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乔治镇最为著名的老建筑之一，被当地人称为“蓝屋”的张弼士故居。在经过修缮和活化后，它现在兼具博物馆与酒店功能，收入大多用于宅第修缮。在那里，每天都会有专人为游客讲述张弼士的故事：1859年，18岁的张弼士只身流离至槟城这个南洋小岛，经过奋斗，成为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富甲一方……

　　回国后，他分别在广东、上海、北京置业。如今，他在中国置办的那些精美老宅大多已被毁坏，唯有位于海外的这座精致老宅，还保留着一个多世纪前的建筑风貌。当地对其精修细补，“修旧如旧”，这让“蓝屋”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建筑遗产保护奖。

　　事实上，槟城当地对老房子改造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名胜“蓝屋”。不少百年老宅都能够保留原有风貌，“修旧如旧”，又兼顾了现代设施的便利性。这些老宅开始改建后，会有指定的专业人员提供咨询和帮助，必要时还会亲赴现场。如果改建资金不够，亦会有专门的部门为改建者申请专项无息贷款。

　　在建筑师赖启健看来，槟城大部分古迹能保存下来，还得益于政治“边缘化”。“失去了港口地位的槟城，被吉隆坡取代为马来西亚的首都，”来自新加坡的他分析，“马来西亚花费较多精力发展吉隆坡与新的行政中心，因此，槟城的古迹得以保存。”

　　而另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偶然。1966年，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屋租统制法令”，压制屋租调高，屋主因修复经费无着，只好任其原封不动。而这个法令在1999年失效，租金迅速提高，不少居民迁出老城。于是，许多发展商想把这些街屋装修成店面或消闲场所。要古迹，还是要发展？保育的话题因而获得公众关注。

　　2

　　兴趣团体，在古迹保育上比政府“有心”

　　除此之外，赖启健还指出，槟城古迹的保育更得益于比政府“有心”的非政府组织与兴趣团体。他们关心古迹的发展，更参与古迹保存的决策过程。比如张弼士故居博物馆，就是由几个华商以高价买下，聘请专业人士，以私人力量修复而成。

　　在槟城，推动古迹保育活力最强、也最老字号的莫过于“槟城古迹信托会”。它效仿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会的模式，成立于1986年，主要由一批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律师、医生、建筑师。

　　它和槟城官方政府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由槟城旅游局免费提供的“古迹路线图”就是该信托会的出品。“没有政府的配合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是行不通的，唯有政府与民间相配合，才能达成目标。”

　　但是，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态度却是“又爱又恨”。

　　“原任槟岛市议会主席刚刚多少对文化遗产有所认同及醒觉，又被迁职他处；新来的市议会主席，我们又得重新跟他打交道。”槟城古迹信托会的相关负责人指出，保存文化遗产首先必须让政府官员接受教育。

　　“专题性的非政府组织能为同一个议题长期积累民意和专业知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指出，由于政府官员的经常调动，他们对同一个议题的了解情况、重视程度都完全不一样。这时候，民间组织就能发挥到“教育”新任官员的作用，向他们灌输保存文化遗产的意识。

　　在郭巍青教授看来，成熟的非政府组织需要拥有独立的资金来源。1986年，槟城古迹信托会从复兴瑟福古屋迈出保育的第一步。但在争取修复这座当地首任总督莱特入住过的总督府时，就因缺乏资金，以致修复迟迟不能推动。 直至2000年，修复瑟福古屋工程才真正踏出第一步，州政府拨款50万马币，把初步修复古屋的工作交由一家私人公司负责。修复工作在一年半后完成，但钱也花完了，瑟福古屋在2002年及2003年的维修工程全面停顿。到了2004年，州政府再拨款150万，而汇丰银行捐出200万马币，让修复瑟福古屋工程再现曙光。

　　2006年，槟城古迹信托会向公众发动一项“拯救瑟福古屋筹款运动”，筹得280万马币。2008年，修复完成的瑟福古屋获是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维护”优异奖。如今，复兴瑟福古屋计划被该会视为其成功个案。

　　3

　　留住居民，加强社区凝聚力，

　　才能真正保存古迹

　　“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民间的力量最为强大。台湾大地震过后，恢复的力量主要也来自民间。”在一批留学台湾的槟城年轻人眼中，社区人际关系瓦解的灾难堪比大地震。早在他们的父辈一代，很多槟城人就离开乔治老镇，搬去十几公里外的新城生活。而如今，他们回到了这个地方，发起一个名为“南洋民间文化”的非政府组织。

　　“从自己所住的社区开始，搜寻社区内古老行业与史迹，加强社区凝聚力，从而对自身的文化感到自豪。”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广告系的朱志强认为，古迹保存与否，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古迹能不能够保留下来，关键就在居民身上。如果原居民搬走了，老房子的生存自然备受威胁。

　　他们在老社区里租下一间旧屋当工作室，从幻灯片欣赏会开始，分享来自台湾的经验，主办讲座，谈“天公坛”，谈“邱氏宗祠”等，唤起周遭居民对建筑与社群的关心。“新城发展得再快都不要紧，我的孙辈仍然可以随时知道爷爷的爷爷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一位槟城当地居民的说法，“政府现在要砍一棵树，也要想一下。”

　　4

　　香港的民间文化保育，

　　旗帜鲜明

　　在长期关注民间组织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朱健刚看来，民间文化保育的例子不少，但因各地体制不同，每个组织对自己的定位也不同。民间社会组织本就是非营利、非政府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指向也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并没有规定民间社会组织必须要倒向哪一方。

　　而香港在这方面是旗帜鲜明的。香港有一个文化保育组织City Walker，专门组织一些旧城区内的文化导赏。导游都是当地的村民组成，他们在介绍本地历史时，常会指摘政府改造项目，声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由80后年轻人发起的保卫“天星”和“皇后”两个码头的“本土行动”，亦表现出新一代香港民间保育的显著特色。香港因发展需要填海造地，天星码头一退再退，经历4次易址。到了2006年，天星码头再无退路，11月11日，出于政府兴建公路的需要，天星码头迎来了历史的终结。然而在拆卸码头的第8天，一群香港市民自发聚集，带着口号在码头静坐抗议。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保育人士不再安静。有人爬上了已经封锁的钟楼，利用敲钟和扩音器示威；有人阻挠拆卸，与工地人员发生冲突；有人直接冲到政府总部抗议；有人在码头举行烛光晚会，要求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谈判；最激进者以绝食的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拆迁的工程并没有停止，天星码头终究是不复存在了，而这却成为港人本土民间运动的发端。

　　在皇后码头面临清拆的时候，先前参加过天星码头的保育人士再度出发，更多的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一次，他们直接住在皇后码头，在码头的照壁上贴满了媒体报道、运动照片、反驳文章和群众签名。这些人多数是70后、80后，有社工、大学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专业的力量完善了整个保育活动，相比起天星码头激进的抗议，皇后码头的保育行动更为理性、成熟，社会上的一些明星名人，都开始为保育人士打气。而香港警方始终保持专业和冷静，即使保育人士偶有过激行为，都是和平收场。 香港岭南大学的叶荫聪提出了“本土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包围“天星”“皇后”的运动并不是单纯的古迹保护运动，保育人士还尝试提出再造社区的规划，对项目本身乃至政府政策提出质疑。他们建构的一系列“集体记忆”、“殖民文化史”，都是一种“顺手挪用组合”，意在表达自己的主体性诉求与政治愿景。这是香港文化保育最具特色的一点，公民社会力量的发展和文化保育紧密结合，成为文化保育活动的动力。

　　5

　　如何做到“保护、

　　保存与活化更新”？

　　在“香港历史文物-保育·活化”的专题网站上，香港发展局声明文化保育应“以适切及可持续的方式，因应实际情况对历史和文物建筑及地点加以保护、保存和活化更新，让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均可受惠共享。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应充分顾及关乎公众利益的发展需要、尊重私有产权、财政考虑、跨界别合作，以及持份者和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

　　保护、保存与活化更新，是文化保育的重点。文化分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后者在破坏后难以恢复。因此保留历史建筑、街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物质文化保留载体。除了物质之外，所保留的文化必须是活的文化，需要有人继续践行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称之为保育。

　　而香港政府的文化保育行动与其政策声明似乎还有一段距离。香港专栏作家何智权概括了政府对于非遗保护的思维模式“以经济发展为主，文化保育为辅”。打着“非遗”的旗号进行旅游开发，暴露了香港政府在文化保育方面的短视。政府方面自觉对本土文化进行保育的历史，恐怕不及民间的保育卫士长。

　　闾丘露薇也曾在博客里提到香港文化保育的不足：“政府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旧的改造，然后变成商业用途，或者是博物馆，但是香港的社会文化也因此而消失了。香港没有澳门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却有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不是资产，而是环境和香港人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只是官员们并不明白，在他们的眼中，文化等同于资产，不赚钱就没有价值。”

　　“不开发也不对，但过度开发就不好。不应该因为文化保育破坏了原来的文化，或者刻意伪造出一种文化。”朱健刚认为，香港借文化保育做经济开发并无矛盾之处，关键是处理得平衡，“文化归根结底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让人们产生文化保育的意识就可以了。”

　　6

　　他们，想成为恩宁路

　　改造的“第三方”角色

　　6年来，广州市的恩宁路，在拆与不拆的拉锯中，已成为一个“拆迁烂尾”街区。

　　2010年，跟随拆迁队进入恩宁路的，还有一群广州各大高校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专业，针对恩宁路片区改造过程中的问题自发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自称为恩宁路学术关注组。

　　“在项目的初始阶段，或许宣传会比较有效。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产生纠纷好几年，这证明改造项目里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分析。”小组成员陈旭路介绍，和大多数的民间保育组织稍微不同，学术关注组的着力点并不在于提高公众关注度。“大家加入小组的原因，是认为拆迁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希望能从细节上对改造项目提出建议。”

　　他们采取历史研究、问卷调查和跟踪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为改造规划提供专业意见，尝试以“第三方”的角色促进问题的解决。在行动过程中，学术组从本地学术资源、专业资源中获得了很大帮助。撰写社区志时，他们从历史系的老师处学习口述史的做法，从非遗保护学者口中学习叙述策略和风格，从建筑专家处学习建筑结构知识。

　　他们坦诚，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与学界的联系更紧密；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这些“外援”起到了很大作用。

　　朱健刚教授也是“外援”之一。朱健刚一向对恩宁路保育十分支持。学术组曾经到他的课上宣讲自己的项目，他的学生也加入了小组。“学术组的成员们活力充沛，完全自发，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朱健刚是看着学术组一路成长起来的，在谈到这类民间组织的阻力时，他认为没有正规化是小组的一大问题，“他们在人员、资源和组织能力方面存在不足。”

　　但令小组成员们目前最苦恼的，是信息不足。他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反馈，而政府方面一直与小组刻意保持距离。每当学术组的评估报告递交给有关部门，就像进入了“部门森林”，最终泥牛入海，只是偶尔会有相关的规划师进行回应。

　　“政府惯于从技术层面回应问题，这是利用专业知识上的优势，消解反对声音。”郭巍青教授指出，与社会力量直接对话的主动权一直在当局手中，但缺乏可操作的体制，一些部门更缺乏体制创新的动力。

　　“我们只是一个公民自发形成的组织，所以我们也只能从公民的角度考虑，其他因素本来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双方的角色本来就不同。”学术组尽可能做到有理有据，但在无法对话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亦步亦趋，“能把信息传递到上面，或许已经是现阶段公民参与的最佳形式。”

　　7

　　广州市民公民意识、

　　公民文化的觉醒

　　2009年，在一份给亚太区世界遗产中心的公开信中，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明确表示当局“将与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及古迹保护团体合作，以促进对古迹醒觉及教育”。

　　今年1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全会上表示，广东将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转移过去。

　　朱健刚认为，学术组折射出的是广州普通人的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觉醒，他们以理性、客观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少有的。“虽然结果有很多可能性，但大家在抱怨之余，能够行动起来，就是一个进步。这才是恩宁路民间保育的意义所在。”据介绍，目前学术组的工作模式已被佛山等地借鉴，恩宁路的影子或将出现在其他文化保育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