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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三藩”到底有何“资本”敢于举兵叛乱

前言:

伟大哲学家马克思先生曾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笔者看来,这句话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大致有两点:第一,历史从没有所谓的假设一说,一切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客观现象,在当时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的变革通常仅需一瞬间,而在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变化却需要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封面

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举结束了西周分封以来诸侯割据的乱局,随之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国家,并确立了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体制。此后,伟大的“郡县制”取代了原有的“分封制”。然而,当人们认为历史从此迈入了一个崭新局面时,传统的“分封制”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一次次又冲击着士大夫们的思想,如时任宰相的王绾率先提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王诸子,唯上幸许。”而当秦王问诸大臣“分封制”是否可行的时候,满朝文武除李斯以外均赞同王绾所讲。尽管秦王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的“郡县制”建议,但可想而知“分封制”所遗留下来的隐形力量正悄然驱使着大部分士大夫们的一言一行。果不其然,秦朝末期,身负“反秦使命”的项羽和刘邦均“尽职尽责”地分封了多位诸侯和王。自此以后,虽然“郡县制”的地位愈加稳固,但“分封制”在封建王朝时代均或多或少、或变相地存在一席之地。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清初“三藩”割据势力的形成

历史迈入17世纪中叶以后,“郡县制”的地位已然是无人能够动摇的了的,然而正如文章前面所说,“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的变革通常仅需一瞬间,而在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变化却需要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除此以外,“分封制”作为封建时代下的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但不可否认对于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快速稳固最高领导者的统治地位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基于这一道理,清朝时期也曾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式“分封制”——即“三藩”。

清朝初期,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去达到统治中原的目的,清政府采取了原始而又十分有效的做法,即分封四位汉王,使其各镇一方。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公元1652(顺治九)年,孔有德卒于桂林,因无子爵除。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镇守福建,史称“三藩”。据史料《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政府建三藩的目的本为“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三大藩王受封之后,均手握重兵,各自雄踞一方,久而久之,逐渐与清朝政府相向而驰,演变成了难以约束的地方军阀势力。

公元1673(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年过花甲的吴三桂以“兴明讨虏”为口号举兵叛乱,正式挑起了清初“三藩之乱”的战火。然而,作为一地藩王,61岁的吴三桂究竟有何“资本”敢于向年轻气盛的清政府正面宣战?

02、吴三桂“资本”分析

自古以来,兵、马、钱、粮乃军阀势力雄踞一方的基础,敢于与朝廷正面对抗,即说明当时的吴三桂在这四点上都拥有一定的信心。基于如此,接下来笔者暂且就来对吴三桂举兵叛乱前所拥有的兵员数量来做一番简单的统计与分析。

公元1659(顺治十六)年,清政府派吴三桂移镇云南时就明确指出:

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

公元1662(康熙元)年,为表彰吴三桂镇守云南时所立下的功劳(入缅擒王、平定土司等),朝廷又谕吏部、兵部:

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着平西亲王管理

吴三桂

得到贵州后的吴三桂可谓是如虎添翼,而朝廷给予的“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的大权犹如一把尚方宝剑,在云归地区上可节制督抚,下可扼制县令。与此同时,这把尚方宝剑也是其储备钱粮和厉兵秣马养精蓄锐的基础。此外,吴三桂早在其降清之时手中就已经掌握着一支装备精锐的队伍,而后在追随满清统治者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又网罗了来自于孙可望、李定国、张献忠等人部下的大批精兵猛将。据《清世祖实录》卷136记载,在镇守云南之初,吴的兵力就已经多达“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公元1660(顺治十七)年六月,因国赋税收严重不足,朝廷令吴三桂裁减绿旗兵和投诚兵。次月,吴三桂在原有的绿旗兵和投诚兵基础上成立了忠勇五营、义勇五营,每营人数定额1200人。十月,云南援剿四镇成立,兵员人数共计12000人。至此,尽管吴三桂按朝廷所下达的命令在兵员数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减,但此刻仍存有3.4万受朝廷供养的精兵。

直至“三藩之乱”爆发之前,吴三桂的兵力在编制上大致为53佐领(清朝初期一佐领约200人),绿旗援剿四镇官兵1.2万,共计2.2万余人。

那么,区区两万余人就敢于清政府正面宣战?显然,这是不现实的!由此可见,除这2.2万兵力以外,吴三桂绝对还有其他兵员。其具体数量究竟是多少,在笔者看来仍是以顺治十七年裁兵之前的数量为基准而叠加的,即7万余人(官甲1万,绿旗兵及投诚兵6万)。除此以外,在征战土司的过程中,吴的兵力必定也有所扩充,史料《朝鲜实录》中的记载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三桂方在长沙,头发已长,衣冠比汉制。虽有百万之众,率多乌合,但手下有五六千敢死兵,即所谓苗奴也。”与此同时,作为一手遮天的藩王,吴当然不会局限于这些兵力,私自招募也即是兵力扩充的一大主要渠道。因此,初步统计吴在举兵之前其所有兵力加在一起应该在9到10万左右,其中2.2万是在编制之内的兵员,其余兵员皆由其私自赡养,朝廷不提供饷银。这支队伍是吴三桂称霸云贵地区的军事基础,也是正面对抗满清统治者的主要信心来源。

03、尚可喜和耿继茂父子“资本”分析

尚可喜父子拥兵数量虽不及吴三桂,但作为平南王的他享有朝廷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再加上尚可喜在粤建藩时间最久,根基已固,且广东地区商业较为发达,这为尚可喜称霸广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创办总行、总店,垄断商业,抽取赋税等等,这是尚可喜父子惯用的敛财伎俩。据史料《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记载:“各州县墟集商贾辏聚之处,皆有藩棍倚势私抽,毫无顾忌。……仅此一项,平藩每年便私抽银十余万两”而私通外洋,一年之中也可私得银四五十万两。

公元1681(康熙二十)年,仅籍没尚之信放债本利银一项便有“三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一钱零,除荷兰国欠银六千两”,可想而知当时尚可喜父子的家产之庞大。可谓是正印证了时人所说的“平南之富家于天下”。

荷兰使臣纽霍夫笔下的尚可喜

与尚可喜如出一辙,耿继茂父子也同样享有朝廷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而深谙经商之道的耿继茂父子,利用强权作为屏障,在福建拥有独门的从商一法:“当铺、牙行、盐商、诸色店铺买卖,皆王人共分,或出本,或充伙,以致肩挑背负之类亦无不为。”

巨大的财产来源成为了尚可喜和耿继茂父子专擅一方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养兵秣马也就成为了此二人巩固自身地位的分内之事。

实际上,除了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三藩”自认为拥有与清政府抗衡的决心,在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为“三藩”势力提供了信心。举个例子,康熙初年,国内反清势力初定,而国库收入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再加上旁人专政等等,这也让兵力并不是很多的“三藩”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不是“三藩”眼中的清政府,康熙也并不是“三藩”眼中的康熙。

荷兰人笔下的耿继茂

参考文献:

《清世祖实录》

《清圣祖实录》

《朝鲜实录》

李士桢:《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

《清代三藩研究》刘凤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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