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先生曾经在西安南门内东侧的书院门街52号居住过，如今这座百年老宅，成了于右任故居纪念馆，曾称于右任故宅眷念馆。一块“源远流长”蓝底黑漆字木匾，高悬在门头，显得特别庄重有气场。

1937年始，于右任先生就将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安排到这里定居。于先生每次回陕也在此居住，并在这里接待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三原乡党。

从1947年起，于右任将家室由外地迁回陕西，与其堂弟于孝先一家同住在书院门老宅。后来，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去了台湾，而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则留落大陆，后辗转重庆、成都，无奈回到西安就一直生活在书院门。于右任到了晚年，对大陆和家乡极其思念，有时甚至夜不能眠。他常说“我好想他们啊”。1961年3月中旬，他给一位老朋友写信说，“今年是我妻80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派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屈武（于右任女婿）等到西安为老夫人祝寿。祝寿的信件和照片传到于右任手中后，老人深为感动。他以诗词寄托情感，“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昨夜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

直到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先生逝世，他们一家也没有团聚。到1971年、1972年，于夫人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母女相继在此去世，演绎了一场人生大悲剧。

于右任身份众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志士，辛亥革命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著名的报人、教育家、诗人，也是书法家和著名政治家。他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17所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他还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民吁报》等多份报纸。

于右任先生曾求学于关中书院，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辛亥革命前后在陕西发生的几件大事中都有于先生的传奇故事。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他出任交通部次长，改革邮电交通，首创国内火车夜行先例。1918年护法运动时，陕西爆发了反对陈树藩的斗争。于右任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指挥这支武装坚持4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6年“二虎守长安”，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时，他前往苏联请冯玉祥回国解了西安之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为自己家乡陕西和西安人民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于右任出任民国监察院长，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他主持修建的泾惠渠至今仍惠泽人民。他历时20多年，花费10多万元巨资收藏的名碑387方，全部捐赠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

于右任故居始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于右任二弟于孝先购入并作为全家住宅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宅院占地8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由门房、花园、厅房、厢房、上房、后院组成。整个故居面宽3间，进深80米，属砖木结构的三进院落。

在“横扫一切”的“文革”年代，社会处于无政府主义环境之中，于右任先生的这所故居被外来人占用，小小的院子挤着30多口人。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26年后的2002年，在西安市人大和碑林区人大会上，先后通过了“关于恢复于右任西安故居”的议案，在中央及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开始了于右任故居的复建，虽然晚了点，但能保护住这座故居，已甚为难得了。于右任先生的侄子于隆、张英夫妇2人陆续投资千万元对故居进行修缮。2009年，在于右任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终于顺利完工，并对外开放。据报道，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也亲临开馆挂牌仪式，余先生以一首《乡愁》深切地反映了于右任先生这一批因两岸分割，远离故乡的老人们的心境。

纪念馆主要由故居、民主革命先驱、真诚的爱国者、爱国诗人和书法巨匠等部分组成。展示于右任生平，及日常生活起居，常年展出于老先生书法精品，还不定期地举办国际、国内文化交流活动。这里成了书法爱好者，尤其是成了于书爱好者的聚会之地。

现纪念馆内有6个展区，详细介绍了于右任先生革命爱国的一生，展出了大量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作品。

这是西安市首家私人创办的民营纪念馆，于右任曾经住过的老宅院现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基本恢复了于先生当年在此院的建筑原貌。

当然，把书院门街52号定为于右任故居也存在争议，认为此院为于右任二弟于孝先所购，于右任先生仅仅住过而已。但笔者认为不必太较真，除过三原，多一处于右任故居纪念馆有什么不好呢！

值得庆贺的是，在由中国经济网主办的“2014中国美术总评榜”设置的中国十大民营博物馆评选活动中，于右任故居纪念馆榜上有名。

于右任先生被尊为国民政府的元老，但最初获元老身份的，则是有无冕之王称谓的“元老记者”。

中国台湾地区邮政部门于1962年4月29日为庆贺于右任84岁寿辰而特别发行的邮票就名为《元老记者于右任》。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为健在的名人发邮票比较罕见，这让我惊异。可能因为在辛亥革命前，于先生就以记者身份宣传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是否这也是因为于老先生最为看重他这一记者身份呢？

另外，选择84岁寿辰特别发行的邮票，也别有意义。因为，在中国民间把73和84当成人生最大门槛，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为啥有这忌讳呢？可能因了我国古代两位圣人去世的年龄，一位是孔子，七十三岁去世；另一位是孟子，八十四岁去世吧！

于右任先生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盛誉之隆，当世无二。

中国台湾邮政部门还在1981年2月3日发行《福禄寿喜•春书邮票》，其中“福、禄、寿、喜”四字，采用于右任先生的墨宝。也算稍稍弥补了邮票上不见当代草圣于右仁书法的缺憾。春书即春帖子,为我国相传甚久的古老习俗之一。

于右任与书法艺术的宝库西安碑林渊源深厚，他曾书写“西京碑林”匾额悬于碑林大门之上。他一生酷爱金石，从1918年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起，他矢志为碑林留心收集古代碑刻，历时20多年，花费10多万元巨资，陆续收集到大量各代碑石。据《民国西安词典》载：并将其藏室名为“鸳鸯七志斋”，散存于洛阳、南京、北平等处。1935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遂托人设法将其藏石陆续转运回西安。1938年西安碑林整修竣工后，即捐赠碑林保存。其中有晋3石，北魏160石，北齐3石，梁1石，北周11石，隋116石，唐4石，宋4石，以及年代不明者和残石80余石，共计387石。

西安碑林整修后，在碑林第八陈列室专门收藏安置于右任先生这批捐赠。这批捐赠387石，正好弥补了碑林唐以前的碑刻很少的缺项。

他与同样酷爱金石的原陕西省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曾有默契，凡得北朝墓志，归于右任；凡得唐代墓志，归张钫。后来张钫收集到唐墓志千余方，运回故乡河南新安县铁门镇其私宅“蛰庐”建成“千唐志斋”。

还有西安碑林存于右任书法碑石，《于右任书翰碑》于右任撰并书，林纪方跋，杨德明刻，碑文草书，文11行，行字数不等。系民国二十六年（1937），林纪方请人所刻。《“正气歌”碑》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撰，于右任书，郭希安刻，碑文草书，共19行，行16-19字不等。为于右任草书典范之作。刻石原在西安安善堂，1938年移藏西安碑林第七陈列室。

欣赏于老先生，首先是他的书法。羡佩他在书法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他独辟蹊径，创造性地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篆、隶、草诸书的笔意，可谓熔碑帖于一炉，形成他雄逸豪放独特风格的书作，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

尤其是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这一本千字文，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于右任先生楷书书写的墓碑

于老先生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战抗时期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首散曲闻名全国，其中“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被毛泽东赞誉为神来之笔。

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作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其乡思之苦之烈，秦人慷慨悲壮之情深，千古罕见，遂成为传世经典中的绝唱。每当吟咏此诗，都会令每一位他的陕西乡党，心腔酸痛，热泪飞溅，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