为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小名就叫二锁子。这小名叫顺了嘴,大家都撇了他的大号,只叫他二锁子,连孙福贵在课堂上都这么叫。二锁子挨了余悦君一铁锹后,没再找他的麻烦,反跟他勾肩搭背套近乎,带他和孔庆林两个去山上刨弹头。

  草甸村的南山原是抗日战场,山坡上留下了好些的暗道与碉堡,还有地皮下数不清的子弹头。二锁子他们,扛个特制的短把小刨锹,拎一个布口袋,上山后在碉堡附近选一块未曾翻动过的地皮,用刨锹一寸寸地刨挖。不时就有“喀”的一声脆响,一翻刨锹,土层里就滚出一颗弹头来。二锁子捏着长满铜锈的弹头给那两个讲解:细瘦的是三八大盖步枪的,粗实鼓肚的是九九轻机枪的;弹头外壁是铜的,里面灌了铅,回去放锅里烧热了,把铅化出来,铜头就可以送到村供销社卖钱;而铅的价钱便宜,可以留做渔网、渔线的铅坠子。

  跟着二锁子,余悦君他们小半天就能刨上一小布袋,拎在手里沉甸甸的,他们都兴奋得直跳。有时还能挖到炮弹皮,甚至囫囵个的实心炮弹。炮弹皮大都是铁的,不值钱;也有个别零件是铜的,但拆卸起来费劲,还危险,“这东西,一般人,弄不了的。”二锁子对身边的俩小兵说。

  二锁子在课堂上一问三不知,脸是僵的,眼睛是木的;可在这个时候就格外地活泛,脸上、眼里满透着自信,说话都不怎么结巴了。余悦君佩服得一塌糊涂,再想想二锁子家院里的那堆炮弹皮,简直都要崇拜他了。

  二锁子15岁才混到五年级,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辍学后还时常上山刨弹,弄回家去鼓弄。某一天,不知怎的就把一颗实心炮弹弄响了,人被炸成了血葫芦。二锁子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人活了下来,可没了右手、右眼,碎了半边脸,落了个残疾。

  二锁子和姜志成沾点亲戚,姜支书照顾他,让他到村委会看大门,掌管全村的信件。外面的邮差把信件送到村委会,二锁子就负责逐户地上门送信。村里每月给他开五十元钱,并许他从收信人那里收取一两角钱的跑腿费。

  打发走了二锁子,余悦君拆封看信。信是他中师同学陈建寄来的,里面只装了一个请柬,邀请参加他十月一的婚礼。余悦君笑着把信塞进裤袋:“再不结婚,孩子该出来了!”忽而胸中一阵的悸动:十一,她该回来了吧,这婚礼上会见到她吗?

  大官人

  草甸到县城不通汽车。十一那天,余悦君一大早跟父母去地里,掰了一牛车苞米回来,才骑上他那辆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匆匆赶往茂林。

  陈建的婚礼选在茂林县城最阔气的东方大酒店里。余悦君骑了三十多里山路风尘仆仆赶到时,已经是正午12点。似乎全县人民都赶礼来了,酒店门口的马路两侧,密麻麻地停满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各色车辆,余悦君费了些力气才把他的大金鹿塞下。

  三层的酒店,陈家全包了,楼上楼下放了上百桌。来客是分级的,一楼、二楼是普通客人,三层是政府各级领导、娘家客等贵宾专席。礼宾给余悦君登记之后,让他到二楼就坐。

  婚宴已经开席,大厅里呼呼噜噜的一片饕餮之声。二层大厅靠南一角,是七八个中师同学、校友凑成的一桌。老同学赵志军、孟帆看到他,起身招呼他过去。余悦君左手挨着赵志军坐下,右手就是他们中师时的班长卢啸云。

  余悦君很惊讶:“啸云,你也来了,学校放假了?”

  一桌同学校友大都是本县的,卢啸云是唯一的例外,他是邻县的,中师毕业保送上了省师范大学。“学校今天才放假,我提前走的,昨天就到了。”说着,把一只吃空的牡蛎壳撂在桌子上。

  卢啸云来了,她也来了吗?余悦君把本桌以及邻桌的同学校友反复扫视了几回,没找到她。一旁的赵志军拿来酒瓶给他倒酒,“尝尝吧,茅台!”他这才注意到那嫩白如蛋清的茅台酒瓶:“茅台?我还从来没喝过呢!”

  “不早点来,再晚一会儿,连瓶子都没了!”赵志军说。

  大官人就是大官人,婚宴有海鲜还有茅台;可惜来晚了,茅台剩了个瓶底,牡蛎盘也已经空了。余悦君拿酒杯跟那几位碰了下,就赶紧抄筷子去夹那硕果仅存的半拉大黄花鱼。

  卢啸云伸筷帮他把鱼翻过来:“本来,国庆这几天辅导员家装修房子,我这个当班长的应该去帮忙的;可大官人结婚,咱班头一个,我得来啊,我这家还没回呢,从学校直接就过来了!”

  余悦君就领会到,卢啸云在师大也当上班长了,和他在师范校时一样,好像跟辅导员关系不错。他想问一句,丁玉萍回来没有,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大官人结婚,你急什么啊?你还想帮着进洞房啊?”赵志军在一旁打趣道。

  一个中年男人过来敬酒,一桌人都站起来,孟帆带头叫起了“姐夫”——是陈建的姐夫、现任教委人事股长马长青,余悦君去教委办理人事关系时见过。“姐夫”跟大家碰杯,简单客套几句,就转身走了。

  几个同学吃得差不多了,开始腾出嘴巴说话。少不了要说毕业去向,保送大学的卢啸云之外,谁谁留校了,谁谁留了市里。本县的,最得意的当然是今天的新郎新娘:借着老子的东风,大官人陈建毕业直接改行,进了县委宣传部;周颖也改行了,去了工商局。其他人,孟帆去了县人民银行;赵志军关系差点,但也留城了,跟孟帆的女友、同学王晓芬凑在一个单位——茂林实验小学。

  余悦君呢,大家避而不谈。赵志军忍不住小声质问他:“我就不明白,你干吗不让‘大官人’帮你一把,他姐夫一句话,你就留下了!”

  余悦君饥肠辘辘的,忙着扫荡桌上的美味,嗯啊了两声算是回应。

  “有些东西,你就是看不明白!”赵志军朝对坐的孟帆努努嘴,“你看人家,那就是看透亮了——媳妇被摸了又咋的!”

  余悦君差点被嘴里的四喜丸子噎着。抬头看看,孟帆正跟卢啸云对头点烟;而新郎新娘已经从三楼下来,开始给他们的邻桌敬酒。

  要说这孟帆和陈建,可是老冤家对头了。当初师范校入学,孟帆一个月后才报到,他逢人就说,他的名额被陈建挤了。那年师范校的录取线605分,孟帆的成绩正好够线。实际录取时,孟帆没领到录取通知书,而总分比他低二十多分的茂林县长的公子陈建却上了学。好在孟帆还有个银行副行长的表叔,费了好些周折,最终也进了师范校。

  孟帆不断地宣讲这事,陈建恨得够呛,却也拿他没办法。后来,陈建跟同班的王晓芬搞对象,黄了,孟帆又接着跟王晓芬好上了。有一天,这两人不知怎的就说起了王晓芬,坐在上铺的陈建,指着对过下铺的孟帆一脸不屑地挖苦:“操,孟帆,你捡的货都是我干剩下的;不信你去问问,她王晓芬身上哪块肉我没摸过?”孟帆恼得七窍生烟,跟陈建都动了手。而陈建这句损话,一番精简之后就成了班里男生的流行语:“操,哪块肉咱没摸过?”

  整个中师四年,孟陈两人一直疙疙瘩瘩的。而今握手言欢了,按赵志军的说法,那也是王晓芬的缘故:王晓芬家是邻县农村的,孟帆想把她调过来留城,自家力量不够,只好放下身段去求陈建。

  余悦君不大相信:“你说王晓芬过来是陈建给办的?”

  “有什么奇怪的。陈建老子现在是县委书记,是咱茂林正儿八经的老大啦!”赵志军小声道。

  两人正嘀咕着,挨桌敬酒的新郎新娘转过来了。两个酒店女服务员跟在后边,每人手里一个大托盘,一盘放着两瓶五粮液,另一盘是好些白瓷小酒盅。

  周颖拿酒瓶斟酒,陈建指指孟帆:“臭小子,就你带头,给我喝!”

  孟帆起身接过酒盅,眼睛瞟着周颖已经显形的肚子,“恭喜啊,两位,早得贵子!”一仰脖,干了。周颖下意识地去捂肚子,随即又递过一盅酒来:“来,喝个四平八稳。”

  孟帆嘴一咧:“太狠了吧,嫂子,把我四平八稳了,今晚睡你们洞房去?”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陈建一脚,“还跟我嘚瑟,快喝!”

  周颖问他:“晓芬呢,咋没来?”孟帆一手揉着屁股,一手接过酒盅,又一口气喝掉三小盅酒,嘴巴嘶嘶啦啦的:“她脚脖子崴了,动不了了。”

  轮到卢啸云,新娘子周颖问他:“丁儿呢,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说好提前请假一起回来的。走的那天,我去找她,说去班里上课了,我只好就一个人先走了——我票都帮她买好了,害得我又去退票!”卢啸云抱怨说。

  “肯定又被人家涮了,放鸽子了,你就应该去班里找!”新郎官陈建笑道。看着卢啸云把酒喝完,又鼓励他,“大学生,小丁就交给你了,早点给我拿下!”

  周颖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说什么呢,好像有你什么事似的。”

  大家都捂嘴窃笑。余悦君也跟着笑了两声,就闷闷地低头去啜杯中的啤酒。她没有回来,这次是见不到她了,他心里怅怅的,同时又有些莫名的欣慰。

  “四平八稳”转到他,他接过酒盅,想说句什么祝福的话,却听新郎新娘齐声道:“余子,感谢啊,感谢!”新郎随后又加一句,“咱俩,啥都不说啦,话都在酒里!”余悦君就不多说,简单道声“恭喜”,一连串地喝了下去。

  “四平八稳”转走了,一桌人安静下来。

  “‘大官人’确实得好好谢你,没有你,他都毕不了业!”卢啸云说。

  余悦君笑道:“你们说,大官人到了宣传部,宣传什么?不会把全县人民都教唆坏了吧?”

  大家都笑。“那还不好吗,大家都当大官人,遍地都是大官人!”赵志军说。

  大官人陈建,能从师范校毕业,真是不容易。陈建入学成绩全班最差,就读之后又全无用心,一到考试就抓瞎。可陈建命好,他的前座就是余悦君,余悦君除了政治成绩差点,其他科目都顶呱呱的。学校考纪稀松,考试时陈建一定赖着余悦君坐在他前面;以至于赵志军心里很不平衡,抱怨铁哥们儿不够意思,在考试这样的关键时候连点光都沾不上。陈建的四年,全靠余悦君照顾了,所以敬酒时连声称谢,就有这么一层意思。

  但还不止这些。陈建念书不行,招惹女孩的技术却是超一流的。师范学校四年,过手的女友得有十几个,哪怕去饭店吃一次饭都能置办个临时的。二年级放寒假,陈建在回家的六个小时的火车上,谈笑间就搞定了对坐的一个女孩。女孩是邻县的,被陈建迷住了,就拉着他的手在茂林下车。火车到站时,出站口还等着一个女孩,是陈建县城里的女友。那一刻,余悦君等一帮同行的同学窘得都背过了脸去;可陈建自己却神色自若,一边一个,领着两个美娇娘飘然而去。

  陈建招徕女孩的本领让男生们嫉妒得要死。大伙都纳闷儿,说除了脸皮厚和他公子哥身份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特长呢?有一阵子班里男生流行扒裤子,赵志军联络了几个男生,把陈建也给扒了。结果发现,陈建的两条大腿细弱不堪,可当间的“第三条腿儿”却十分长大,有人拿来一根格尺比着量了量,蛰伏状态下居然也有十五六个公分。大家似乎有所感悟:凡事皆有根由,而陈建是有大“本钱”的。当时,余悦君从旧书摊上弄到一套删节版的《金瓶梅》,男生们疯抢传阅,有人从西门庆身上得到启示,送了个“大官人”的绰号给陈建。

  大官人处处留情,鞭长所及之处,开罪了一个本城的男生。师范校多是外地农村学生,本城生源极少,男生就更少。余悦君他们班一个没有,全校也不过十几个,还大都是些所谓的“条子生”:念书上学是提不起来的鼻涕,耍浑使横打架斗殴倒个个是好手,农村生万万不及。这些条子混混儿,在师范校里好似狼入羊群无人敢惹,而大官人偏偏就惹上了。大官人当时在追求一个低年级女生,那女生却还有另外一个追求者,就是本校的一个条子混混儿。此混混儿当下邀来另外三四个混混儿,把大官人堵在了教学楼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余悦君约了几个队友踢球。他们从教室里拿上球往外走的时候,正好碰上落难的大官人。大官人头发被揪住了,小腹上狠挨了几下,弓着腰啊呀呀地叫。周围一圈人看热闹,没人敢伸头。余悦君不知深浅,居然分开人群上前拉架。

  那几个混混儿放开大官人,转头冲余悦君来了:“小逼崽子,找屎吃呢!”

  武侠世界里,抱打不平者常有一身武艺,打得混混儿们满地找牙;可现实中不是,至少在这一回,被打翻在地的不是混混儿,而是“管闲事”的余悦君。

  中国的混混儿,历来厌恨那些“管闲事”的,师范校的这几位也没有违背传统,他们把余悦君打得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连抽搐的劲头都没有了。哥儿几个点上烟,说笑了一会儿,又在余悦君身上啐几口浓痰,朝围观者骂了几句,才晃晃悠悠离去。

  余悦君在宿舍里躺了一个礼拜才下地,大官人床前侍奉着,感恩戴德。

  四年级上学期,陈建又迷上了四一班的丁玉萍;还收买丁玉萍的同桌周颖,让她传信递话当“红娘”。那一回,风月场上的常胜将军遭遇了滑铁卢。但大官人就是大官人,正面战场失利后,回头一个顺手牵羊,把“红娘”周颖拿下了。

  大官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风流习性一如既往。周颖着急上火,一有机会就向同乡的余悦君他们打听“大官人”的表现,甚至几次请客,要发展他们当她的眼线。余悦君很想劝周颖,劝她早点跟陈建“拜拜”算了;可每次话到嘴边又都不忍心,最后给她出了个馊主意:“那你干脆就调到我班,可以一天到晚看着他!”

  周颖也真是听话,都已经四年级了,又蘑菇着从四一班调到了四二班,每天形影不离地跟着陈建,还怀上了大官人的孩子。在她的苦心经营与严防死守下,大官人总算相对规矩地坚持到了毕业。

  在周颖看来,正是余悦君这个主意,成全了她和陈建的好事,为此她还不止一次地表示她真诚的谢意,弄得余悦君哭笑不得。

  酒席过后,大家直接就散了。卢啸云说要坐汽车回邻县的家,余悦君和赵志军就骑车带着他,把他送到了汽车站。汽车发车还早,卢啸云打发他二人离开,自己在车站等车。

  从车站出来,两人一起去了赵志军的新居。赵志军家也在乡下,留城后,在火车站东路一条窄窄的小胡同里租了两间小平房。

  外屋地上堆着几个尿素袋子,装着锅碗瓢盆,以及土豆、辣椒、米面之类的东西,都是赵志军老爹刚从乡下给捎来的。里屋一张大铁架子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

  余悦君进门就往床上一倒:“你这屋,现在啥都齐了,就差像陈建那样,弄个老婆搂着睡了。”

  “你觉得这大官人跟周颖俩靠谱吗?”赵志军道,跟着也在床沿上坐下。“孟帆跟我讲,他前几天去大厦买东西,就看到陈建和一个卖货的在一块儿黏糊。”

  “啊!我觉得周颖已经够精明的了,咋还看不住啊?”

  “那是看的事吗?要想大官人老实,除非把他那玩意儿给剪短点!”

  两人笑了一阵。“不说这个了。我问你,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还真要回炉去上学吗?”

  “没法跟爹妈张口啊,就为了我上这个中师,家里还拉饥荒呢。”

  “我就说吗,让你先想法留在县城,你不听。现在可好,这一分下去,再想往城里调可就难了。”

  “县不县城的倒无所谓。我琢磨着先干两年,挣两年工资让家里缓一缓,然后上学走人。”余悦君说。

  赵志军看着他直摇头,“我算服了你了!那还有个年龄问题呢,年龄大了,不找老婆啦?”

  ……

  这两个“老铁”在一块儿,几乎是无话不谈,虽然他们的行止做派并不是一路。

  在学校时,赵志军没事喜欢泡在宿舍里,串串门,扯扯闲篇,再就是陪人打麻将,三缺一时上去凑个手,但也从未见他自己去发动一个牌局。有时他也看点书,琼瑶、金庸、福尔摩斯,随便从哪儿顺回一本,举在手里,仰在床上,沾着唾沫翻找刺激情节。而无论怎样热闹的故事,都不会超过二十分钟,书便会落在枕头边,盖在脑袋上,或被扔到地上,看书人则轰轰然起了鼾声。有多少回,他流出的口水把书都泡抽巴了,于是不得不费去更多的口水,争取把书还回去。

  余悦君不喜欢牌桌,不喜欢闷在屋子里,他更愿意邀球友到操场上,撵着个皮球啸叫。他也喜欢看书,却更愿坐在教室里,或者去图书馆,挑挑拣拣找极端:找据说是最好的,所谓“大家”“名篇”;再就是被批为最差的,有争议的,乃至黄色的、被禁的;千方百计弄来,一遍又一遍地看,品头论足自以为是。

  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但棋风迥异。余悦君习惯摆“宇宙流”,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赵志军的第一落子,一定要点在左下角三三的位置,说是脚踏实地根基牢靠。

  为人处世也不一样。赵志军做事讲究章法规矩,讲究按部就班。拿他学业来说,虽是中等偏下,可无论是哪个老师的课,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坐在那儿,睁大眼睛极其虔诚地看着老师,听课记笔记。师范校经常搞活动,什么报告会演讲会这会那会,他一定会穿戴齐整,皮鞋擦得锃亮,鞋底的铁掌咯噔咯噔地敲过教学楼走廊的水泥地面,准时准点到场,恰到好处地欢呼鼓掌。所以,班主任刘成金对他很信任,说他稳重、可靠,在卢啸云升任班长之后,提拔他做了班里的生活委员。

  但余悦君就不行,做事凭感觉、看心情,不喜欢的课程、活动能逃就逃,逃不了就迟到,到场了也心不在焉,或者干脆打盹儿睡觉。比如大合唱这样的热闹事,他就极不待见,说男男女女一帮子人,傻瓜一样摇晃着身体,大张着嘴巴号叫;却连叫唤的是啥都不知道,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清,无情无意,没心没肺,那也能叫唱歌?他倒是喜欢唱,还弄了把吉他,在空闲或心血来潮的时候,抱着风花雪月地自弹自唱。

  二年级的时候,刘成金搞了一个“献身边疆教育事业”的主题班会,把团委的两位书记也请了过来。刘成金做开场词,定好调调,然后让大家“畅所欲言”。接二连三地就有人起来说话了:有人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说起,有人分析中国乡村的教育现状,连陈建都大谈人生价值了,还引用了韦唯的歌,“爱的奉献”……余悦君却窝着脑袋,在座位里看《金瓶梅》,“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班长卢啸云发现了,点名让他发言。余悦君迷迷瞪瞪地看黑板,看上面用彩色粉笔勾勒出“献身边疆教育事业”大字标题,“噢,献身——我呢,老哥一个,爹妈都是农民,我得养他们老;献身的事,还得再考虑一下。我爹妈都嘱咐我,要我找机会留校、留市,到时候他们就能沾我的光,当上城里人。可你们说,怎么才能留市、留校呢?”

  这话不搭调,说得大家摸不着头脑。有个胖胖的女生听不下去了,紧勾着头,像是要钻进桌子里。余悦君却很严肃,左右环顾,盯着那个钻桌子的胖女生,继续道:“其实我呢,挺想改行的,进机关。下海做万元户也行。要真是当了官,成了万元户,说不准也能有几个李瓶儿、潘金莲跟我呢!”

  哄堂大笑。团委的两个老师捂着眼笑。刘成金也干笑了一声,但笑脸很快走样,两腮的肌肉翕动着,分明是恼了。卢啸云瞪着他“啧”了一声,赶紧起来控制场面:“跑题儿了,跑题儿了,都说哪儿去了!下一个。”可没人应承,大家还是笑。而在此时,老成持重、一向能在恰当时候拍手的赵志军,居然极不恰当地鼓起掌来,引得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拍巴掌。掌声之后,刘成金直接宣布了散会。

  余悦君反感这些,说八竿子打不着的扯淡题目,年年讲,月月讲,就那么有意思?

  如此不一样的两个人,却实实在在成了“老铁”,一有空就磁在一起。余悦君信任赵志军,什么想法、心得、个人私密,爽快事、闹心事,中了彩头、惹了乱子,都要跟他谈讲谈讲;还一定要看到态度,听到意见,得到箴规。但也大都只是看看听听,点点头,嘿嘿一笑而已;过后依然我行我素,做起“正经事”来还是会“跑题儿”。赵志军欣赏余悦君。他自己克己守礼,出格的事情决然不做;而余悦君做了,他就会认为是正格的,可以理解的,乃至是要换个角度去欣赏的。

  现在毕业分开了,余悦君有什么心事还是要找赵志军讲。两人仰在床上说了一阵儿,茅台酒劲上来,迷迷糊糊都睡着了。

  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那是唯一一趟来自省城的列车,每天下午3点半,它都会粗声大气地吆喝这么一嗓子,向这边陲小城的人们宣告它的大驾光临。

  余悦君猛地坐了起来:这个十一,丁玉萍要是回来的话,就该坐这趟火车,是不是去车站看看?她每次放假回来总要买很多东西,给父母的,给她弟弟的,捎给街坊邻居的,满满地塞在她那个硕大的帆布旅行袋里。她又很节省,平时从来不打车,每次都要走到两里外的汽车站坐公汽回黄原。以前都是他帮她拿,帮她扛,他清楚地记得那旅行袋的质地颜色,还有在一侧靠近提手的地方漆着的“北京旅行”,四个白色颜体字……

  随即又否定了这念头:她回来又怎样?几乎是不相干的两人,贸贸然去车站接她,算什么事?他两手用力地揪撮着头发,好像要把那些乱糟糟的想法一起甩掉似的。

  “不早了,我得走了。”余悦君起身下床,向一旁的赵志军道。

  “走什么走啊!”赵志军伸着懒腰,“晚上再喝一顿,你看我这大床,睡俩人足够了。”

  “你还是抓紧找个媳妇陪你睡吧,跟大官人学学。”

  从赵志军家出来,骑上车往回走,在路上三拐两拐,就拐去了火车站。看到“茂林火车站”字牌时,停了下来。心里为自己辩解着:“我只是偶然路过这里,碰到了也是偶然;再说,她可能确实东西拿不过来,我只是远远地看看,需要时就碰到,不需要就不碰到……”

  下车的旅客,已经在栅栏口排着队伍出站了。栅栏外面,接站的人群踮着脚、挥着手,不时发出热切的呼唤声。余悦君跨在他的金鹿上,一只脚点着地,在齿轮厂门口的拐角远远地瞄着,瞄着大包小裹徒步走出的旅客,准备在她出现的时候,骑上前去,“偶然碰到”她。

  人群慢慢散尽,他真就寻到了那熟悉的身影:她着一件淡蓝色的毛衣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大帆布旅行袋,斜着身子走出铁栅栏。他甚至看到了旅行袋上“北京旅行”几个字,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着金黄的光泽。

  但他并没有动。他发现,那旅行袋其实是两人抬着的,一旁帮她的是一个熟人,卢啸云。原来卢啸云并没有坐汽车离开,他只是虚晃了一头,把赵、余两人支开后,早早地等在这里,来为她拎包了。

  爹的问题

  国庆假后第一天,余悦君早早去了学校。一是要盯学生的早自习,再也是宋德志的安排——宋校长说他年轻人没啥事,让他拿着办公室钥匙每天早上来开门。

  早自习时间,老师们都还没到——草甸的老师习惯踩着点来上课——很多学生在操场上嬉闹。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因为余悦君的早到和管束大都在教室里;但也有例外,新来的马仁生和假小子吴燕就在操场上疯跑。

  余老师出现的时候,吴燕掉头钻进了教室;随之又探出个脑袋,冲马仁生嚷:“黑瞎子,有能耐,你别进来,你在外面待着!”马仁生原是摇晃着往教室小跑的,被吴燕的话一激,不跑了,改成慢吞吞地踱步。

  余老师在门口截住马仁生:“早自习怎么在外边跑?”

  “吴燕发贱,骂我。”马仁生扬着头道。

  “老师,他欺负人,又逼着陈元方管他叫爹!”吴燕在座位里嚷道。

  马仁生一听,从余老师身边挤进教室,指着吴燕骂:“小混蛋,你就欠揍,陈元方他就愿意跟我叫爹,关你什么事?”

  余老师跟进屋里,就见陈元方眼圈红红的,在座位上抽搭鼻子。于是走过去问,“你怎么啦?”

  陈元方站起来,脸别到一边,鼻子抽搭得更厉害了,可不说话。

  “老师,他不敢说,他怕黑瞎子再揍他——黑瞎子他就是少教,自己没爹,还总想给别人当爹!”吴燕叉腰挺胸,一副抱打不平的样子。

  班里的学生都嘻嘻地笑。马仁生现在确实没爹。他曾有的爹,三年前在采石场放炮炸死了。他爹死后,他妈姜淑梅一直未能改嫁,他也就一直没有爹。

  马仁生长相性子都像他妈,他妈和他的支书大舅又宠着惯着,他就在草甸学校里横着膀子晃,没人敢惹,因此人送绰号“黑瞎子”。“黑瞎子”原来的班主任孙福贵怕得罪他家人,平时是听之任之,由着他胡闹。余悦君来了,宋德志把他调到了五年级二班,孙福贵一面是酸溜溜地不满,一面又高兴得够呛。

  马仁生被吴燕的一句没爹少教的话惹恼了。他也不管余老师还在场,嘴里骂一句“小丫头片子,我整死你”,攥起拳头就奔吴燕去了。一张课桌被剐着了,铅笔盒哐啷一声掉到了地上,钢笔、铅笔、三角尺、玻璃球、“四大天王”的贴画,撒了一地。马仁生头也不回地直往前扑。吴燕吓得离了座位,绕着过道逃跑,边跑边求救:“老师,老师,你看黑瞎子要吃人啦……”

  “小混蛋你别跑啊!”马仁生乱骂着紧追不舍。满屋的学生,看看余老师,又看看地上乱窜的那两个,一起跟着起哄:有提醒吴燕小心的,有给马仁生加油的,敲桌子,吹口哨。

  余老师连喝了几句,马仁生却像没听到,追着吴燕在教室里跑圈儿。吴燕寻机绕到余老师身后,随之又逃出了门外;马仁生跟在后面就往外撞。

  余老师恼了,伸手逮住马仁生的脖领子,硬生生地给拖了回来。马仁生挣了两挣,没挣动,回头气咻咻地白了余老师一眼,站住了。

  吴燕跑出去,很快又折了回来,喘吁吁地在门口道:“老师,那边孔老师叫你呢!”

  余悦君松开马仁生走出教室,见孔庆林站在办公室门口冲他招手,比划着跟他要钥匙开门。余悦君也有事要找孔庆林,就让吴燕回座,让大家上自习;又把马仁生拖到门口,喝了句“你先站这儿等着”,然后离了教室,去给孔庆林开门。

  几分钟工夫回来后,门口的马仁生不见了;再一听,教室里炸营了似的,一片叫嚷声。

  马仁生没有老实地站着,他看着余老师走进办公室,立即就蹿进教室抓吴燕。吴燕溜得快,他追了好几圈没追上,顺手又把陈元方揪起来撒气。余老师进屋时,他已经扭着陈元方的一只胳膊,把他按在了教室前面的讲桌上:“快跟我叫爹,叫爹我就放了你!”一只右手“啪啪”地拍陈元方的脑袋,“敢不叫,今天谁也帮不了你,谁都不好使……”

  余悦君见状大怒,几步跨过去,照着马仁生的屁股就是一脚。马仁生“啊”了一声,松开陈元方,歪脑袋瞪着余老师嘟哝,“妈××……”余悦君更怒,抬腿又是一脚。马仁生被踢了个趔趄,这下疼了,就势往地上一坐,咧嘴哭了起来:“你打我,打我,呜呜呜——”

  见老师发怒动武,学生们先是怕,鸦雀无声,随之又嘿嘿地笑起来。吴燕等几个女生拍着手叫好:“活该,黑瞎子!活该,黑瞎子!”黄杰在座位上又跳又笑,两颗兔牙龇全出来了:“黑瞎子,栽啦?没爹怕啥,你不是有个大舅吗,叫你大舅去啊,哈哈哈……”

  马仁生听到这话,突然一骨碌爬了起来,指指满座的同学,又指指余老师:“你们,你,等着,等着!”气哼哼地出教室,一脚踹倒支门的铁锹,走了。

  下自习铃响,余悦君回到办公室。宋德志已经在他的校长位置上就座了。老师们三五成堆,说假期里的见闻行止。教导主任韩继文请病假仍没有来,汪艳红坐在他的座位上,屁股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跟面前的宋德志说得正欢。宋校长吐着烟圈儿,笑眯眯地看着丰满妖娆的汪老师。陆续有各班的科代表、学习委员抱着作业本送进来,找自己老师的座位放下,扫视一眼,匆匆地跑出去。

  余悦君忐忑不安地走过来,向宋德志汇报早上的事:“那个马仁生早自习捣乱,被我踢了两脚,回家去了。”

  “那小子又咋的了?”

  “打人,逼着同学管他叫爹。”

  汪艳红一听,笑得花枝乱颤:“马仁生?那小子当了多少人的爹了,哈!自己没有爹,偏偏要给别人当爹,哈哈!”

  宋德志饶有滋味地看着汪艳红,看着她身上一抖一抖的肉儿,也笑道:“那小子还真不是个玩意儿,啊,给这个当爹,给那个当爹,天天惹事,就他妈欠揍了!”然后安慰余悦君,“没事,该修理了修理,别打坏了就行,啊,是吧。他妈来找我的时候还特地嘱咐呢,让好好顺溜这小子,啊。”

  听校长这么说,余悦君心里松快了一些,就拿起书本去教室上课。

  再说马仁生,气哼哼地跑回家找他妈告状,快到家门口时,站住了。仔细想想,好像是自己有点理屈,回家该怎么说呢?但今天面子丢大了,刚调到新班,就被老师踢了两脚,还是当着全班同学。在草甸,老师揍学生是常事,孙福贵就经常扇学生耳光;可那是对别人,对他马仁生,绝对是没有过的。这个面子不挣回来,以后还咋混?

  马仁生正寻思着,他家的大黑狗发现了他,钻出篱笆门,摇着尾巴凑上来。马仁生没理大黑狗,也没立即进家,他低头寻思着说辞,顺路向北溜达了下去。

  马仁生转悠了好半天,折回家的时候,他妈姜淑梅正跟两个街坊老娘们儿在院里说着什么。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姜淑梅问宝贝儿子。

  “老师打我!”

  “打你?为什么打你?——你是不是又闯祸啦?”姜淑梅提高了声调,虚张声势,脸上却是爱抚地笑着。

  “我就是跟吴燕吵吵来着。那小丫头片子老骂我,说,说我没爹玩意儿!然后,余悦君来了。他不说吴燕,光训我。我顶了两句,他就把我给揍了。”马仁生顿了顿,把手伸到屁股上摸着,“他把我一顿踹,还骂我,说,说我没爹玩意儿,少教……”

  姜淑梅起初还没当回事,甚至觉得余悦君是在尽心关照自己的儿子,从而为自己的英明决断以及巨大影响力暗自得意呢;等听到儿子后面的话,一张黑脸就绷紧了,然后拉长,拉长,跟着就整个人暴跳了起来。

  马仁生确实太了解他妈了,他编排的那通半真不假的说辞,一下就戳到了她的痛处。

  当年,还是姑娘的姜淑梅相中了村里的白面小生马永山;马永山却在跟黄雪娥——后来的吴燕的妈——搞对象。马永山父母想巴结姜家,就硬逼着儿子娶了姜淑梅。姜淑梅长相粗丑,还生就一副暴戾脾气,让生性懦弱的马永山找不到男人的感觉。已经嫁人的黄雪娥对他也还旧情不忘,两人一来二去的,就钻了几回苞米地。

  消息传到姜淑梅耳朵里,她先找黄雪娥,大打出手,非要剥人家衣服。接着又收拾马永山,操着一把杀猪刀,要把老公给“劁”了。马永山性子内向,面皮又薄,一场闹剧之后,精神就有些恍惚,没多久就在石场出了事故。

  村里人背后说,马永山放炮没出来,实际是他自己不想出来了。有人更直接,说马永山不是被炮崩死的,而是被他老婆磋磨死的。马永山死后,姜淑梅要改嫁,却一直没哪个男人愿接手。而男人问题,也就是马仁生的爹的问题,成了姜淑梅不可触及的癞疮疤。

  甚至都没顾上跟那俩老娘们儿招呼一声,姜淑梅拖着儿子,出家门直奔学校,大黑狗一溜小跑着跟在后面。

  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刚刚响过。姜淑梅娘俩加大黑狗,一字拉开队伍,气汹汹扑向老师办公室。五年级二班班的学生一起跟过来看热闹。黄杰龇着两颗兔牙,唯恐天下不乱地在后面嚷:“马仁生,咋没把你大舅叫来啊!?”马仁生回头瞪了他一眼,趁机停住了脚步。

  姜淑梅没顾上儿子,她“咚”地一脚踢开门,闯进屋去。大黑狗紧跟在旁,朝大家咻咻地吐着舌头。一屋的老师都吓了一跳。看到这架势,校长宋德志猛地想起早上余悦君说过的事,连忙起身拉出把椅子来,“哟,大妹子,怎么有空过来?快坐,坐!”

  姜淑梅往上提了提油光光的裤子,大刺刺地坐下。露着红衬裤的滚圆粗壮的腰臀,像截石碾子一样,把木椅子礅得咯吱咯吱地响。黑红的方脸膛上,两只三角眼一正一斜:斜一只扫着在屋的老师,正一只盯住宋德志:“宋德志,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老余家那个瘪犊子凭什么打我儿子?当老师的可以打学生吗?!”

  “小余打仁生了?”宋校长皱起眉头,一脸无辜地装糊涂,“不会吧,我专门嘱咐过他,让他好好照顾仁生的!”

  “照顾?这么个照顾法,刚过来没几天,就对俺家儿子下毒手——屁股都给俺踢肿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姜淑梅有几分心虚:自己走得急了,没顾上验看儿子的伤势,也忘了问是怎么打的,动用了哪些拳脚;顺嘴说这么一句“屁股都给俺踢肿了”,万一对质起来,儿子屁股上没伤咋办?转而又想,屁股自来就是圆的鼓的,就说是给老师打肿了,又能怎样?

  “怎么会呢!老师生气了,照孩子屁股拍一巴掌、踢一脚,是可能的;可那就是吓唬吓唬,哪会真下重手呢!”宋德志满脸赔笑道。转头又喊孔庆林:“庆林,倒杯水过来!”

  在宋校长的笑脸逢迎下,姜淑梅脸色缓和不少说:“我不是个不讲理的,拍一巴掌,踢一脚,也不算什么,可是能对孩子说那样的话吗?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说俺孩子‘没爹的玩意儿,少教’!”

  一听这话,几个本地的老师都捂嘴窃笑。汪艳红则一本正经地向姜淑梅进言:“妹子,你听我说,小余可是咱们这儿最有水平的老师了,那是咱村的大学生,对学生要求严一点,也正常。”

  这话无异于架秧子拱火,姜淑梅捶桌子就骂:“狗屁!什么瘪犊子大学生,就这水平啊!”

  余悦君遭到投诉,孙福贵摸着鼓溜溜的肚皮,已经幸灾乐祸了好一阵子,此时也上前道:“小余毕竟是刚毕业,经验差点;再说年轻人性子急,一生气呢,就说了过头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话似乎是在劝架平事,可另一方面,等于把虚虚实实的指控全都招下了,虽然他并不了解情况。

  姜淑梅听了更起劲,粗话脏话全出来了:“妈了个逼的,这样的瘪犊子老师还能教育孩子,他姓余的才是没爹少教玩意儿……”

  “有事说事,你怎么骂人?”余悦君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办公室门口,年轻人的脸涨成了紫茄子色。

  姜淑梅闻声回头,跟着跳了起来,污言秽语,瓢泼而出:“小逼崽子,我还就骂你了!我骂你怎么的?我儿子用你打啊?还什么鸡巴大学生,就你这素质也配当老师?你个少教杂碎玩意儿……”

  一旁的大黑狗,也龇着牙一起叫,“汪,汪汪,汪……”吓得几个女老师缩到了墙角,汪艳红更是“妈呀”一声,仰在了宋德志身上。

  余悦君的脸色由紫转青,两只拳头攥得直哆嗦。一些小学生挤在门口、趴在窗上看热闹。兔牙黄杰把两个鼻孔印在窗玻璃上,还不时回头,尖着嗓子朝操场上喊:“马仁生——你妈真牛啊!”

  姜淑梅环视一圈,精神更加抖擞,一只手叉在腰上,一手点着余悦君的脑袋,“小崽子,咋的,打完了我儿子,你还想打我是吧,看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呢?想动手,来啊,你以为老娘真怕你!”两手提了提裤腰,就要往前扑。

  孔庆林一看事态不好,壮着胆子上前拦住:“大姐,有话好好说,先把情况弄清楚……”

  姜淑梅已经冲了上来,把孔庆林撞了个趔趄:“小崽子,也不看看我是谁,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余悦君盯着姜淑梅,突然从牙缝里“嗤”了一声,攥紧的拳头松了,拉把椅子在门口坐了下来。

  姜淑梅更怒,回头冲宋德志叫:“宋德志,你的老师打学生,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要不然,咱就去村里评个理;再不去乡里、去县里,我还真就不信了!”

  “消消气,消消气,我一定严肃处理这事,我停他的职!”宋德志一边劝着,一边暗暗地朝余悦君挥手示意。

  余悦君嘴角抽搐着想说点什么,却被孔庆林等几个老师推了出去。就听屋里人吼狗叫声还在继续:“小崽子,这是在草甸——汪汪——你跟我较劲——汪,汪汪——也不看看我是谁,我他妈整死你——汪汪汪……”

  孔庆林拉着余悦君在操场南边的树林里转悠,直到第三节课上课铃响,看到姜淑梅领着大黑狗雄赳赳地走出校门,才回到办公室。

  宋德志蜷在座位里,两手揉着耳朵,说:“我的妈呀,我这耳朵嗡嗡的,要被她震聋了!”抬头看到余悦君,朝他点着手指头,“你小子,你给我惹的好事!”

  见余悦君一张红涨的脸,有些不忍:“算啦,你也不用那么上火,没什么事。回头去她家一趟,跟她好好说说,认个错,这事也就了了。打学生怎么都说不过去,让她闹到上边去也不好,啊,是吧?”

  “我跟她认错,不可能。”余悦君说。声音不大,可一字一字很有穿透力,听得在座老师们一怔。

  宋校长脸色有些难看,说:“不应该吗,嗯?”

  孔庆林递了支烟给他,宋校长点上,吧嗒了两下,语气平和下来:“姜淑梅这个人呢,是有些过分;可她毕竟是个粗老娘们,没必要跟她一般见识,是吧。再说,我们也不能把这事闹大了:她哥是支书,学校一行一动都得指着人家,你得从大局考虑,啊,是吧。”

  孙福贵也过来解劝,“她一个老娘儿们骂街,你跟她较什么劲?意思一下,哄哄她就完了!”

  宋德志盯着余悦君,见他沉着个脸不吭气,有些不耐烦:“我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你还真让我停你的职啊?”

  孔庆林捅捅余悦君:“悦君,说句话!”

  余悦君鼻子里“哼”了一声,漠然地看着眼前的空气:“随便,停吧!”说罢起身,从桌上抓起书本,出了办公室。

  宋校长望着门口,半天才缓过劲来:“牛,牛大了!”

  下午第一节课,宋德志临时召集了一个全校教师会议,专门讨论上午发生的“工作事故”。宋校长开篇直奔主题,要求余老师说明事件的具体经过,然后翻开一个灰黑皮面的日记本,提起笔来,作势要记点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怎么都行。”是余悦君的声音。

  一屋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他却头也不抬地批面前的一摞子作业,不断地翻动纸张,手里的一支蘸水笔在纸上勾勾画画,发出唰啦唰啦的声音。墙上那个摔破了玻璃罩的石英钟不紧不慢嗒嗒地响着,似乎是在与之呼应。

  听石英钟嗒嗒了十几下后,宋校长再度开口:“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说。”他扫视了一圈,手里的钢笔在日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没有是吧?——那好,现在,我宣布此次事件的处理结果:余悦君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殴打学生,造成恶劣影响,责令停职检查,啊,同时上报中心校,听候最终的处理决定。”宋校长宣读完毕,把本子“啪”的一合,“散会!”

  好一阵子没人动。直到他又补一句“散了吧”,才有人推椅子起身。孙福贵过来拍拍余悦君的肩膀,“啧”了一声,直摇头。还是汪艳红先嚷了出来:“这个小余,真犟!真犟!你怎么寻思的?不值当的啊!”事情发展得超出了她的预料,她有些同情这个年轻人了。

  余悦君抬头笑笑,没作声。作业已经批完了,他把本子竖起来,在桌上磕了两磕,码齐了,放在桌角。又拉开抽屉,把里面的书、本都翻了出来:教材、教案摆在桌上;其他的书本,连同一些零七八碎,都装进一个大塑料袋。然后拎起袋子,在众人的注视下,推门出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