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北靠吴淞江，南临澄湖，甪直这个被学者费孝通称为“神州水乡第一镇”的地方，天生就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就连地名，也是因为镇东有港，通向六处，水流的形状有如“甪”字而得。水给甪直带来了婉转的气质，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宾客，其中的几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

顾颉刚的坚守

走进镇口，跨过西汇河上小巧的香花桥，就能看到一座黑瓦黄墙的山门，那便是保圣寺了。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存世文献说法不一。编纂于康熙年间的《吴郡甫里志》（甪直古称“甫里”）记载，该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创立，那么就是杜牧所言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五百年后的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又经重修。但同书所收明代文人归有光写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保圣寺安隐堂记》，却说寺庙建于唐大中年间（847—860年），重修年代是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这两个年代与上一条记载都不相符，同一本书自相矛盾，可见在清初甪直当地人已经不太弄得清这个问题了。

抛开这个话题不论，保圣寺在历史上曾有过盛名。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为大殿题写过抱柱联，上联就说“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可惜这座江南名刹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太平军战火，此后虽曾有所修复，但和之前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到了民国初年寺院已经颓败不堪，一部分空间被腾作他用，幸存下来的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也危在旦夕。

而它再度声名鹊起，则是因为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化事件。

保圣寺西，有一片黑瓦白墙的房子，那里是曾经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1917年初，在上海尚公小学教国文的苏州人叶圣陶，应邀来“五高”任教，校舍占用的就是保圣寺的部分寺基。叶圣陶隐约注意到，寺里大雄宝殿的罗汉像模样有些不同。第二年夏天，他和好友王伯祥邀请处于丧妻之痛中的顾颉刚来甪直散心。到保圣寺游赏时，顾颉刚发现了大殿上赵孟頫所题的对联，下联为“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

“惠之”即唐开元年间的雕塑大师杨惠之，与“画圣”吴道子齐名，人称“塑圣”。至于杨惠之的功力，民间流传着一桩轶事：说长安有一当红艺人名曰“留杯亭”，杨惠之把亲手为他塑的像放在热闹的大街上，过路的行人瞧见了，都以为是留杯亭本人，甚至要上前去跟“他”打招呼。

而赵孟頫提到的“罗汉”，是指保圣寺大雄宝殿里的十八尊泥塑彩绘罗汉像。与一般寺庙的单独塑像不同，这些罗汉错列于东西两墙山海相间的塑壁之上，将主体形象和壮阔背景融为一体。作为文史行家，顾颉刚对杨惠之的大名自然不会陌生，但时代久远，谁也没见过杨的真迹，如今在苏州乡下居然有线索可循，这可把他兴奋坏了。

顾颉刚后来曾这样描写他初见塑像时的情境：“一见这罗汉，就使我发生了惊诧的感情。原来我在各处看见的罗汉像，尽是直顿顿、呆僵僵的立着坐着，而这里的竟是栩栩欲活的各人做着各人的事……别处的罗汉像总是排班，这里的是或在山巅，或在水涯，或在洞中，竟是在一个大天地之中，可以随着各人的意境去安身的。别处的罗汉像是装金的，金面目，金衣服，金器具，只觉得酒肉和尚的拜金主义的可厌；这里的是着色的，未修过的几尊颜色尤特别浓重。至于衣褶座褥的轻柔欲动，筋肉从衣服里透露出来，骨骼从筋肉里表现出来，更是别处的塑像所不能梦想的。”

经他现场确认，这十八尊罗汉虽屡经后人修饰，但其中的四尊却是杨惠之的大作。杨惠之师法“画家四祖”之一的张僧繇，保存他的塑像，即不啻保存张僧繇的画作。于是，1918年夏天顾颉刚的这趟保圣寺之旅，成为日后拯救这批无价之宝的最初机缘。至于他同步收获了第二任妻子甪直姑娘殷履安，虽是题外话，但此后他每次返苏，只要有时间，都会从城里坐船到甪直访亲小住，每次必游保圣寺，这就得以持续关注塑像的状况。

1922年春，顾颉刚因祖母病重南归苏州。初夏，陪同北大校医陈万里游览甪直，而这一次在保圣寺所见的情景却让他心忧万分。翻阅后来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我看到了6月13日的这条记录：“保圣寺正殿后面竟堆了。杨惠之原塑的题壁一像也堆塌完了。余亦等堆。可怜！”此时大殿的正梁已折，由于常年受雨水浸泡，屋顶也破了大洞，罗汉中有的已经跌倒摔碎，地下满积着瓦砾，他最欣赏的那尊一手捋着袖子、一手举笔在山石上写字的“题诗罗汉”更已化为黄土。这一见，使顾颉刚顿时“恼怅得说不出话来”。

同行的陈万里，后来以陶瓷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但他却是学医出身，同时酷爱摄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艺术摄影家。陈万里立刻拍下尚存的罗汉，这些照片被分别寄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请求这些有影响力的北大师友出手相助。蔡、沈一看照片，就明白这些塑像的重要性，当即致函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蒋维乔及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他们联系甪直本地人士予以保护。当时的甪直乡教育会会长兼五高校长沈柏寒，出身镇上的后起富户，早年曾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教育系攻读，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物。蔡元培在致他的信函中谈及罗汉像的保存建议：“如能唤工连座取下，即配玻璃柜子，安放僧房别院，亦无不可……”

资料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甪直保圣寺，即是杜牧笔下这四百八十寺中的一个，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

资料图：晚清改良派先驱王韬在《漫游随录图记》里收录的这幅由张志瀛绘制的《古墅探梅》，表现的也是甪直当地的一大名胜，其中的“古墅”指的是海藏禅院，原为明人许元祐的梅花别墅。

此事也惊动了苏常（指苏州、常州）道尹蔡师愚，他派员赴甪直亲自踏访塑像，并做了个抢救预算，结果一算下来大概要七八万，实在难以筹措，随即作罢。陈万里回北平后，也曾与历史博物馆商量，设法将罗汉拆卸运往北平，但当时北平政局不稳，此事亦无法进行。

该年年底，顾颉刚与沈柏寒在上海碰面，商讨保护塑像的可行性。沈氏说，其实把塑像拆下来存放在别处的费用不过几百元，关键是要找到好的拆手，确保拆卸过程万无一失。因为当年塑像时，“先在两壁搭了木架，在木架上塑了山形，再塑佛像。这佛像是在架上塑的，不是塑好了放在架上的。所以若觅不到好拆手，反而要拆坏。”他听说日本人会拆壁画，便询问能否在上海找到这样的人才。顾颉刚立刻给刘海粟写信求援，请他代找日本拆匠。刘氏复信应允。

1923年3月，顾颉刚接到同学王翼之的信，说保圣寺大殿坍塌更甚，乞丐之流偷走了座下木桩和万年坛上的方砖，再拖下去恐怕危在旦夕。苦为疾病所困，顾颉刚忧心如焚却无法成行。5月间，他又从王伯祥那里得到消息——“保圣寺罗汉风雨之后，真迹不存”，才知去年所付之事一直没有下文，气得夜不能眠，甚至在日记里还想着如何骂刘海粟、沈柏寒一班人。

“我想，这完全是我的不是”，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我做的保护运动，只向我的师友说去，没有公布于社会。我的师友都是教育界中人，虽有艺术的兴味，未必有保存艺术品的力量。社会上又有钱又有艺术兴味的人不能说没有，要凑得数百元拆像的费用到底不难。我若早些时公布了，或者这几个像已经装入玻璃柜子里了，但如今一年来的想望竟落了空，唐朝美术的实迹和梁朝美术的影子都及我身而失去了！”

忧愤盘踞于心，数日难平，熟料6月1日，王翼之又告诉他“保圣残存罗汉像虽甚危，幸还未倒”。于是，次日一大早，他就爬起来，写作《记杨惠之塑罗汉像》一文，计三千二百言，投给《努力周刊》，向全社会发出呼救之声。虽然一旁的家人都说：“你这事是做不成了。历来捐款都是踵门请谒，带有勉强性质的；你只在报上登了这一篇，哪有人自愿送来之理！”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只盼读者能捐钱的捐钱，能觅拆匠的觅拆匠，争取在两个月内把这件事办成。十天后，顾颉刚又开始系列文章《记杨惠之塑像》的写作。到了6月20日，他收到新一期《努力周刊》，却发现“《塑像记》仍未登出”，遂连发感叹：“天下不如意事如此多，塑像终无保存之望乎？”

资料图：这是一张拍摄于1911年的合影，画面中的叶圣陶（中）、王伯祥（右）与顾颉刚（左）是当代中国的国学大师，也是开启甪直保圣寺罗汉像抢救工程的关键性人物。如果没有1918年夏天王、叶二人的盛情相邀，或许就不会有顾颉刚对保圣寺罗汉的一见钟情，更不会有此后长达十余年、影响遍及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唐塑保存运动。

资料图：这张黑白照片，是1926年日本东京大学美术史学教授大村西崖，在保圣寺大雄宝殿拍摄到的残状。

资料图：殿内的释迦牟尼佛坐像，在不久后发生的火灾中轻度受损，被当时的区政府工作人员迁入天王殿保存。左侧为保圣寺大雄宝殿结构示意图。

顶尖高手齐聚保圣寺

正在顾颉刚一筹莫展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7月10日，蔡元培和他征来的第三任妻子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婚礼，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寄来贺信，在恭贺新婚的言辞之外，不失时机地建议两位在良辰吉日里发起成立一个抢救保圣寺唐塑的组织，作为新婚纪念。13号，新婚燕尔的蔡元培特意为罗汉之事造访顾宅，和胡适一样慷慨解囊了一百元大洋，由于他要和周峻前往欧洲度蜜月，来不及亲自去甪直勘视，就委派妻兄苏州医专校长周仲奇跑了一趟。而此前几天，《努力周刊》也刊登出了顾文。7月下旬，苏州官吏包括镇守使、道尹在内的十四人前往甪直，会晤了沈柏寒，保护塑像之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虽然乡下时有谣琢，污蔑沈氏要以一千五百元的价格把塑像卖给外人，用此款来办幼稚园，但保护罗汉的事情总算迈出了第一步：由沈柏寒等人集款，雇佣苏州塑佛人陶子泉，将禅定、讲经、沉思、望雁、寂寞这五尊较完整的罗汉塑像连座拆下，暂时寄放在“五高”操场西边的一个小三间平房里。

而抢救罗汉的工作并未中止。从1923年12月开始，《小说月报》连载了顾颉刚的《记杨惠之塑像》一至五篇，并附以陈万里、周承澍、严良才等人拍摄的罗汉照片。《小说月报》是当时的畅销刊物，很快便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反响。影响甚至波及东洋，此前曾来中国讲演的东京大学美术史学教授大村西崖，得到中国友人南开大学陈彬和（大村著作《中国美术史》的译者）寄去的《小说月报》和照片六帧，立刻产生了兴趣。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下，1926年4月底，大村从东京出发前来考察，于5月3日晚到达甪直。

大村西崖原以为甪直的这些宝物外人很难见到，不曾想，他到了“五高”却发现，罗汉像一个个坐在地上，喝着冷风，像座下只是垫了点木板防潮。他一连看了五天，过足了眼瘾，不仅对罗汉像进行了详细的文字描述，拍摄了照片，还特别注意到罗汉身后塑壁的布置构图在美术史上的价值，并留意到大殿本身的形制结构，参照《营造法式》，判断为北宋遗构，这两点为此前的中国学者所忽视。回到日本后，他很快出版了《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一书，不久便传到中国。在那个饱受外侮的年代，此书自然引起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大村的著作，即将彻底改变保圣寺塑像的命运，这多少让国人面有愧色。

资料图：因大雄宝殿东西两壁罗汉各有残缺，总数仅为原先的一半，1929年，唐塑保存委员会决定，在新建的古物馆内，合二为一，修整为靠北向南的一壁罗汉，并在罗汉的排列位置及周边背景的搭配上尽量接近原塑。图即为现存于保圣寺古物馆的塑壁罗汉。

资料图：原来西壁上的行礼二罗汉像，今已不存。

1927年，刚刚走马上任的吴县第十区（即甪直区）区长殷克维，又发现保圣寺大殿东壁的尴尬、听经和西壁的愤怒、袒腹四尊罗汉尚算完整，于是派区公所庶务陈仲冶，到苏州请老塑佛匠，将它们迁走并安置在唐代诗人陆龟蒙宅院里的光明阁上，摄影，包扎，加锁上封。随后，他向县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设罗汉陈列馆的申请，却因资金问题，未获批准。

没过多久，保圣寺便遇火患，大殿半壁坍塌，砸毁了一些罗汉，情势岌岌可危。第二年，原国民政府要员、时任国学馆馆长的书画大家叶恭绰，因为看了大村西崖的《塑壁残影》，专程来到甪直，却“见寺多倾堕，未圯者仅一壁”，只有此前沈柏寒拆下保存的几尊尚好（叶恭绰尚未见到殷克维迁走的四尊罗汉像）。如此惨状促使他发起唐塑保存会。此时蔡元培已旅欧归国，模仿法国创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但不到一年即被裁撤）并任院长，叶向其请求拨款，得到蔡氏应允。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次长马叙伦等的提倡下，官方性质的“教育部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宣告成立，会员有十九人，包括蔡元培、马叙伦、顾颉刚、陈万里、张继、叶恭绰、陈去病、叶楚伧、金家凤等一干名士，推选蔡元培为会长，经费来自教育部的一万元拨款、江苏省政府的三千元拨款，以及其他捐款。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在大雄宝殿的遗址上建造一座宽敞的殿堂，原地保存塑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提议定名为“古物馆”。著名建筑师范文照受聘设计馆舍。这位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年轻建筑师，虽然在几年前中山陵设计方案的竞争中憾负于吕彦直，但也已名声鹊起，在上海开设了私人建筑事务所。受邀负责制定罗汉像、壁保存方案的是画坛巨匠徐悲鸿和刘海粟。具体修置塑像、塑壁的任务则交给了曾游学法国、当时为上海艺术界名流的著名雕塑家江小鹣。而拱门和馆前廊檐两处题额，分别邀请谭延闿和于右任书写。蔡元培还亲自撰写《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碑记，由马叙伦手书。

保圣寺里的罗汉像，就这样引来了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顶尖高手，这一阵容不仅空前，大概也能绝后。

这一年秋初，古物馆的兴建工作正式开始。《古保圣寺考》的作者殷之书，从叶恭绰后来的报告词里，了解到工程进展中的一些状况。他说1930年馆屋封顶时，需要重新安置从残存的塑壁先后拆卸下来的九尊罗汉。此前，江小鹣曾拟订一份《修理唐塑罗汉及塑壁计划大略》，但负责的工匠一开始根本没有注意江的图样，而是把塑壁残块凭自己的经验贴造，以致与旧殿内的模样大相径庭，必须重修，白白浪费了七八个月的光景。后来，江小鹣又因要赶制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塑像，不得不离开甪直。他把工作交付给了助手滑田友。这个出生于江苏淮阴一个木匠家庭的30岁年轻人，日后成为中国雕塑界的大师，制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大型浮雕“五四运动”，并执掌中央美院雕塑系。

重任在肩的滑田友，全身心投入到抢修工程中，据说当时塌毁的大殿里到处都是雕塑残片。对照陈万里、大村西崖等人的照片，他从地里一片片扒出来，反复端详揣测，费尽心力地将其仔细拼对、归并，力求恢复九尊罗汉和山海云石的本来面貌。期间他的夫人在1930年淮阴闹匪患时被劫持，等他星夜赶到家中，妻子已然去世。料理完丧事，滑田友强忍悲痛返回甪直，终于和苏州当地的工匠们一起完成了塑像的修复工作。

1932年夏天，保圣寺罗汉像的抢救工程全部结束，开幕典礼定在11月12日——孙中山六十六周年诞辰。叶恭绰等代表保存委员会发函，邀请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文教界名流和记者百余人参加这一典礼。

那天，小小的水乡甪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处处张灯结彩，小镇的河港埠头，停满了从各地赶来的船只。那天，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奔波多年的蔡元培、顾颉刚等纷纷现身，台阶上、院落里挤满了宾客和乡亲。据1934年4月出版的《游尘琐记》载，蔡元培当日在致辞中曾有这样一段独白：“自甪直保圣寺唐塑罗汉像发现，吾国艺术界为之一震……（古物馆）经营三年之久，今日乃克告成，此实为我国艺术界考古界可庆幸之一事。”

这场历时十余年、倾注了太多人心血、接力棒似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至此终告圆满。

资料图：在佛教中，雁是菩萨的化身，保圣寺的望雁罗汉，即有望雁思菩萨、欲随雁群飞去朝佛的意味。这尊罗汉像，传为唐代塑圣杨惠之的真迹之一。罗汉眼神中流露出坚毅威严的神情，而外衣上流畅的衣纹、肩部卷云状的褶皱，也极富质感，历来为人所称道。这尊塑像原位于大雄宝殿西壁，因位置靠上，保存较为完整。从左页这幅保圣寺大殿东西塑壁示意图上，我们能看到它最初所在的位置。

资料图：原位于大殿东壁的寂寞罗汉，他神态自若，双眼下视，左手笼于袖中，右手伸出，手势不明。推测其脚边可能原有一只小动物，伸手的动作大概是想要安抚它。有学者根据该罗汉的造型判断它是宋代作品。

资料图：当年人们把寂寞罗汉从大殿拆下存放在五高平房时的照片。

翘楚中的翘楚

细雨之中，我跨过山门，绕过庭院中的湖石，跳过地上的水潦，穿过明建清修的天王殿，来到古物馆前。据说当年范文照设计的是座平顶红砖罗马式建筑，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屋顶就开始漏水，后来几经改建，在1987年改成现在这样单檐歇山顶中国传统样式，倒是跟周边环境很协调。建筑的正立面伸出如同抱厦的檐廊，几根朱红大柱特别醒目。

进去，雨天的光线从小窗折进来，沉闷幽深的殿堂里空无一人，后建的柱子用了大殿原来的北宋柱础。对面的北边一壁就是塑壁，整个塑壁面阔9.5米，通高5.7米，进深达1.45米，下方的须弥座高2米，差不多是顶天立地了。

仿佛是海上仙岛，仿佛是立体山水。云头、山石、树木、洞窟彼此掩映，蔚为壮观。年长日久，塑像上原有的妆銮色彩剥落严重，生出了一层无精打采的黑褐色，甚为可惜，不过倒是更加突出了“皴”的特点，让人联想到五代时期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的作品。只是，原有的东西两墙塑壁，因残损严重被合二为一。所以在这里，元素的布置显得有些密集，让人猛一看会有眩晕的错乱感，想来滑田友等人在修复时为适应馆内空间曾有所让步。

壁间错落的洞窟中，布列着仅存的九尊罗汉像。非得走得很近，才看得清每尊罗汉的面容体态，也只有长久凝视，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妙处。大不同于一般佛堂罗汉排列而坐，充当佛之侍从的等级意味，保圣寺的每一尊塑像都极富个性，艺术家一定在深思熟虑、胸中有了乾坤之后才动手创作。比如结跏趺坐的禅定罗汉（即达摩像）居于塑壁正中，颔首闭目，脸多皱纹，清楚地传达出那种面壁沉思的庄重气息。他的左下方是一尊袒腹罗汉，依石而坐，身体放松，连衣服的褶皱纹理都显得轻盈随意。而一讲一听两个对坐和尚亦极传神，左侧讲经的清瘦老者，背部微驼，大嘴张开，好像正在讲授佛经。一边的听经罗汉是年轻人，抱腹而坐，嘴角微张，仿佛完全沉浸于长者的言传之中。

如前所述，保圣寺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除了塑像本身的精妙外，还因为他们与杨惠之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后来者目之为塑圣真迹，不可否认多受了顾颉刚的影响，而顾氏本人，则是有赵孟頫对联先入为主的原因，加之明清数部地方志均言之凿凿，故深信不疑。但仔细揣摩“罗汉溯源惠之”一语，这里的“溯源”做“追溯”、“源自”解，也未尝可知。

保圣寺大殿本有十八身罗汉，“十八”这个数目，公认出现在唐末五代，见于庆友的《法住记》，开元年间当只有十六罗汉的配对，故保圣寺的塑像如是盛唐作品，那一定有两尊为后世补作。再者，唐代塑像本身虽也有异，但圆润的风格确是大同，特别是盛唐时代更为典型，而眼前的这些罗汉像大抵有一种清瘦之气。另外，杨惠之的活动范围基本在长安、洛阳两京及关中凤翔，未尝听闻远涉江南。唐代苏南的中心城市是扬州，当时的苏州并不算发达，更没有充分理由让杨惠之下到甪直这样的小镇呆上一年半载。

其实当年大村西崖已对此有所察觉，只是也拿捏不准。“明代以来，其所以认为惠之遗作而不疑者，似未可全能否认。”他在《塑壁残影》中写下的这句话显得模棱两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园林艺术家陈从周率先抛出质疑，指出其为唐塑的种种疑点，认为应是北宋作品，后来这个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连顾颉刚本人晚年也认为，杨惠之与保圣寺的故事，可能是由昆山慧聚寺移植而来的。

不过，杨惠之擅塑罗汉像，并首创将人物安排在山石背景中的壁塑样式，当是事实。洛阳广爱寺有杨惠之所塑“宝山”，北宋时苏轼、苏辙兄弟曾专门造访，苏轼还留下诗作：“妙迹苦难寻，兹山见几层。乱峰螺髻出，绝涧阵云崩。”很容易让人与眼前这幅巨型山水塑壁联系起来，而这种布局宋代以后就已失传。因此，保圣寺的罗汉像即便不是杨氏作品，但说它受了杨氏做法的影响，当无大碍，人们依然能从中窥见一代圣手的神韵，这大概就是“罗汉溯惠之”的本意。

有个有趣的说法：“天下罗汉两堂半”，指的是现存最好的三处宋代寺院罗汉塑像，其中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的三十二尊罗汉，和苏州洞庭东山紫金庵大殿里的十六身罗汉，各占一堂，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因为只剩下一半九尊，所以是那个“半”。灵岩寺宋塑被梁启超称为“海内第一名塑”，紫金庵罗汉传为南宋民间雕塑名手雷潮夫妇所做。要是这三处再做个较量，不知谁是翘楚中的翘楚。

不过，国务院在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除了莫高、龙门、云冈这些石窟外，“石刻及其它”一类只列入了11处文物，而塑像只有3处，保圣寺罗汉像即位列其中，大概很能说明问题。

俗话说：“浅水也能出蛟龙”，保圣寺里的这些屡遭磨难、却又奇迹般劫后余生的罗汉像，就是甪直当之无愧的蛟龙吧。

资料图：甪直的宝贝，不仅是保圣寺里的千年罗汉，还有纵横密布的河网上那一座座造型各异的古桥。据说，在甪直5.6公里的河道上，最多时曾有宋、元、明、清建造的石拱桥72座半，如今仍有41座存留于世。图为始建于明崇祯初年的环玉桥上的浮雕双龙。其厚重的文化内涵正与千年罗汉相当。

耿朔：搜狐历史自媒体专栏作者，考古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为美国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所（耶路撒冷）访问学者，现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专业博士后，主要从事汉唐考古与艺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