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卢氏农民围城斗争始末

(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记者马国福

1923年,陕西督军刘镇华部第一混成旅赵树勋团3个营又两个连和巡防第二路统领郭金榜部5个营共2000余人,先后驻扎在卢氏城中和城郊李家坪。由于所有驻军的粮草、军饷以及一切杂费都由当地群众负担,给卢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1923年又是灾荒之年,卢氏农民忍无可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围城斗争。卢氏农民三次围城夺取最后胜利,是大革命早期全省乃至全国发生较早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这次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三大路线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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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寒交迫的卢氏人民

三门峡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人民深受战争之苦。1922年6月,“老洋人”张廷献(原名张庆)在豫西揭竿而起,攻城夺地,打家劫舍。8月16日,“老洋人”夜破陕县城,次日,破陕县大营寨,19日破灵宝县城,20日攻占虢略镇,24日,击败镇嵩军,至潼关被陕军阻击,退回虢略镇,被镇嵩军、陕军击败,转入卢氏县西部。

“‘老洋人’被镇嵩军击败转入卢氏后,时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的卢氏人陈士凯为了保护家产,扩大地盘,伙同陕西督军刘镇华,派部队到卢氏防匪。”近日,记者来到卢氏县,卢氏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海江黎向记者介绍了卢氏农民围城斗争的背景。

1923年,刘镇华部第一混成旅赵树勋团3个营又两个连和巡防第二路统领郭金榜部5个营共2000余人,先后到达卢氏。部队到来后,不但不剿匪,反而通匪,到处绑票抓人,抢劫掳掠,作恶多端,并且所有粮草、军饷以及一切杂费都由卢氏人民负担。“当时,豪绅大户可贿通官衙,有钱不出,实际负担多压在一般农民身上,交款稍迟即被关押起来,狱中常有数百人。县知事、帮审及赵树勋、郭金榜之军日夜坐堂,严刑逼交,有的被打得血肉横飞,因此毙命。加上官兵风纪败坏,生活奢侈,激起了民众的极端愤恨。”海江黎气愤地说,“加上1923年夏秋又是灾荒之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卢氏农民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围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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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旗人李仲美

“李仲美(1879年至1953年),名庶琨,字仲美,卢氏县东明镇西湾子村人,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闻名全国的卢氏农民三次围城暴动的著名领导人。”卢氏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永安告诉记者,“李仲美虽出身于封建望族,但思想比较开明。很早就对满清的腐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极为不满,立志不进官场。五四运动前后,他家有几位年轻人在外上学,经常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对他影响较大。”

记者在卢氏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科长牛爱民的带领下来到卢氏县东明镇西湾子村,找到了李仲美的故居。“当年卢氏农民围城指挥部就设在李仲美家,这原来是议事厅,现在已经拆了。”牛爱民指着一片盖有新楼房的草地说。

李仲美曾对人说:“俄国人所走的道路,中国也可以走,要彻底改变世事,必先打破贫富不均。”他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1920年,卢氏连遭旱涝和冰雹之灾,农民多以树皮、白土充饥,李仲美目睹现状,带头开仓分粮,并发动其他富户赈济灾民,加之他精通医道,到处舍药行医,在地方上有一定威信,因此,卢氏农民一致推举他为反暴斗争的首领。

李仲美之兄李伯良在陕西做官,来信说赵树勋团乃土匪改编,更坚定了他驱逐赵树勋团的决心。为了组织暴动,李仲美做了大量的工作,紧密团结陈继舜、海青田、常世杰(字汉三)等,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人称:“李仲美望族世家,常汉三笔下生花,海青田口若悬河,陈继舜精通兵法。”

围城之前,为了联合和扩大力量,李仲美四处奔走,先后联络了嵩县、灵宝、洛宁和陕西商洛地区等周围各县的数千农民自卫武装。为了广泛发动各界人民合力斗争,常世杰等还用顺口溜的形式,编写了一首《讨赵歌》,历数陕军十大罪状。这首《讨赵歌》,在卢氏群众中广为流传,实际上是讨伐陕军的一篇檄文。 3

三次农民围城斗争

“1923年8月,李仲美等人一经联络发动,全县立即响应。红枪会、保卫团、守望社等民间组织也应邀参加,万余人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集结到卢氏城郊,各立大小军旗,将县城团团包围。”牛爱民说。

所有农民武装在李仲美等人的领导下,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把赵树勋团严严实实地围困在城内,断其粮草,散其军心,以达驱逐目的。陕军见县城四周人山人海,旗帜招展,吓得一面紧闭城门,一面派人潜出县城,向军阀头子求救。督军刘镇华、镇守使丁香玲、师长憨玉琨等慑于民威,不敢贸然派兵镇压,只得派代表到卢氏议和。

经过谈判,议定三条:一是郭金榜部5个营全部调走;二是赵树勋团军饷杂支减去一半,每月供洋7000元,杂项亦减一半;三是以后不准军队随便下乡收款捕人。至此,卢氏农民的第一次围城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第二次围城斗争,发生在1924年的农历正月。”海江黎说,“导火线是赵树勋团违背谈判议定的条款,继续下乡敲诈勒索、捕杀无辜百姓,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春节过后,四乡农民打出驱赵旗帜,再次集结县城附近,并发表宣言,通电豫陕当局,强烈要求赶走赵树勋团。是时,赵树勋团编入镇嵩军张治公之第二师。师长张治公亦不敢派兵镇压,再次派员到卢氏谈判议和,答应不再让卢氏农民交纳赵团军饷。第二次围城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第三次围城斗争,发生于1924年4月。”李永安说,“二次围城议和后,四乡农民虽不再供军饷,但军饷却全部转嫁给城内居民。”

自陕军驻卢以来,特别是经过两次围城,城内的富户大贾早已远迁城外,留在城内的平民百姓无力负担这笔开支。4月初,城内居民向四乡农民求救。

在一次求救大会上,许多人登台演讲,慷慨陈词,历数军阀罪状,号召全县人民团结奋斗,驱逐军阀。消息传开,四乡农民无不义愤填膺。经李仲美联络和组织筹划,时隔不久,全县10个里(忠君里、孝亲里、履中里、踹和里、尊贤里、乐善里、居仁里、由义里、朱阳里、栾川里)的农民和民团,成群结队拥向县城,将卢氏县城团团围住。同时,又有嵩县、洛宁、灵宝和陕西洛南等县的农民武装4000余人,齐来援助。

此次围城长达一个多月,使赵树勋团在城内粮草殆尽。吴佩孚、张福来、李济巨、刘镇华、丁香玲等军阀头子纷纷派员赴卢,也被围在卢氏城中,只能进不能出。军阀头子幻想经过谈判再次议和,但卢氏人民有了前两次围城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心彻底驱赶赵树勋。面对人民群众的力量,直系军阀吴佩孚屈服了,只好让官员吴仲文到卢氏劝导农民武装组织,议定赵树勋团移防,一切开支费由官方发给,双方各具保证书,以坚信守。卢氏农民经过三次围城,终于赶走了赵树勋团,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暴动胜利后,李仲美埋名避嫌,到大石河一带山中隐居,施药行医。”牛爱民说,“新中国成立后,仲美被卢氏县人民政府作为开明士绅,邀请参加有关会议。他积极踊跃,还动员其他士绅参加,为人民政府做事。1953年,仲美病逝于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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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全国引起共产党高度重视

“卢氏农民三次围城夺取最后胜利,是大革命早期全省乃至全国发生较早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三大路线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献珺说。

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党史科科长韩霞给记者找出一大堆资料。从这些资料看出,当时北京《益世报》最早以《豫西卢氏县民驱逐陕军记——三次围城至今未散》为题,发表了署名“开封特派员”的文章。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旋即写了专题文章《河南卢氏人民对军阀之反抗》,登载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上。长沙《大公报》也先后两次发表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卢氏县民团驱逐陕军——反抗赵团勒索二次围城》和《卢氏县军民冲突风波已平——毕竟是民团得了胜利》。“这些报道具体翔实地记载了卢氏农民三次围城斗争的过程,扩大了卢氏农民三次围城斗争在全国的影响。”韩霞说。

武装围城是这次斗争的主要特点。不仅卢氏四乡武装农民席卷而至,而且豫西各县如洛宁、嵩县、灵宝等县,甚至陕西省的农民,都赶来包围县城,每次围城人数都在万余人。面对卢氏人民的武装斗争,连当时的大军阀吴佩孚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派人议和调停。

卢氏农民暴动虽以农民为主体,但各阶层人士除反动分子外均联合参加,因此,这次农民暴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打击目标集中,矛头直指反动军阀,是卢氏农民暴动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所在。

卢氏农民武装驱逐陕军,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军阀的气焰,鼓舞了革命势力对军阀的斗争,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农民暴动使中共内部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为革命走上正确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杨献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