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祚珩的记忆里，大花园里有个池塘（水心亭），里面种有荷花，塘边还泊有一艘木制小船。“夏天满池的荷叶清香扑鼻，在结莲蓬时，我们会乘坐小船到塘中去采摘莲蓬。”

　　“楼上我仅去过一次，还是在走廊上，也不知父母、大的兄姐分别住哪间房。那时我右腮上肿了个大疙瘩，父母请了老中医为我看病，老中医在我右腮肿的地方用墨画了个圆，又在走廊柱子上画了个同样大小的圆，退了几步双手合拢朝那柱子拜了几拜，大概是拜神吧，开了中药处方，服药后我的病好了。”何祚珩至今记得这件趣事。

　　何祚珩回忆，何家花园内有两个花园大花园（寄啸山庄）和小花园（片石山房）。“我们住在洋房（玉绣楼），洋房有两排楼，在两排房的中间有个不小的庭院。院中还种了两棵绣球树，这绣球树有1米多高，花开时整棵树恰似一个白色圆球。和哥（何方）、八哥（黄大用）、十哥（何践）和我经常在院子中打玻璃弹球。我们在院中四个角落各挖一个小洞，中央也挖一个洞，看谁先进满5个洞就可攻打对方的球来定输赢。”

　　小孩都喜欢游戏，何祚珩跟随兄姐们在花园中到处钻着玩。“一次玩耍时，我们在玉绣楼庭院的东南侧走廊上发现有个地下室。钻进去后，看到里面有好多玻璃的三角柱体，每根约有10厘米长、手指那么粗，拿着它对着太阳照，能见到五颜六色的光彩，很是好看。”

　　在何祚珩的记忆里，大花园里有个池塘（水心亭），里面种有荷花，塘边还泊有一艘木制小船。“夏天满池的荷叶清香扑鼻，在结莲蓬时，我们会乘坐小船到塘中去采摘莲蓬。”

　　“楼上我仅去过一次，还是在走廊上，也不知父母、大的兄姐分别住哪间房。那时我右腮上肿了个大疙瘩，父母请了老中医为我看病，老中医在我右腮肿的地方用墨画了个圆，又在走廊柱子上画了个同样大小的圆，退了几步双手合拢朝那柱子拜了几拜，大概是拜神吧，开了中药处方，服药后我的病好了。”何祚珩至今记得这件趣事。

　　不想拍照，藏身床下躲避

　　何园景色秀丽，也是摄影的好地方，“姐姐和表姐们到花园摄影时，经常叫上四姐（何轲）和我，因此，在何园老照片中，常有我的身影。这些老照片也都是我大哥（何祚丰）摄下的。”

　　关于拍照，何祚珩还清楚记得一件趣事：有一年夏天，暑假时，大哥回家（他在上海住校读书），让我们全家人在花园照相，可我那天一点也不想照，于是就躲起来。四姐和我同睡一张大床，我就躲在床下。床单顺着床沿垂向地面，留有一两厘米的空隙，我趴在床下，眼睛从这个空隙往外紧盯着房门。过了一阵，有人推开房门进来，发现没人就又关门出去了。我心想，已有人来找过，定不会再来了，于是就慢慢从床下往外爬，刚爬到床边还没站起来，竟然又有人推门进来，于是掀起床单一把就我把拽出去拉到花园。我感到很委屈，就哇哇大哭起来，后来不知是谁塞给我一根香蕉才止住了哭……数日后，我见到了这张自己撅着嘴手中拿着香蕉的照片。

　　日军侵华时，伤兵入住何园

　　1937年日军侵华，占领了东三省乃至大半个中国。何祚珩回忆，那时街上有很多伤兵，“我们何园里也住有伤兵。天气渐冷，政府号召大家捐献棉衣。母亲、三伯母、祚惠、祚忻两位大姐忙着缝制新棉衣和棉背心，堆得有一屋子。循、慎、绵、璇等兄姐还有我则组成一个歌唱小组，到伤病员的住处去唱歌慰问他们。记得唱的歌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10余首。伤兵们听后个个斗志昂扬，见我们站成一排，一个比一个小，还问我们："你们是一家人吗，是亲姐妹吗？"

　　片石山房内还有“钓鱼台”

　　对于何园的祠堂，何祚珩没有清晰的记忆，“只是有一次，八哥、十哥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小花园，园中有个小二楼，这个地方我不知其名，也从未去过，只是一味跟着他们跑，他们是男孩，又都长我2-4岁，步子大走得快，我跟着很吃力。这座楼的楼梯又窄又陡，等我上楼后，他们已走到房的尽头快要下去了，我跟在后面，楼板还有些摇晃，急得我直喊"等等我，等等我！"。就这样急匆匆地边追边喊，也顾不得看楼里有些什么，但还是有一样东西让我觉得很惊奇：靠窗的一侧点着一盘大香，那盘香特大，呈塔形一圈比一圈大地向下垂吊着，从香的顶端到底部足有一尺多高，而底部香的圆圈直径也有一尺多长，那么大的盘香我从未见过，因此印象特别深。”

　　2002年，何祚珩重游何园时，才知道小二楼就是祠堂。祠堂是祭祀祖宗的地方，当然不能卖，也没有卖。因此，1944年何家卖了何园，祠堂仍归何家所有。“后来，何园被收归国有时，祠堂也还被隔在何园的围墙外。当得知何园拟将祠堂收入何园地界内，我表示赞同，一是有人管理比没人管理好，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使何园形成一个整体，堂内挂有祖宗的画像，游人可知其根源，何家后人也有个纪念祖宗的场所。”

　　另外，何祚珩还记得小花园（片石山房）中有个钓鱼台，“这个钓鱼台三面环水，伸在水中不足10平方米，成长方形，有水的三面都有半截墙可以钓鱼的地方。钓鱼台后面有假山，也种了些树，梧桐树、桂花树等。在梧桐结籽后，我们去采梧桐籽拿回家，炒着吃，香香脆脆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何声灏带领家族迁到了上海，“祖父他们先走，我母亲第二批带我们十几个小孩子过去，从镇江坐船到上海。”

　　到上海后，何祚融受到二哥何璞荪的影响，“何园一共走出六名共产党员，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加入的。那时，二哥在云南，我给他写信，说我也要去云南参加革命，信中就说"鸟儿要飞出笼子"，那时我还只有17岁。”

　　1942年，何祚融离开上海，整整走了一年才到昆明。“那时没有汽车，好的车只有酒精车，差的是木炭汽车，我坐的大都是木炭汽车，得有两个人不停把木炭往炉子里铲。如果上坡时有人要下车，得用木头在后面顶着车，防止后溜。”

　　他是学校的“积极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黄大用在到达昆明后不久，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政部所属第二军官总队和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甚至向人们开枪投弹。当天有4人被杀害，20多人被杀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我参加了4位烈士入殓仪式和游行示威，并在游行中担当纠察职责。”

　　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解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回原址。“清华复校后，我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并被推荐为清华学生自治会理事，当时我可是学校的积极分子。”

　　同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被驻华美军士兵在北平东单操场施暴，“清华学生自治会立即准备罢课游行，我当时负责在学生中征集签名，当时我住在清华新斋，那一夜整个新斋的走廊上，灯火通明，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经过几天的酝酿，北平（现在的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抗暴游行，全市爱国学生分两路会集，一路为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师范学院的队伍，另一路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队伍。”

　　转移解放区，改名黄大用

　　1947年9月18日，是黄大用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晚上，在清华体育馆，他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津解放前夕（1948年底），北平的地下组织为了防止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决定把暴露的学生干部转移到解放区，何祚融就是其中之一。

　　在组织的安排下，何祚融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位浙江大学的进步女生。“我们早上从天津出发，坐火车到唐官屯，然后坐马车，穿过了一道道封锁线，经过了一次次盘问，终于来到了沧县泊头镇，这里是当时的华北地下党驻地。一到泊头，我就与那位浙江大学的女生分开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面。”为了安全和保密，组织要求何祚融改名，于是他就改名为黄大用，“因为我的母亲姓黄，我就改姓黄了，黄大用这个名字一直跟我到现在，整整65个年头了。”

　　后来，何祚融和另外5位同志被分配了一个农家，6个人同睡一张炕。“平时学习时事政策、城市政策等，为迎接解放做准备。那时条件很艰苦，我们吃住和部队一样，平时都吃窝窝头，一个星期才能吃到一次肉。”

　　作为进步学生干部，他被转到解放区保护

　　“何家公子”改姓“黄”

　　讲述人物：

　　88岁的黄大用（原名何祚融）

　　88岁的黄大用，是此次来何园参加生日庆典的“何家后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原名何祚融，而黄大用这个名字，他已用了65个年头。这位曾于1935年—1937年在何园居住的老人，依旧清晰记得在何园生活时的点点滴滴。

　　何祚融在何园时，何园依然是一个大家族，包括他的祖父（何声灏）一大家人都居住在洋楼（玉绣楼）。

　　“洋楼有两层，我记得我住在一楼，我们小孩子是不能随便上二楼的。”何祚融回忆，在何园的两年时间里，他只上过几次楼，“到祖父母的书房和卧室看了一下，但也没认真看，因此有些东西也不太记得了。但祖父房间里的书桌，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书桌上有两个盒子，一个盒子装着各种印章，一个盒子上挂着长条古钱。”

　　在何园的日子里，让何祚融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眼泪。“那时候，我大哥出洋去美国念书，原来家里条件还可以，能供给他钱，抗战爆发后，家里不能供给他钱，他生活就困难了。有一个冬天，路很滑，大哥走路滑倒摔伤了，他写信回来。我母亲坐在书桌的台灯下流着眼泪看信。”谈及母亲，何祚融忍不住也流泪了，“我母亲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对子女们非常好。”

　　过年时在水心亭自演自唱

　　何家人多才多艺，在何祚融的记忆里，每年过年是最欢乐的时光。“晚饭后，一大家人在水心亭搭一个戏台，但我们不请戏班子，就自家人在那里吹吹打打、唱唱跳跳，也有不会打的，闹着要玩，就胡乱敲一气。”

　　何家人多才多艺，在何祚融的记忆里，每年过年是最欢乐的时光。“晚饭后，一大家人在水心亭搭一个戏台，但我们不请戏班子，就自家人在那里吹吹打打、唱唱跳跳，也有不会打的，闹着要玩，就胡乱敲一气。”

　　17岁前往云南，

　　加入革命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何声灏带领家族迁到了上海，“祖父他们先走，我母亲第二批带我们十几个小孩子过去，从镇江坐船到上海。”

　　到上海后，何祚融受到二哥何璞荪的影响，“何园一共走出六名共产党员，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加入的。那时，二哥在云南，我给他写信，说我也要去云南参加革命，信中就说"鸟儿要飞出笼子"，那时我还只有17岁。”

　　1942年，何祚融离开上海，整整走了一年才到昆明。“那时没有汽车，好的车只有酒精车，差的是木炭汽车，我坐的大都是木炭汽车，得有两个人不停把木炭往炉子里铲。如果上坡时有人要下车，得用木头在后面顶着车，防止后溜。”

　　78岁的何祚宏，也是曾在何园生活过的何家后人。据他介绍，1989年扬州园林局复修片石山房时，因不知片石山房是什么样子，特地到无锡找到他的父亲何世斋；而正是通过他父亲的描述以及他大姐何祚忻的《片石山房图》，片石山房最终得以复原。

　　出生两月，

　　从上海回到何园

　　关于何园，何祚宏并没有太多的记忆，“1935年从上海回何园时，我只有两个月大，到离开何园时（1937年），也才两岁。”

　　“之所以从上海回何园，主要是上海生活成本高，经济开支大，亲戚、友人不胜其烦，祖父就带着我伯父一家、父亲一家，几十个人回到何园。”何祚宏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家全家人开始逃难，“先到镇江，再到武汉，经桂林到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到香港，最后绕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才安定下来，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逃到一个地方，都在当地住一段时间，在武汉时，我们住的地方，前一条街被炸掉了，后一条街也被炸掉了。”

　　“在上海住的时间比较久，那时候经常搬家，最早的时候在斜桥路，后来搬到静庵寺，再后来搬到胶州路。那时候都是租房子住，随着人口增加或减少，选择合适的房子租，毕竟那时家境不好，房子太大了浪费。”

　　父亲口述老房子模样，女儿画图

　　凭记忆“复原”片石山房

　　78岁的何祚宏，也是曾在何园生活过的何家后人。据他介绍，1989年扬州园林局复修片石山房时，因不知片石山房是什么样子，特地到无锡找到他的父亲何世斋；而正是通过他父亲的描述以及他大姐何祚忻的《片石山房图》，片石山房最终得以复原。

　　出生两月，

　　从上海回到何园

　　关于何园，何祚宏并没有太多的记忆，“1935年从上海回何园时，我只有两个月大，到离开何园时（1937年），也才两岁。”

　　“之所以从上海回何园，主要是上海生活成本高，经济开支大，亲戚、友人不胜其烦，祖父就带着我伯父一家、父亲一家，几十个人回到何园。”何祚宏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家全家人开始逃难，“先到镇江，再到武汉，经桂林到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到香港，最后绕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才安定下来，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逃到一个地方，都在当地住一段时间，在武汉时，我们住的地方，前一条街被炸掉了，后一条街也被炸掉了。”

　　“在上海住的时间比较久，那时候经常搬家，最早的时候在斜桥路，后来搬到静庵寺，再后来搬到胶州路。那时候都是租房子住，随着人口增加或减少，选择合适的房子租，毕竟那时家境不好，房子太大了浪费。”

　　来扬测绘时，曾短暂游览何园

　　何祚宏的小学先是在上海念了一阵；1947年，何家全家搬到苏州，他又在苏州上了几年小学；小学毕业后，进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初中毕业后，他就参军了，“在部队里当了7年的参谋。”

　　何祚宏回忆，1955年，他在解放军部队搞测绘，有一段时期到扬州测绘，“那时我回过何园，但时间很短，那时候玉绣楼里面在办工农速成中学。”

　　1958年，何祚宏从部队转业，前往北大荒垦荒，“比知青都早，当时去垦荒的有10万转业官兵，其中包括很多军官，像我这样在空军的军官就有1000人。在那里，我养过猪，开过拖拉机，还带徒弟。”

　　何家后人凭记忆“恢复”片石山房

　　何祚宏第三次回何园是在1982年，那时何园已建园，“我给他们提供一些零星的资料，当时何园只有大花园（以水心亭为中心）那一块，玉绣楼还不归何园管。后来，全国政协来人到何园考察，觉得何园被分隔了不好，因此建议把玉绣楼也划归何园。”

　　1989年，扬州园林局准备把片石山房收回，但不知道片石山房是什么样子。“他们到无锡找到我父亲（何世斋），我父亲那时已92岁了，眼睛已不太好了，但记忆力很好，口才文才也很好（何世斋原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专员），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口述，让我们帮他写下来，写出片石山房是什么样子。在写《片石山房记》时，父亲还让我大姐（何祚忻，又名何怡如，现已去世）帮他画《片石山房图》，大家就根据他的描绘，把片石山房画了下来。后来，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的建筑师根据这两个材料，对片石山房进行设计施工，就成了现在片石山房的样子。”

　　对于大姐何祚忻，何祚宏很是佩服，“大姐去世前，把她珍藏的一些画册捐给了何园。这本画册原本有徐悲鸿的画和齐白石的字，后来因一些原因丢失了，万幸的是徐悲鸿的题字还在，对何园来说非常珍贵。”

　　何祚宏还根据其父亲的回忆写了一篇文章，叫《寄啸山庄命名之由来》，“这个"寄啸"，其实是取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名句"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的诗意，是"避世"的意思。”

　　讲述人物：“何家公子”何祚宏

　　战争让何氏家族也为柴米油盐烦

　　1944年，

　　见证何家卖房

　　1944年，年仅13岁的何祚秀，跟随家人一起回到何园。“回来之前，我父亲在天津工作，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就一直没工作，在家休息，生活压力一天天大了起来。考虑到在天津维持生活不容易，父母决定回老家，毕竟扬州有老房子，生活成本比天津要低一些。”

　　讲述人物：“何家千金”何祚秀

　　坐“轱辘车”到何园

　　何祚秀回忆，他们一家5口人先从天津坐船到上海浦口，然后又坐船到瓜洲，再由瓜洲到何园。“记得当时我们坐的是一种轱辘车，下面两个轮子，两边可以坐人，中间放东西，后面要人推。”

　　那时候何园还有两个看房子的，“一个是本家的远房叔叔，因为耳朵聋，我们叫他聋叔叔；还有一个是老佣人，姓刘。我们到达扬州后，他们帮我们安排了一下。”

　　第一次回何园，何祚秀只是感觉很好玩，“地方很大，到处串；我一个哥哥叫何祚绍，那时候身体有病，休学后也到扬州来了，我们就一起玩。园子里有一棵枇杷树，他们男孩子爬上去摘枇杷，扔下来给我们女孩吃。”

　　何家卖房的见证人

　　我们住在洋房里，大概两个月后，我父亲兄弟几个着手卖房子。我们就搬到小花园（片石山房）后面的房子去，“我们住的地方是供祖宗的地方，祖宗的牌位供在楼上，我们住楼下。”

　　“后来，我的三伯父和五伯父回来了，卖房子正式提上日程。”何祚秀说，“我们一家人在何园只住了八九个月，就搬到了上海。这时，因为房子卖掉了，各家都分了钱（其中有两家家境好，没有要房钱），家境又好了一点，我也在上海上了学。”

　　“何家千金”时兴上学念书

　　何祚秀说，在何家，女孩子也可以上学。“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在学习上。那时候女孩子读书的还不太多，而我在天津很小的时候就读书了；回到扬州后，女孩子上学的就更少了，我上学也不方便；但后来到上海，父母便再次送我去念书。”

　　1953年，何祚秀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中山医院工作，“那时医院有很多科，妇产科、五官科……人都不够分。”

　　不过，何祚秀在中山医院只工作了3个多月，“因为上头有人批评我们校长了，说你们太自私了，全国有那么多的人才需求，你们的学生也应该分配到全国。校长没办法，就又动员我们，大家自愿报名去外地。我那时争取进步、支援祖国重点工程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报名出去了，被分配到水利部。水利部又分配我们到官厅水库（北京）卫生处，那时候在荒郊野外，住帐篷、帮民工看病。一年后，工程结束，这时我上海的同学把我调到吉林，到了那里，我就改行做放射线（透视照相）工作，一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