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闻名于世。其所庋藏的历代碑刻，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些石刻典籍、书法名碑，历代墓志以及精美的汉唐石雕艺术品，使西安碑林不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这样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宝库，在日寇侵华期间也差点遇毁和遭劫，在巨大的战争灾难面前，幸好有一群文化人在为保护国宝而不懈努力着。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对祖国文化遗产高度的热爱与负责精神。请让我们通过西安碑林博物馆专家路远同志和我省文史研究专家魏娥同志的独家讲述，来倾听那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频频加以空袭。此时华北、华中已有大片国土沦陷，继平津之后，上海、南京亦先后失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而此时，西安碑林建筑刚刚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并且新近藏石的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尤其以于右任捐归陕西公有的一批西晋、北朝与隋唐墓志为主。这批墓志大多出于河南洛阳一带，是于氏多年来陆续搜购的，因其中有七对夫妇的墓志，又名《鸳鸯七志斋》藏石。当时陇海铁路尚未通至西安，这批藏石大部分保存在北平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冬，因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受日军威胁，于右任委托杨虎城设法运回西安保存，杨虎城派马文彦赴北平，在宋哲元帮助下，将墓志用火车经由郑州转轨陇海线运回西安。连同后面从南京、洛阳运回的387石一同于1938年移藏碑林。
如何在战争条件下设法保护这批碑林藏石，就成为时任西安碑林管委会主任委员张鹏一等人的重大课题。
据路远在其所著《西安碑林史》中记载，当时已经撤退到重庆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对西安碑林的保护甚为关注，并为此专门致函陕西省政府。1938年9月11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在给碑林管理委员会的训令中，转述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渝古字第八号公函的内容：“查贵省省立图书馆、考古会及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藏古物及文献物品甚多，值兹非常时期，如何统筹保管？是否移运适宜地点？又西安碑林如何设法维护？事关保存文物，相应函请见复为荷。”并令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妥速筹拟维护办法”。
在此之前，身在重庆的于右任、张继等均来电来函，嘱请陕西方面设法保护碑林藏石。临危受命、担任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鹏一，还有主管碑林的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数次召集碑林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保护方案。然而，碑林这么多碑石，无法移动者怎样就地保护？埋藏者是易地埋藏还是就地埋藏？都需要有一个具体方案。而更重要的是，方案的实施需要经费。大概，正是由于经费无着，碑林藏石的保护仍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际进行。
碑林精品原拟运往眉县埋藏
1938年11月，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安城内绅耆年老者均设法迁居城外。张鹏一亦呈文陕西省政府，提出“拟于最近期间送眷返回富平，暂避乡里”。1939年4月，由教育厅厅长周伯敏代理主任委员的碑林管理委员会，终于提出碑林贵重碑石及《鸳鸯七志斋》志石移藏防护办法和经费预算，上报省政府。其要点如下：
“1．第一室《石台孝经》碑一座，拟用土坯铺泥，四面包裹。2．第二室《开成石经》全部，拟用土坯铺泥，两面夹实，仍用泥封。四周窗心，外用青砖砌固，内用土坯泥平。3．第三室唐代名牌全部，分别仿照《石台孝经》办法，以土坯四面包裹，四围窗心亦按第二室办法照做。4．第八室《鸳鸯七志斋》志石择其精品196种，连志盖242块，运至眉县埋藏；普通志石133种就地埋藏。以上各项需工料及运输费3688．65元。”
据《西安碑林史》介绍，此方案获准后，碑林一、二、三室的防护工程于当年8月26日开工。工程实际由碑林管理委员会干事曹仲谦具体负责，张鹏一等委员亦曾亲临现场指导。当年11月22日周伯敏以碑林管理委员会名义给省政府的述职公函称：“按照原定计划于八月二十六日动工，嗣以敌机肆扰，旋作旋辍，延至上月下旬，始将各室防护工事暂告完竣。”也就是说，至10月下旬碑林一、二、三室碑石的防护工程完工，费时两个月。该函中还提到：“原计划中所列第八室《鸳鸯七志斋》志石办法，正在设计藏运。”即截至此函发出之时，移藏《鸳鸯七志斋》志石的方案尚未实施。
上述《鸳鸯七志斋》志石的移藏计划，后来有所变动。原拟将其中精品运至眉县埋藏，因牵涉火车、渡船运输之繁，又恐损毁，便改为全部在碑林就地埋藏。
藏宝时曾数度遭遇空袭警报
1940年12月29日，周伯敏以碑林管理委员会代主任身份呈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公函中，专门汇报了《鸳鸯七志斋》志石埋藏之事，并呈请核销经费。文中说明：志石就地埋藏的确切时间是1940年6月。从1938年4月开始保护碑林藏石之日，到《鸳鸯七志斋》志石实际埋藏，用了两年多时间。
此函附有已藏和未藏志石清册两份，埋藏地址略图一张并有文字说明，使我们对这次埋藏的认识更加具体化。据志石清册载，这次埋藏者291石，《鸳鸯七志斋》志石之精品均在其中，还同时埋藏了《华夷图》和《禹迹图》这两块珍贵的石刻地图。未埋藏者95石，多为志盖和隋唐宫人志。
埋藏地址略图系现场草绘，只能看出坑口的大致方位，所幸文字说明写得相当具体：“东距咸宁学署邻墙一丈五尺，西北距第二室二丈，南距本会界墙八丈，北距围墙一丈五尺。”以至今位置未变的第二室（即今碑林第一室）为比照物。可知当年所掘坑口位置应在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东院的南部。
埋藏的具体做法是：先控一个“深度二丈五尺”的大坑，再于坑壁向南开凿一个“宽四尺，高三尺，长三丈二尺”的洞穴，“洞开口向北”；洞口外东西两侧又各开一洞，“东侧洞深丈余，西侧洞深三尺”。“正洞藏魏墓志，东侧洞藏唐各代墓志，西侧藏《禹迹图》”。志石藏入后，“洞口均用砖砌封”，然后再将大坑用土筑平。又据当年参加埋藏的翁维谦回忆，志石由第八室拆卸下来后，均用麻袋包裹，缝合袋口，并用绳索捆绑结实，按编号依次排列于洞内。埋藏过程中，数度遭遇空袭警报，前后费时约有半个多月。
直到1947年8－9月，这些藏石才被全部启出，重见天日。
国宝《熹平石经》被移藏富平
在于右任所捐西安碑林的墓志中，有一方东汉《熹平石经》残石非常珍贵，其埋藏流迁经历也非常坎坷和耐人寻味。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书者蔡邕，书体隶书，是中国最早的经书刻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为《熹平石经》中《易经》残石，残高33．5厘米，两面刻经，总计共存400余字，为全国现存汉石经中数字较多的一块。从经学方面讲，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可供校正经书文字；从书法艺术讲，书体方挺严整，为汉隶之范本。《熹平石经》之刻立，乃我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其既收效于当时，亦垂示于后世，在保护和传播文化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安碑林收藏的《熹平石经》残石，是前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在洛阳购买的，为了避免地方保护注意，先交半价，没有运走。1933年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因公去南京，专车到洛阳取残石，运往南京，后转上海保存。中日战争形势吃紧，又从上海运回陕西，交前陕西考古会委员长、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张鹏一先生妥善保管。
1938年，日寇企图占领陕西未遂后，便出动飞机对陕西各大城市狂轰滥炸。为了不使祖国文物遭受日机的炸毁，在紧急关头，张鹏一顾不得再召开那种毫无意义的所谓“会议”。他当机立断，决定在西安碑林东院就地掩埋国宝《熹平石经》残石。《在山草堂日记》7月17日记载：午前赴碑林，察看勤务三人，一人在外送公文信件，二人在内……工人藏右任《熹平石经》残石于东院中。”他在亲自主持移藏文物时对同仁说：“大敌当前，弃古物而逃是可耻的行径，此非吾辈之志向……诸君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其必有功于中华民族者不少，倘若吾辈中至今仍有人对此耿耿于怀且持有异议，则有待于十年、二十年之后国人中有英俊贤达之士起而为之剖白，评价。如此，则吾愿足矣！”
张鹏一热爱文物工作，对民族文物极端负责。在他离退回归故里时，为了确保“熹平石经”残石的安全，用骡车拉回故里富平，藏在自家枯井中，并对家人约法三章：一、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二、不准走漏消息；三、不准小孩闲人靠近枯井。这些规矩，直到他病逝之后。
1943年他因病医治无效，寿终书房，享年77岁。临终时，还嘱咐家人要精心保护好熹平石经，完璧归赵，一定交给于右任先生。内战爆发，他的长子张午中生怕残石有失，把它转交给于右任的故友张文生先生，保存在三原民治学校，后又转交给于右任的侄儿于期先生。解放后西北文化部文物局从档案中发现残石线索。1952年协同省文管会专程赴三原取回，重新收藏于西安碑林。至今，《熹平石经》残石保存完好，屹立在西安碑林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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