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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寄生虫》是人,也是摇钱树

首尔街头人来人往。 / Luke Paris

亚洲四小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上世纪末广泛传播的词语之一,近十年来,这些名词逐渐淡出人们的话语圈。 这些词汇象征着那个时代东南亚的机会,象征着儒家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中国香港,新加坡,早期英殖民地;中国台湾、韩国,早期日本殖民地,又曾是美国亲密盟友。 如果要从他们的发展故事中找到发展捷径或失误,那便不妨逐个梳理。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问鼎奥斯卡,在韩国,民众和财阀,究竟谁才是"寄生虫“?

亚洲四小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上世纪末广泛传播的词语之一,近十年来,这些名词逐渐淡出人们的话语圈。 这些词汇象征着那个时代东南亚的机会,象征着儒家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中国香港,新加坡,早期英殖民地;中国台湾、韩国,早期日本殖民地,又曾是美国亲密盟友。 如果要从他们的发展故事中找到发展捷径或失误,那便不妨逐个梳理。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问鼎奥斯卡,在韩国,民众和财阀,究竟谁才是"寄生虫“?

2019年到现在,韩国的文学和艺术两两生花。

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拿下豆瓣2019最热图书第一名,同名电影在豆瓣有8.6分的不俗成绩。

这固然算不上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

但韩国电影《寄生虫》除了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外,还顺手拿了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外语片。殊荣背后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奥斯卡影史上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

《寄生虫》获奖无数,图为导演奉俊昊。/影片宣传图

这就不是《寄生虫》作为单部电影的成就了,这简直是韩国商业影视产业的成熟标志。

这些成就在近年来集中爆发,开始让人感到背后是否有某些共性。

韩国的文化产业真正兴起是从1998年开始,金大中总统将其定位为“国家支柱性产业”,同时还配套了很多优惠政策。

不过21年,韩国就从一个刚刚遭遇完金融危机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文化”(或者说影视)强国。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视频截图

可见“亚洲四小龙”中的这个韩国,并不是浪得虚名。

实际上,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家成长为线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韩国自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在目前全球经济相对萎靡的时候,反观这一历程,会发现韩国的发展史,更像一部大开大合的史诗电影。

父辈的觉醒

金智英生于1982年4月1日。

在这一年年初,未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刚刚30岁,她在日记里写着:时刻警醒自己,当我们越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错,越是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我们则越要时刻提醒自己。

这一年,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1979年遭遇暗杀后的第三年;1974年,朴槿惠的母亲也因为暗杀身故。

连朴槿惠作为国家领袖的父辈生活,都充满了错乱和冲突,韩国又是怎样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或许我们无法从朴槿惠日记中准确分析出“过错、聪明、警醒”究竟意指何为,但朴正熙在1961年推翻了李承晚政权后,的确“帮助”这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

后来韩国把努力刺激经济发展的行为形容为“朴正熙乡愁”,但那种高速发展的情形已经不可重现了,图为朴槿惠纪念父亲朴正熙。/朴槿惠日记

朴正熙从1961年到1979年执政韩国17年,实际上,由于“后朴正熙时代”经济向上的动力仍然充沛,所以经济发展一直延续到1996年,直到1997年韩国遭遇货币危机,才重新调整经济结构。

是时候看一下金智英小时候所在家庭的烦恼了。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权主义的主题,更是带出了这个问题外的韩国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倒影,两者密不可分。

在首尔(汉城)出生的金智英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定要生出儿子!),加上长辈,一家6口人,核心经济来源是她担任公职人员的父亲。这不仅是一份光鲜和有身份的工作,关键是收益和工作稳定。

为了改善生活,金智英的母亲也要从事家庭代工,比如组装纸箱、粘信封袋,剥大蒜等等(后来终于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种家庭代工,也出现在了《寄生虫》里,所以男主外、女主内但仍要补贴家用的情况,在目前的韩国可能还普遍存在,毕竟这个环节中脆弱的部分就是——一旦男人失业,一家人的生活将无以为继。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一处工业时代的标语。/胡同

这就是朴正熙时代确定(在美国影响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产物。

朴正熙“登基”后两年,韩国在1963年的出口额达到了8700万美元,人均GDP刚好100美元。到了1970年,韩国出口就达到了8.35亿美元,人均GDP也到了253美元,一直到朴正熙遇刺,GDP的增速平均持续在10%左右。

1973年,朴正熙曾经向国民保证,“在1983年到来的时候,韩国将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

他差一点就做到了。

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受美国影响很深。/《国家破产之日》

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反应是,就业岗位越来越多。

直白的说法,就是以前从事农活和零工的人,走入了领工资的队伍,这个队伍上世纪从60年代的200万人,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的800万人(韩国在那个时期的人口持续在2500万到3750万之间)。

工业的发展刺激了韩国政府部门的权力扩张,这就让发展有了两面性:一面是不断淘汰更新的底层产业工人;另一面是随之而来的、拥有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一如金智英的父亲。

这是韩国从零到走入国际社会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被黄金的闪光面所笼罩,炼金的磨难通常被人忽略。

在外向型的国家发展模式中,韩国的产业工人承担了极大的劳动强度,即便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工人每天至少要劳动12个小时,为了加班费,这个时间通常延长到了15到18个小时。

高强度的劳动,也让女性难以进入产业工人的工作岗位(钢铁、造船、轮胎、造船等),尽管后来女性产业工人(纺织、电子产品组装)也参与到了以改善劳动环境和收入为诉求的罢工队伍中,但总体来说,女性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不足,为后来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埋下了种子(金智英吃到了这个种子结出来的苦果)。

韩国的工业地带(20世纪80年代)。/韩国工人

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外,韩国工人在工厂的日常体验还包括受到重度剥削、受欺凌和被歧视。

在被压迫的情绪没有爆发出来以前,韩国的工人像东南亚的劳工一样,以勤劳、守纪和顺从闻名。

韩剧里,上司不断拍打下属的脑袋和各种辱骂,甚至开除,在观影者看来是一种乐趣,但作为当事人,这种受欺凌和被歧视感在不断累积。

和这种情绪一起成长的是韩国工人的工资迅速提高。这一方面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始让韩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从而令工人阶级意识萌芽和集体意识诞生,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罢工事件。

韩国女性抗议者被警察从新民党总部带走。/韩国《中央日报》

到了最后,学生、金融从业人员、教师、新闻机构人员、医生护士都加入到了罢工的行列,经济条件还不错的韩村年轻人打起“你幸福吗?”的大字报。

尤其是韩国财阀的出现,令这个国家的发展进入了有韩国式的财阀道路。

尽管社会问题不断,但韩国在1994年,已经进入了GDP人均1万美元俱乐部。

韩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金(世界排行第32)。/新闻截图

双面财阀

韩国没有施行过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没有出现过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福利副作用。

其实这么说也不对。准确的说法是:韩国甚至没有存在过福利政策,因此韩国也就没有了高福利下的高税收,也没有过度的财政赤字。

坏处是,当那个时代的“产业主力军”老去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为之奋斗的经济成果,反倒有一半以跌入了贫困阶层。

当他们的下一代子孙,准备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富足和中产阶级的时候,梦想又被外汇危机打碎了。

1996年韩国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8成的韩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国家破产之日》

这个故事在《国家破产之日》中讲述得很完整,IMF介入以后,重整了韩国的经济结构,参与了绝大部分出口产业的经营和管理,当然也令韩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国际化。

只不过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无非是西方人带着美金和救世主的荣耀感入局了而已。

因此韩国一直处在一个贫富差距悬殊、虽然大家似乎都有钱、但“中产”却仍然牢骚不断的状态中。

全经联(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认为这种局面是“韩国政府管制与规定太多”造成的。

根据全经联的统计,韩国的管制规定达到14796项(其中,1990年9月韩国政府才取消公共浴室的政府定价,1999年放宽炸酱面的管制以后,价格飙升还上了报纸头条),一些学者们发现,这些规定在不同层面上都在偏袒财阀(团)。

财阀是韩国战后的产物,曾经担任青瓦台政策室室长的张夏成,曾经用一个故事来描述财阀的形成。

离开青瓦台后,张夏成开始担任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韩联社

一个大地主被驱逐出村,地主家的长工受命打理。但地主再也没有回来,长工就开始雇人佃农种地,由于收成不错,就成立了商店,米铺和舂米站。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也相对便宜。

其他的商业机构失去竞争力,被迫关门,长工的店却没有提价,村民将长工视为大善人;于是他又开始成立酿酒厂、饭馆。

最后生意越做越大,与民生相关的长工都做,甚至还开始出口;随着资金的增加,长工还开始设立储蓄银行,利用投资的方式成立地产公司和各种控股公司……

长工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打理这么多产业,于是把一些下属的机构,让自己的亲属来打理。这时候,财阀便形成了。

财阀在韩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韩国人从早上睁开眼到夜晚入睡,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无法摆脱财阀的影子。

韩国五大财团掌门人。/韩国先驱报

现在,韩国人习惯上把资产规模排在韩国前30位并且符合这些特点的企业集团称为财阀。财阀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扮演着国家英雄的角色,那个时期发展企业和扩大出口才是真正的爱国。所以,财阀集团从服装、食品、电子、汽车等制造业,到运输、广告、餐饮店、糖果店等服务业,几乎无所不能。

在19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占据了全国就业量的22.4%;千禧年以后,韩国上市公司排名前100的富豪中,85人诞生财阀家族。

从这些角度看看,财阀似乎都不存在原罪与压迫,但却埋藏着不公,从朴正熙开始,韩国政府大多都是亲财阀的,朴槿惠在任总统期间曾笑着说:应该八抬大桥抬着投资者。

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韩国人的命运似乎从一出生便注定了,这正是当今韩国“中产”抱怨和所试图改变的。

也是第一代产业工人曾试图改变的。

谁是“寄生虫”?

在与整个国家机器和产业规模作斗争的发展过程中,韩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民族情绪,或者叫文化概念——“恨”。

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包含着一个人对命运的接受,也包含着对造成这种命运局面的人实施强烈的报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起来的、没有融化的、一直萦绕在心头又渴望释放掉的一种情绪。

“恨”的情绪经常出现在韩国的影视剧中。/《辩护人》截图

政府和财阀早就注意到,一旦这个情绪爆发,将产生恶劣影响。

因此在上世纪末,就引进了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管理办法,其中一点是意识形态的管理越来越高明,手段也越来越先进。

实际上,在看金智英的反抗,以及《寄生虫》这样一类文艺作品时,就是发泄怨气的一种方式。

但讽刺的是,这一类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也是财阀的产物。

以拍成影片的《82年的金智英》为例,发行方就是韩国的乐天,乐天和其他两个集团,控制着韩国所有的电影屏幕。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寄生虫》。

希杰娱乐就是从三星公司分离出来的影视制作公司。/视频截图

《寄生虫》的制作和发行公司,是希杰娱乐公司(CJ Entertainment,越南的发行也是由这家公司独立运营,以下简称“希杰”)。

最初,韩国并没有希杰。

但以电子产品闻名的三星注意到,韩国的录像带出租和租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已经到了10亿美元)。

所以三星决定试水影视行业,投资的第一部片子是1992年制作的《结婚的故事》。这部影片一举登上年度最佳影片。这么一来,从电影的投资制作到发行和出售,都变成了三星自己的收益了。

《结婚的故事》剧照。/视频截图

三星索性成立了三星娱乐集团,并从中分家出了希杰。

希杰掌门人是李孟熙(2015年去世后,由其长子李在贤负责经营),是三星创始人李柄喆的长子。

这个时期,韩国的电影产业投资方已经被三星、大宇和现代的财阀所垄断。

很难确定是因果关系还是利益关系,当这些财阀进入韩国文化产业后,时任总统金大中在1998年将文化产业列为国家支柱性产业,随后还颁布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电影被视为新的“朝阳产业”。

当政策落地以后,美国《综艺》杂志统计(1998-2005年),韩国本土共有48只基金募资5.35亿美元直接投资于电影项目的制作和宣传。

尽管此后影视业投资者的回报率有过大起大落(李明博政府对影视行业就不大友好,封锁了资金和发行渠道),但就中国观众而言,韩国电影在这些年来,从主题到表现手法,都在不段地独到和成熟,尤其是以反思人性和社会进步的影片为主。

产业的良性发展,也为一些普通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色即是空》的导演尹济均,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他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被告知休假1个月但不给工资,由于经济压力,他开始写东西挣钱,不小心获得了一家公司征集剧本比赛的第一名。

他于是变成了编剧,后来又成了导演。

《寄生虫》导演奉俊昊同样也并非影视专业出身(延世大学社会学系),但在和社会的磨合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教育仍是目前改变韩国人命运的有效之路,图为首尔梨花女子大学。/胡同

这些例子都让韩国的普通人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他们只是极少数。

或许,这就是一种高明的、发泄韩国人心中的“恨”的方式之一。

人心少了“恨”,生活自然也就变得相对平和了。

在这种冲突和纷争中,韩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疏导国内矛盾,不知不觉地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14万美元(2018年),但不知道剔除财阀的收入,人均会变成多少。

韩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2016年以后越发严重,图为首尔街道一角。/胡同

如果财阀能在影视业取得如此的成就,在社会生活和生产领域的其他方面,又怎么会缺席。

这种社会模式是否可持续?

在张夏成看来,韩国的财阀在国家经济的中比重过大,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都是未来韩国经济发展的隐患。

但是否不可续呢?

如果这个发展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结构,那么韩国仍将以此模式继续发展,前提是:继任者的能力必须保持强劲。

或许《寄生虫》在无意中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已经觉醒的工人,和财富不断累积的财阀,谁才是韩国经济领域中的“寄生虫”?

或许朴槿惠在30岁便“时刻警醒自己”是一种先知?

或许这就是韩国式的资本主义。

2018年4月6日,韩国市民在地铁站,观看前总统朴槿惠被判囚24年。/美联社

[1] 韩国式资本主义 | 张夏成(韩) 2014

[2] 韩娱经济学 | 王丛 2015

[3]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 具海根(韩)2004

[4] 82年生的金智英 | 赵南柱(韩) 2019

[5] 朴槿惠日记 | 朴槿惠(韩)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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