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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许成钢:应以科学为依据控疫情,全面免除中小企业税费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

稿源 | 搜狐智库

编辑 | 徐小奇

随着疫情的蔓延,许多企业面临现金流难题,濒临破产。在此情况下,国家应从哪方面入手,才能有效减少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同时,随着复工复产工作的推进,又该如何协调它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对此,搜狐智库对话了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许成钢曾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并曾于哈佛大学及中国社科院任职,曾任世界银行和IMF的顾问。

许成钢表示,国家不需要为了应对传染病而停止所有的经济活动。“我们必须将疫情的防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防疫绝对不意味着停工。”他指出,当重大疫情发生时,传染病专家和相关组织机构应起到作用,政府的一切决定和具体策划都应根据专家建议而来。例如,防疫措施和企业复工的具体措施,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应该由传染病专家们,根据疫情情况,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包括交通和外来人员等等,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判断,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具体决定的。

许成钢认为,如此妥善处理好复工与防疫之间的关系,应该能有效减少疫情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他强调,无论是复工还是防疫,都不应作为单独的目标来特别突出,不能依赖定量指标,从上至下的去推动实现定量目标。否则,一定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

许成钢表示,在应对重大传染病时,政府功能远比企业自救更有用,政府需要帮助企业减少资不抵债的压力。他坦言,调整货币政策是宏观需要的,但对中小企业来说意义不大。“当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首先得到好处的是国企,然后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从中得到的好处很少。然而,现在真正困难的是中小企业。”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帮助中小企业的话,降准降息只是隔靴搔痒。

许成钢认为,要想帮助中小企业,得用直接针对他们的办法,例如免税费、免房租等。“所有的政府税费,在特殊时期应该一律免,而不是减。”特殊时期,中小企业的所有的税费成本应该取消,甚至应该补贴他们。“补贴是相对更困难一点的事,但是立即免除所有中小企业的税费,这是容易执行且能立即生效的”

此外,许成钢表示,在土地全面国有制的情况下,为中小企业减免房租是政府基本责任。他指出,如果在人员、税费、地租上都帮助了企业,大幅度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成本,那么一些企业就能熬过来,不至于有太多企业破产。

最后,许成钢总结,信息不流通是导致疫情严重的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得优先保证信息的快速性,要保证医疗人员和媒体可以自由的、没有限制的把观察到的疾病立即向社会报道。”除此之外,他表示,以后在面对此类黑天鹅事件时,必须特别重视独立的传染病专家的作用,而且必须早有防疫的物资储备。

以下为采访原文:

搜狐智库:您认为,应如何妥善处理疫情防控和返岗复工的关系?

许成钢:如何妥善处理疫情防控和复工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我要强调一个重要的基本道理:无论是复工还是控制疫情,都不能够作为单独的定量目标下达和强制执行,否则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伤,甚至灾难。改革开放40年里,在早期,各级政府曾经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方面有过突出的就。在那个阶段,行之有效的机制是各级政府单打一的机制。各级政府只盯着一个目标,从上至下的推动这一个目标,甚至是不惜代价的推动这一个目标。最长久的推动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追求单打一的目标时,会使这一个目标上能够看起来比较快见到效果。

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曾出台了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其中实际执行财政刺激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由于这是很强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命令是单打一性质的,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很强。所以,当时目标是四万亿,实际最后执行完成了约九万亿、十万亿。那次单打一推动方式,带来了难以控制的债务。

我们现在面对的,无论是复工也好还是控制疫情也好,如果不计代价的推动一两个定量目标,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如果不惜代价控制疫情定量目标,那么相关地区的交通将会阻塞,所有的一切工作都将停止,甚至导致经济瘫痪。在疫情仍然严重,传播非常迅猛的情况下,如果不惜代价,给一些地区下达复工的单项定量指标,实际的代价可能是传染病的大规模复发。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应对传染病是有整套的办法的,并不需要不惜代价的停止所有的经济活动来应对传染病。面对严重传染病疫情的时候,应该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传染病的专家们,和专门应对传染病的组织机构。包括国际的专家和国际的组织。应该由他们为主,来决定应对传染病的措施方案,政府应尽量执行传染病专家们制定的措施和方案。而不应该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布防疫的行政命令和定量指标,每个地方不惜代价的去满足那些指标,例如确诊率、死亡率等等。这些定量指标的收集和发布,必须是传染病专家们和传染病组织操作,包括他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政府应做的只是帮助执行专家们提出的,需要行政措施的那些部分。对疫情的判断,必须是专家和传染病组织独立做出的,而不应该是政府发布和决定的。这是现代化社会中,疫情防控中非常关键的问题。

当前,在面对的传染病疫情严重的情况下要不要复工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但实际上,现代化社会,在面对传染病疫情,原本就不应以全面停工来应对。但是,复工一定不可以成为单打一的行政措施,自上而下的强制复工,而是需要传染病专家们根据不同疫情地区的具体情况等等来做判断。比如在一个相当安全的地区,比如说整个城市都没有病情,那么在那样的地方,如果复工不涉及大量人员移动,复工理所当然。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这个病毒可能在高温下不能生存。所以人们预期是,天暖和以后,传染病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新加坡爆发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和预警。因为新加坡很热,如果前面说的那个道理是对的,新加坡不应该会爆发疫情。所以现在不能假定疫情在春暖花开以后就会过去,这个假设是靠不住的。在疫情已经在全球快速蔓延的条件下,必须将疫情的防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但是,在现代社会,再严密的防疫,也不意味着全面停工和全面禁止交通。核心问题是怎么处理防疫和社会正常运作之间的关系。什么地方可以复工,什么地方不可以复工,怎么复工,怎么在复工的同时控制疫情,在每个地方,这些都需要有独立的传染病专家们参与解决,是高度专业的问题。绝对不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决定,否则会酿成悲剧。这里强调专家的独立性很重要。

大量细微末节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行政压力,不可避免地要会忽略细节,会造成伤害。例如,每一个公司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公司都要在防疫和复工之间做具体分析。如果某个公司员工可能从问题比较严重的疫区来,那是不是这个企业能够有一定办法承担或者是政府有一定办法来帮助解决传染问题。比如提供临时居住,减少这些人在疫区和非疫区之间来回的往返;从疫区来的人,是不是有一定的隔离措施等等。

应对疫情的工作,有些像作战。在每个地方,负责行政的地方政府是司令部,而传染病的专家是参谋部。每个地方的司令部的决定和具体的策划,都应从当地的参谋部来,而不是从上级来。因此,企业复工和防控疫情,必须所有的基层单位都由很大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就事论事,走一步看一步。传染病专家走一步看一步,在控制疫情的同时,还能让企业让经济继续运转。此外,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仅仅依靠中国的传染病专家是不够的,需要国际间大量的专家的参与和帮助。

搜狐智库:您认为,国家应从哪方面入手,有效减少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许成钢:妥善处理好复工与防疫之间的关系,能有效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除此之外,现在相当多的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威胁。但有些地方,用硬性的办法不允许企业破产,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资不抵债的企业需要破产,否则经济治理就会错乱。政府需要做的是怎么帮助减少企业面对资不抵债的情况。

第一,所有的政府税费,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应该一律免,而不仅仅是减。中小企业的所有的税费成本应该取消,在这个特殊时期,政府甚至应该补贴他们。但补贴是相对更困难一点的事,而立即免除所有中小企业的税费,这是容易执行且能立即生效的,中小企业的负担会立刻减轻。免除税费的动作要大,免缴的范围也应不只是社保,不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等等,都应该为中小企业免除。

第二,减免房租。中国的土地是全面国有制的,所有的房租的背后,很大部分都是政府的收入。大幅度减免中小企业的房租,由此大幅度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这是政府基本责任。

如果在人员、税费、地租上都帮助了企业,就大幅度减轻了公司的负担,使得一些企业能熬过来,不至于有太多企业破产。

搜狐智库:央行发布了对外公告,将实施两千亿元的中间借贷操作,中标利率是3.15%,比之前降了十个基准点,您对此怎么看?在降准降息方面,您认为国家还会出台哪些具体政策?

许成钢:这些操作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操作,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很紧张,将进一步产生更多问题。所以提供流动性是需要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当流动性宽松的时候,往往首先得到好处的是国企,然后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从中得到的好处很少。然而,现在真正最大困难的是中小企业,而全国大部分的就业集中在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全国的就业方面也会立刻产生巨大问题,千万上亿的人将会失业。

所以要帮助中小企业,得用直接针对他们的办法,例如免税费、免房租等。简单的放宽流动性会有帮助,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帮助中小企业的话,那个帮助可能只是隔靴搔痒。因为这个放水,很少会流到中小企业去的。

搜狐智库:有专家预测,疫情结束后中国将迎来经济阶段性高速发展时期,政府应采取哪些宏观调控利和好政策,帮助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许成钢:当疫情被充分控制了之后,我认为中国经济面对的压力会大为减小,但不会有高速发展,而且,疫情的情况决定,经济复苏期很可能会不断推后中国SARS时期和今天新冠肺炎时期的经济情况很不一样。2003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民企的大发展。原来中国民企的规模并没有这么大,2003年正是民企极快发展的时间。非典结束后,民企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帮助了经济发展。此外,SARS结束后不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两个重大因素促使SARS之后有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而现在,在疫情之前,中国已经持续许多年面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其中最大的压力之一来自内需不足。疫情过后,内需不足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而不是更放松。

有人认为疫情过后,国家会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内需不足不是短期的政策问题,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第一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全体中国家庭的收入占中国GDP的比例过低,第二重要的是全体人的安全感。当居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消费就会减少。储蓄实际上是个安全手段,当人们在安全上面对更大不确定性的时候,要增加储蓄。因此,在面对疫情的冲击,以及之后,如果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没有大幅度提高(这种提高很难在短期实现),由于疫情带来的安全感会下降,内需的压力会比原来更大。

搜狐智库:疫情结束后,国家应该做哪些准备,应对此类黑天鹅事件?

许成钢:从这次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地方是最需要注意的。第一个,信息要快。面对疫情,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须优先保证信息的快速性,要保证医疗人员和媒体可以自由的、没有限制的把观察到的疫情立刻报出来,立刻让社会知道,而不是必须经过行政批准。遇到重大疫情,等到撰写报告,层层审批,以后再发布,就为时已晚。疫情的性质决定了它是拖不起的。就像海啸来了一样,如果海啸来的时候要等批准信息,那大家就全部都被海啸吞没了,摧毁了。

疫情发展的如此严重,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流通。传染病必须靠快速的信息流通,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传染病怕的就是延误。从发现,延误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公开,传染病就已经大规模传开了。首先是信息传递要快,这是在预防黑天鹅事件中的第一重要的。

第二,要重视传染病专家的作用。独立的传染病专家必须在复工和防疫的所有工作中起关键作用,而不是政府。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专家在中间没有起到充分的作用。政府应该听从传染病专家的建议,而且传染病专家并不限于中国专家,必须寻求国际合作。

第三,物资的储备。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医院连最基本的物资都缺乏。为了国民健康,为了国家安全,物资的储备,尤其是关系到生命的医院的物资,是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且必须充分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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