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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丨我们被告知,这些男人就像战犯

英国时间10月14日,2019年布克奖被授予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与英国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新作《遗嘱》获奖,而这部获奖作品为其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续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节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陈小慰译

走过“众生”肉店一个街区了,奥芙格伦停下脚步,似乎犹豫不决该何去何从。我们可以选择。可以直接回去,也可以绕点弯路回去。我们心里都清楚会走哪条路,因为我们总走那条路。

“我想走教堂那条路。”奥芙格伦似乎很虔诚地开口说。

“好吧。”我应道,虽然两人都心照不宣她想走那条路的真正原因。

我们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太阳出来了,天上一团团毛茸茸的白云,看起来就像缺了头的绵羊。由于我们裹着白色双翼头巾,眼前被遮挡住,向上看很吃力,很难完完全全看到完整的天空或其他东西。但我们却设法做到了,一次一点地,迅速地移动头部,上下左右前后。我们已经学会在急促的喘气间看清这个世界。

继续向前走的话,右边有一条街,沿着这条街可以到小河边。那里有一幢原先存放赛艇的船库,几座桥,一些树木,以及绿茵遍地的河岸。人们可以坐在岸边观看潺潺流水,还有光着膀子赛艇的年轻人,他们在骄阳下挥动船桨,你追我赶,一比胜负。往河边去的路上有过去的学生宿舍,现已改作他用。楼顶上童话般的角塔被刷成白色、金色和蓝色。每当我们想起往事,浮上脑海的总是美好的东西。我们总是希望把往事想得尽善尽美。

足球场也在那儿。如今它被用来举行挽救男人仪式。除了足球赛。这类赛事倒还保留着。

我再没有去过河边,也没有到那些桥上。我也再没有乘过地铁,虽然不远处就有一个车站。我们不得乘坐地铁,地铁站有卫士站岗。我们没有正当理由走下那些石阶,乘上水底地铁到市中心去。我们干吗想从这里到那儿去?那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他们终归会知道的。

《使女的故事》剧照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教堂,是这里最早修建的教堂之一,有几百年历史。如今它已不再用作教堂,而是一座博物馆。人们可以在里面看到许多画像,有一身素裹、长裙曳地、头戴白色帽子的女人;也有身板笔直、穿着深色衣服、表情肃穆的男人。全都是我们的祖先。免费参观。

但我们没有进去,而是站在小径上望着墓地。古老的墓碑还立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淋,日渐风化,以其象征死亡的骷髅白骨、脸蛋模糊不清有如面团的天使塑像、时刻不停的沙漏——它们提醒我们人世间的光阴飞逝如梭——以及以后的世纪开始出现的骨灰盒和杨柳树,供人们凭吊死者,寄托哀思。

他们倒没有把墓碑和教堂怎么样。他们憎恨的是过去不久的那段历史。

奥芙格伦低着头,似乎在祈祷。她每次来这里都要这么做。也许,我想,她也失去了什么亲人,一个特别亲的亲人;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孩子。但我对此有些半信半疑。在我眼里,她是一个做什么事都是做给人看的女人,只是做戏而已,没有半点真实。我觉得她诸如此类的举动纯粹是为了美化自己。千方百计地充分表现。

但在她眼中,我一定也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其他情形呢?

此刻我们已背对教堂,一堵围墙呈现在眼前,它才是我们此行真正想看的。

这堵围墙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至少有一百多年了。它由红砖砌成,就像人行道一样。一度肯定也曾在朴实中尽显壮观气派。如今大门入口处已有人站岗,墙顶的铁柱上新近安装了模样丑陋的探照灯,墙底四周布满带刺的铁丝网,墙顶上插着用混凝土粘住的碎玻璃碴。

《使女的故事》剧照

没有人自动穿过大门走进围墙里。种种防范措施是针对试图出逃的人设计的。虽然从里面出来,必须穿过电子警报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跑到墙边也几乎毫无可能。

又有六具尸体悬挂在靠近大门口的围墙上。他们被吊着脖子,双手绑在身前,白色布袋罩着他们的头,歪歪地耷拉到肩膀。今天早晨,一定又举行过一场挽救男人仪式。我没有听到钟声。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充耳不闻了。

我们像听到信号一般同时停下脚步,站着注视那些尸体。看他们不会招来麻烦,这些尸体本来就是挂在那里示众的。有时,尸体会被挂上好些天,一直到有新的一批来换下他们,这样人人就都有机会看到了。

这些人被挂在吊钩上。为此,墙缝里专门安了好些个吊钩,许多吊钩都还空着。这些钩子看起来就像给断肢患者用的假手。或像一个个歪倒着的钢制问号。最可怖的是他们头上的白布口袋,即便是他们的脸露出来也不会比那些布袋更令人毛骨悚然。这些口袋使他们看起来像没有画上脸蛋的布娃娃;像稻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就是用来吓人的。他们的头还像是大口袋,里面塞着某种没有明显特征的东西,比如面粉或面团。显然,他们脑袋的沉重和空无一物,加上地球引力的作用,把它们使劲往下拉,再也没有生命力能让它们重新抬起来了。这些头颅就像一个个零。

《使女的故事》剧照

当然,只要你不停地盯着,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便可以看到布袋下面部的轮廓,隐隐约约。但充其量,那些头颅就好比雪人的脑袋,用煤炭和胡萝卜做的眼睛和鼻子已经脱落。头部正在融化。

不过,在一只白布袋上可以见到血迹。那地方一定是嘴所在的部位。血从白布里渗了出来,印出另一张嘴,一张红红的小嘴,就像幼儿园孩子用粗笔画出来的样子。那是孩子心目中的微笑模样。人们的注意力最终总是集中到这血迹凝成的微笑上。毕竟,他们不是雪人。

这些男人都穿着白大褂,就像医生或科学家们穿的那种。当然,平时被处死的并不仅限于医生和科学家,还有其他人。但今天早上白大褂恐怕是要告罄了。每人脖子上都挂了个牌子说明被处决的原因:利用吸宫术扼杀人类胚胎。这么说,从前在这种事被视为合法的时候,他们是医生。天使的制造者,人们过去常这么称他们。要么是其他什么名称?现在,他们可能因医院档案被搜查而暴露出来,或者——更大的可能是被人告发,因为一旦大家看清了事态发展趋势之后,大部分医院便销毁了相关记录——告密者也许是以前当过护士的人,也许不止一个,因为单单一个女人提供的证据不可能被采纳;告密者也可能是另一名医生,为求自保告发他人;告密者还可能是某个受到指控的人,为了自己活命而孤注一掷、信口开河,不惜栽赃诬陷自己的仇人,向其大泼污水,肆意攻击。但是告密者并不都能因此而被赦免。

《使女的故事》剧照

我们被告知,这些男人就像战犯。就算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合法的,也不能作为借口:其罪行是有追溯效力的。他们既已犯下了暴行,就必须绳之以法以告诫他人。尽管这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在如今的日子里,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只要能幸运地怀上孩子,便决不会不让孩子降生。

我们理应对这些尸体满怀仇恨和蔑视。可我的感觉却并非如此。这些挂在围墙上的尸体是时光旅行者,不合时宜的人。他们从过去来到这里。我对他们的感觉是一片空白:我所有的是不该有的感觉。我还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因为他们中谁也不是卢克。卢克从前不是医生。现在也不是。

我注视着那个红色的微笑。这个微笑红得与赛丽娜·乔伊家花园里郁金香的颜色如出一辙,那茎部仿佛正在愈合的伤口的颜色。它们颜色相同,两者之间却并无联系。郁金香不是鲜血的郁金香,红色的微笑也不是花朵,两者无法相互比照,相互说明。郁金香不能作为怀疑那些人是否被绞死的理由,反之亦然。每样东西都是千真万确的实际存在。正是在这一片真真切切实际存在的物体中,我每日每天必须以各种方式选择我走的路。我费尽力气将它们区分开来。我必须这么做。在我内心里,我必须将它们分得一清二楚。我感觉到身旁的女伴颤抖了一下。她在内心哭泣吗?可在表面上是如何显得如此若无其事的?我无从知晓。我发觉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篮子的提手。我什么也不会讲出去的。

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

《使女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封面

本文选自《使女的故事》,已获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题图:《使女的故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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