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中国近代工业处于起步阶段，钢铁工业极其落后，无法生产修建铁桥所需的合格钢材，所以合同规定修建铁桥所需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均由德国泰来洋行自行从外国购置。根据原始合同记载，大部分建筑材料购自德国；又据上世纪50年代初尚留于铁桥上的铜牌子记载，材料来自美国桥梁公司，但材料来源究竟系何处，根据现在所知资料，仍无法确定。

修建铁桥所需的全部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和使用的锅炉、机器、沉箱、小铁轨等，按合同规定，均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全部由德国运至天津。天津至兰州由甘肃洋务局派员接运。

材料由泰来洋行海运至天津下船后，由天津经京奉铁路运至丰台火车站，再由丰台转京汉铁路运至河南新乡火车站。新乡至西安，西安至兰州，均由各地马车运输。所有材料的转运任务，从天津到兰州，完全由甘肃洋务局负责派员办理。为稳妥、安全、顺利地将材料运至兰州，甘肃洋务局在兰州、新乡、西安三处各派了材料接运委员，全面负责各路段的转运工作。派驻天津的材料接运委员为候补知县张钟骏、县丞赵毓岳、巡检傅晸；驻河南新乡的材料接运委员是县丞麦方堃、典史臧炳文；驻西安的材料接运委员是候补知县沈朝云、刘启烈、府经历高镜寰；并在兰州设立收料委员会，主持收料事宜。

料件由天津至新乡全由铁路运输，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但由新乡经西安至兰州却困难重重。新乡到兰州既无铁路，又无公路，仅有只能通行大车的驿道，而且崎岖难行。特别是潼关以东、甘肃六盘山等处，坡大沟深，道路迂曲狭窄，坎坷不平，要用大车将数百万公斤的料件运抵兰州，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兰州所能独立承担的。为了尽快建成铁桥，当时采用了分段承包运输的办法：新乡到西安由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大车户联合承包运输：西安到兰州由兰州大车户单独承包运输。当时的旧式铁轮大车均为2只木轮外包铁皮，虽称为铁轮，实际仍为木轮，外部包一层铁皮只是为了增加耐磨力而已。这种车载重量小，运输小型料件尚能应付，运输大型的特殊机件，则很难承担。当时，承包西安至兰州运输任务的兰州铁轮大车户王新年(人称王大帮)，经泰来洋行介绍，在天津定做了6辆4轮大车，连同旧式大车共40辆，专门运输铁桥料件。所有材料、机具设备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起运，分36批，至第二年(1908年)五月，历时10个月全部运至兰州。所运材料机具中，钢梁、铁板条及其他机件重量估计约在120万斤以上，洋灰(水泥)2240桶(合770560斤)，小轻便铁轨2300米(合138000斤)，以及锅炉、沉箱、钢丝绳等，总计约400万斤。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国力十分薄弱，在交通条件和运输工具极其原始的情况下，将400万斤的钢材零部件、设备、机具等用马车拉运，辗转数千里，途经数省，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安全完整地运到兰州，确实是一大奇迹。

材料、设备、机具运到兰州后，黄河铁桥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动工兴建。当时黄河水深约2.6米，距水面6米就挖到了基岩：北面是红砂岩，南面是青砂岩，并挖去基岩风化层，然后下铁船(即沉箱)，中间竖有铁管，周围灌注混凝土。桥下部共有4个墩，河南第一墩最深，墩底距当时水面6米左右。经多年洪水考验，墩台完好，证明铁桥基础建筑在基岩上。

关于铁桥的基础，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设计公司为做好加固中山桥的前期准备工作，对中山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检验。在调查修建历史时，曾访问了居住在黄河铁桥附近的一位73岁的老人马恒，这位老人在一开始修建黄河铁桥时就在工地上当小工。他说：“当时做基础时，水深有七八尺，挖下去离水面一丈七八尺深就挖到了石头层，北面是红砂石，南面是青砂石，并且还把石头挖下去了一部分，然后下的铁船(沉箱)，中间竖有铁管，周围灌有混凝土。”《兰州古今注》说：“桥下设四墩，下用水泥铁柱，上用石块，河南第一墩最深，墩底至水面一丈七八尺有奇。”《甘肃劝业道报告书·铁桥图说》载：“(铁桥)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动土，至宣统元年六月一律告竣，计桥长七十丈，宽二丈二尺四寸，架桥四墩，中竖铁柱，外以塞门德土参合石子石条成之。”根据以上记载，可以推测出桥台、桥墩的基础建在石层上，深度约在当时水面下6米左右，用开口式沉箱灌混凝土而成。

修建桥墩、桥台的材料不一样，南桥台是条石砌的，北桥台是混凝土的。南面第一墩上部是浆砌条石，下部是混凝土。其余3个桥墩上部是混凝土，下部是浆砌疙瘩石。修建材料不一样的原因，据马恒说，“是当时为了看看石头砌起来是不是好，所以先从南桥台开始用石头砌，后来觉得用石头砌不如用混凝土的好，同时洋灰(水泥)也有限，因此以后变为一部分利用石头砌，一部分利用混凝土”。

兰州黄河铁桥虽然是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包，美国桥梁公司设计，但具体承担施工任务的大多数是中国人。据有关资料记载，自始至终督办修桥一切事务的是二品衔兰州道彭英甲；协助彭英甲管理修桥事宜的有2个人，1个是兰州府知府刘振镛，1个是皋兰县知县赖恩培；监理工程的是甘肃洋务局坐办、候补知县樊鼎枢、徐登第；英文翻译是县丞江连庆、照磨孙贤、巡检林庆椿、千总蒲生禄。施工现场的外国人主要有两个人，1个是美国工程师满宝本，负责图纸提调，即施工技术负责人；1个是德国工程师德罗，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等。工地具体操作负责人是天津人刘永起(通称刘工头)，还有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来的技术工人十多人，兰州当地雇用的铁、木、泥工匠六十多人，以及小工数百人，最多时有五百多人参与具体施工。桥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积极努力下，克服了施工中的各种困难，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辛勤劳动，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6月完工。为使这座黄河上游首创的永久性铁桥更加雄伟壮观，在桥两端分别建造有一座石木结构的大牌楼，上有升允所题“第一桥”匾额。

铁桥原设计为木纵梁上面横铺铁板，竣工时改为木纵梁上铺沙子。当时，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认为桥面不铺铁板而铺以沙石，显然是偷工减料，取巧搪塞，不予签收凭证，所以剩余款项无法领讫。经过多次交涉，由承包商将石子除去改铺木板桥面才完结。

清宜统元年七月十日(1909年8月25日)，委派监修桥工委员和巡护桥工的护勇(维护铁桥施工现场的兵卒)全部遣散。宣统元年七月十五日(1909年8月30日)铁桥验收通车。

在通车的当天，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向军机处发电报说：兰州城外黄河上向来架设有浮桥，每年河冰融解时不免伤人，前任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曾有引进外洋技术修建桥的动议。后来升允任陕甘总督后，指示有关人员与德国商家泰来洋行签订协议兴建铁桥，已有奏折陈明。现在桥已竣工，并于本月十五日通车，仅以电报陈述明白。另外，桥面工程采用碎石和土铺压于松木板之上，我曾咨询监造桥梁的洋人和各工匠，再三考证研究，认为碎石损伤木料，恐难持久，不如铲除石子，添加木板，以便随时更换。经过再三商议，不敢吝惜小费，总要以保护行人安全为上。铁桥竣工后，升允撰文立碑，以记述创建黄河铁桥之始末。

工程造价

兰州黄河铁桥工程实际共用库平银约306992两，其中：泰来洋行桥工总包价行平银165000两，折合库平银159555两；由天津至新乡运费行平银约23767两，折合库平银约22983两；由新乡至西安运费汴平银约58732两，折合库平银约57352两；由西安至兰州运费议平银约45528两，折合库平银约43707两；在兰州购制船只、木杆、麻绳等项，并桥成后另送工程师来往差旅费，共折合库平银约26631两。

以上包修桥价及各项杂费共用去库平银约310228两，除垫付洋商应认关税汇费库平银约3536两仍由洋商返还外，实用库平银约306692两，全部由甘肃地方从统捐总局收项下核拨支付，同时造具清册，连同铁桥照片上报中央各部并上奏朝廷经皇上核准，交主管部门核销。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十日遣散维护桥工现场的兵勇后，即于当时由皋兰县选募壮年男子12名，充作铁桥巡兵，轮流巡查并负责弹压不法行为。每名巡兵每月发给工资兰平银3两，当时这项开支尚无资金渠道。以前搭造浮桥，一向由皋兰县在统捐局领取浮桥零星修理费用200两作为常年经费，尚不包括添造船只的款项。铁桥修好后，浮桥即刻拆除，浮桥经费已无须支出，故洋务局请示陕甘总督，由统捐局每年拨付400两，兰州府从府税中拨付部分，作为巡兵工资和每年维修铁桥购置木板的费用。铁桥通车后，甘肃洋务局拟订年修铁桥法规9条，车马行人规定6条。

年修铁桥法规规定：铁桥已经修成，应责成皋兰县和兰州府经历督同巡兵认真管理；由皋兰县招募巡兵12名，每人每月支付工资白银3两；巡兵的工资系由洋务局每年在统捐局领取白银400两，兰州府申送税银200两，由皋兰县按月在洋务局领取后发放；铁桥如果有上油、换板等事，由皋兰县呈报洋务局，以便随时核估，按实际需要开支；桥板如果有损坏、折断的，桥底直板如有潮湿受损的，都应当随时补修。规定铁桥每年八月天气暖和时上油一次；铁桥上下的一切螺丝凡用白粉油标记的每天上紧一次；铁桥上一切用白粉油标志的螺丝、钉稍，有损坏的应当随时更换。

巡兵站岗及车马行人往来条规规定：12名巡兵分3班，每班4个钟头，轮流更换巡查，并负责铁桥卫生和观察铁桥桥板、螺丝等的松动、损坏情况。并对巡兵的站岗位置，车马行人的行走路线以及交通规则予以规定。民国以后，府经历一职裁撤，铁桥管修任务改由甘肃省会警察局接办。1940年以后，由于甘青公路正式运营，铁桥系通往新疆、青海的咽喉，故由西北公路管理局接收，并将两岸牌楼以不能过汽车为由拆除，交兰州公路段管理养护，并设一名管桥工人一直管养至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未完待续)据《百年中山桥》

1949年8月27日到9月6日抢修中山桥时的情形.图为工人们钭修劈刀的桥面及大梁抬上桥面

1949年8月27日到9月6日，兰州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抢修中山桥，以保证人民解放军顺利西进，解放西北全境。图为人民解放军与工人一起抢修中山桥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