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程颢、程颐）朱（熹）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安国治邦的圣典，成为官方哲学。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程朱的影响到处存在。

方学渐生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从小就受到极度发达的理学思潮的熏陶，“初年十三时，即有志洛闽之道”。

有理想，就有了奋斗的目标，要实现奋斗的目标，就必须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了探索理学的真谛，方学渐专心致志，孜孜苦读，求知治学；屡向赵锐、张甑山、胡效才、耿定向等人问教，聆听学者教诲，学有进益；同张淳、姚希颜、吴岳秀、任可容、颜素、邹守益、吕坤、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诸名士交谊甚厚，切磋学问，深得理学精髓，开拓学术新领域。他遨游学海，潜心理学，矢志不移，“学日精”；他殚心著述，四方讲学，阐明经义，“名益高”。

理学的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至朱熹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学主“即物而穷理”。在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程朱派对立。至明代，王守仁更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陆王派断言主观的“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本心”、“致良知”。但自北宋张载提出气一元论，已和二程不同。

方学渐与同时代一般的理学家不一样，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理学家。从他留下的哲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处理程朱派与陆王派的学术差异时，并没有采取调和折中的手法，而是主张“藏陆王于程朱”，将陆王所倡导的“先立其大”的心学理论注入到程朱惯用的一系列名词概念中，也就是说，运用程朱的理论框架来阐述心学的基本内容。

这样的话，方学渐的哲学理论在当时来说，绝不是前人和时人学说的简单翻版，而是内容独特，充满新意，别具一格，有着自己的学术观念。

方学渐在《庸言·善论》中说：“乾坤未辟，虽混茫无物，而实有元气默运其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在《庸言·崇实》中他则阐述了“元气默运”的原因：“鸿濛未判，其冥冥乎？其有尸居而权舆之者乎？凡有始者，必有所为始始也者，故虚之不能不实，造化之不能不实而虚也，吾何以征之，则以生生者观焉。”把运动的基因说成是“造化”，而“造化”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对于“理”与“气”的关系，方学渐说：“理，君也；气，臣仆也。”但又说：“气无所不充而御之者，理也。……此理字兼气而言，与性即理之理字，稍异。”他虽然主张“理”决定“气”，“理”是第一性，“气”是第二性，但他却认为“理”为第一性的存在是以流行于气或物为前提的。

《庸言·性善》中所论述的“理寓于气”的观点，明显有点唯物主义的倾向。他认为，“理”有充实的内容：“理是实理，事是实事；理而空之，非吾之所谓理也，事而空之，非吾之所谓事也。”

方学渐还进一步从对《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中，阐述“善”不仅有天地之德的宇宙本性，还有仁义礼智等道德的属性。他力主“性善”之说，评判诸子得失，融通阳明学与朱子学，促成理学在明代后期的新发展。

在他看来，儒家所讲的的“性”就是指“性善”，“性善”，是对“性之本原”的高度概括，构成“性善”的核心价值是实体的善，而并不是概念设定或者逻辑假设，更不是虚无缥缈。他说：

“性则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见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总归于善。释以空为性，虽谓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归之空；老氏炼神还虚，则又以气之清虚者为性，见益浅矣。儒所谓一者，理也，释所谓一者，空也。老氏宗一，则守中耳。守一滞于气，归一溺于空，总着一偏，孰若一理贯通万事，变化不测，而无所偏乎？”

他在《心学宗》中又说：“今人看实字太浅，但知实事之实，不知实理之实，遂谓真实不若虚空之妙。夫万事万物皆迹也，所以主宰万事万物者理也，未有实理而无实事者也。知理之为实，则知空虚之非矣。”

他认为，“性善”是“实理”，“性善”学说是真真切切的实学，这个“实”不仅能够在事实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更应该以实理的形式来支撑儒家的理论体系，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实事必须以实理作为最高主宰。只有这样，世人才能“顺性为善，尽心为善”，使自己的一意一念、一言一动止于善，不断提升生命境界，建立德业，改善生存环境，进而“善天下国家”。

方学渐具有顽强地独立思考精神，他反对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为学以“崇实”为旨，坚持“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强调“黯然实修”。这一“实”字，是方学渐的理学思想很有特色的关键所在，正是这一“实”字，从而使他的哲学理论，言之有效、持之成理，充满着自己的学术个性和识见。

方学渐在《心学宗》中还这样论道：“陆子之学，真切为实。或者疑其为禅，何也？陆子之言实也精，世人之言实也粗。以粗视精，故生疑耳。”他将陆九渊的心学理论视为对“实理”的阐述，极力反对朱熹等人将陆九渊的心学理论视为禅学的做法。

他在《性善绎》中又说：“赤子初生，口欲食，眼欲视，体欲安，意欲适，四者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乎？而理在其中，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他认为“理”是“天理”，“欲”则为“天性”，二者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这明显是对朱熹学说的核心“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背叛。

在当时宋明理学已成为社会思想意识主流的情况下和“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环境里，方学渐敢于直言自己的观点，其思想家的胆识和勇气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研究理学的拦路虎主要有二：一是《周易》。没有一个重要理学家不借《周易》以阐发自己思想的，因此必须搞懂《周易》及其发展。不懂《周易》，无法懂理学。二是佛学。不懂佛教及佛学的思辨方法，也无法懂理学。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周易》约成书于商末周初之际。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经文部分，称为《易经》，由六十四卦卦符（又称卦像、卦画），卦名，六十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六条爻辞组成；二是传文部分，称为《易传》，由《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构成。

它本是中国古代卜官在长期积累起来的卜筮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一部占筮书，也就是“算命”之书。但这部“算命”书中，包含着“古之遗言”，包含着古人的生存知慧，可以看作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

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这些大思想家们不断用他们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周易》，《周易》也就由卜筮之书变成了哲学的书，司马迁将它列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杨雄称赞“六经之大莫如《易》”。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大道之源”、“生命之水”。

《周易》文字部分只有四千九百字左右，但其博大精深超过其它典籍，是众多经典中，最难懂最难学的。不要说外国人将它称为“东方神秘之书”，就是中国人，甚至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常常是“望书兴叹”而谓之“天书”。

方学渐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清心寡欲的心态，埋头苦读《周易》，做到了“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都有下落处”，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以及三式、六壬、遁甲等卜算之术，对易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

他的易学思想深受传统象数学的影响，企图根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它与历代治乱、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将古今历学尽归于“易”，因而神秘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但是他也从积极方面吸取了朴素唯物主义宇宙生成论的观点，阐发了一些合理的可贵的思想。

02

方学渐（1540—1615），字达卿，号本庵，学者私谥明善先生。方祉次子，方大镇父亲，桐城桂林方氏十一世（中一房）。

他自幼沉毅颖敏，早习诗文，十岁便“为文语特惊人”，其学识为当时读书人所钦服。尽管他喜好读书，善于思考，勤勉奋发，学识过人，但在科举道路上却颇为坎坷。二十七岁才隶诸生籍，成为郡学生。三十一岁试为高等，“受诸生饩”。之后，居然“凡七试南闱不售”。直至五十四整岁仍以贡生身份入京应明经试，以期获得一官半职，进入当时读书人人人企盼的封建仕途。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方学渐入京应试。试毕返乡，路过大名（时其子方大镇为大名府推官），结识了知府涂公，二人相见恨晚，畅怀论学。语及自己治学心得，想想自己曾以讲学为生的往事，体味着自己读书治学的乐趣，遂引动绝意仕进、归里倡学和著书立说的念头。

方学渐为郡学生时，就与同乡张淳、姚希颜等人交游往还，结社论文，讲论学术。他联络布衣终生的理学名士姚希颜，于家乡共倡讲学之会，定期举行会讲。后方大镇娶姚希颜女为妻，二人关系更加密切。叶灿在《方明善先生行状》说，随着讲学活动的深入开展，桐城一带讲论之风，声势大起，远近流播，前来求学问教者络绎不绝，里中一半弟子出入方学渐门下。

方学渐从大名府回到家乡，创办桐川会馆。会馆堂屋内中祀孔子，左庑祀尊师张甑山，门额题“崇实”二字，以标示自己“剖击一切空幻”学说，崇尚朴质敦行的务实学风。会馆建成后，方学渐兴教倡学益力，交四方讲学之士，常“讲学桐川、秋浦间”，后又构至善堂、宁淡居，每日与志同道合者剖析性善、良知学说，阐发各自的看法与见解。

童自澄、赵鸿赐与方学渐是同门师兄弟，三人均醉心学术，热衷讲学。此时，童自澄以王学为号召，建“辅仁馆”于枞阳镇，以接纳四方讲学之士。赵鸿赐延集士人成立了“陋巷会”，“戒约衍新建良知之旨”。“桐川三老”兴教于家乡，同倡讲学，共树学风。在他们的感召和倡导下，一时远近地区竞相成立学社、讲会之类的学术组织和团体，在当地教育界和学术界掀起了道道波澜。

方学渐奔走于大江南北，时而赶赴各地会社讲学论道，广结良缘，交流思想，吸取营养；时而请来名流在桐川会馆开课讲论，一时名流荟萃，学者如云，文风大盛。随着倡学活动的蓬勃开展和方学渐理学思想的日益传播，方学渐的名字格外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瞩目，桐川会馆的名气也愈来愈大，前来顶礼受教者达数百人之多，就连陈嘉猷、王宣等一批异地学者，亦欣然拜他为师。

中国读书人每每羡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这一时期，方学渐四处讲学，客观上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学术视野，达到了“学问与游历以相资”的目的，深化了他对某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卷）中说：“当时（明万历年间）主‘性善’之说的，除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史孟麟等东林学派人士外，还有与管志道同出泰州学派之门的方本庵等人。”正是因为方学渐是“与东林诸公论学最合者”，因此“东林诸公”将他引为同道而大加赏识，称其“行方学粹”，“真老成典型”，誉其学术“砥柱狂澜”，为“孔孟之正脉”。

万历三十二年（1604），方学渐辑《心学宗》完稿，万历三十六年（1608），“先生（方学渐）之子鲁岳公（方大镇）来按我吴”，拜访东林诸君，拿出父亲的书稿相为示阅，当顾宪成、高攀龙、史孟麟诸君看着书中别具一格的新知新解的言论时，大为赞叹，颇为兴奋，他们不但为书题序，赠“同心之言”，而且还大力襄助《心学宗》等著作的刊刻梓行，“公诸同志”，加以宣传揄扬。

万历三十九年（1611），顾宪成、高攀龙等力邀方学渐讲学东林书院，方学渐“乃放舟而东下，安述之、汪崇正、吴畏之从行。以八月上旬发，二十有六日抵东林。惟泾阳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刘公楚、张公弦所、顾公白余诸君子实主会事。下榻，馆于邑中，诸名贤次第相见。幽讨剧谭，务寻学脉之所在。盖东林之学，以朱为宗，而朱学之要领，有超于传注之外者，考之往圣，参之近儒，未尝不会而通也。”

1611年八月二十六日，七十二岁高龄的方学渐终于同“私心仰慕已愈十年”的顾宪成、高攀龙诸君相见。他们在一起，讲“身心性命之学”，揭橥“慎独”为孔门不二心法，研讨“下学”和“上达”之间的关系，抨击“无善无恶”之说，指责佛老两家对心性的误读，倡导“实念”、“实事”的积极思想。凡学术问题无不涉及，常常论辩切磋至午夜时分。

方学渐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思路明晰，不同凡响。顾宪成对他极为尊重，以师事之。高攀龙读《性善绎》书稿，以序赠之。九月，他参加了规模盛大的东林会讲，随后在顾宪成的陪同下，到经正堂、传是堂、取是堂等学术组织交游讲论，直至十月之望才回到桐川会馆。

方学渐东游讲学取得了成功，他那“养深处厚”、“幽讨剧谭”的治学风采，他那为人的操守、广博的学问、敏锐的领悟和深邃的思想，一再令人叹服。“高攀龙尝举他与顾宪成并称”，一时，方学渐被“东南学者推为帜志”，名声远扬。

桐川会馆亦为世人所瞩目：“东林、桐川若岱宗与华岳，相望于千里之外，而中分大江以为重。”桐川会馆的影响之大与声誉之隆，致有将其与东林书院相提并论。

方学渐一生未仕，主持讲坛二十余载，为其心爱的事业而奋斗，直到1615年五月三日病逝。弥留之际，叮嘱儿子方大镇道：“汝毋忘会事……幸好为之。”仍牵挂着讲学之事。

03

方学渐是文章大家，他一生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桐彝》、《迩训》、《易蠡》、《崇本堂稿》、《庸言》、《桐川语》、《心学宗》、《性善绎》、《诗读》、《东游记》等。

《桐旧集》收其诗八首，多为绚丽壮美的山水之作，诗风宗盛唐，有人评其诗曰：“讲理学，而作诗无理学气者，在宋则刘屏山、朱晦庵两公，今又见明善先生矣。”他的散文亦独具特色，优美中透着文化的底蕴，内涵厚重，有清纯的自然美，浓郁的书卷气，使人回味无穷。

他所撰写的文章，思想透辟，文笔犀利，读后常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他的论辩文在内容指向上，强调自创新意，翻新出奇，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在论证方式上，偏重执一而论，明辨是非，发挥势如破竹之势，具有深刻的思辨性；在表达方法上，喜好引古证今，横说竖说，形成抑扬详赡的风格，具有强烈的感染性。他的论辩文往往极力在畅所欲言的议论之中，表达自身独特的思想，从而使其发挥独特的文化功能，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丰厚的文化价值。

方学渐教育子孙（弟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既重文化知识，更重道德修养，强调内在道德自觉与外部礼的规范。

他要求子孙，在立身处事时，必须自觉做到：“当勉者十，当戒者十。孝父母、友兄弟、和妯娌、训子孙、厚亲戚、礼贤士、慎闺门、勤职业、崇俭约、戢僮仆，十者所当勉也；毋忤逆、毋以贷财离至亲、毋以妾加妻、毋纳娼妇、毋姑息子孙，毋侈舆马服饰、毋滥交游、毋怠惰不职，毋博弈酗酒，毋为奴隶优伶以为先人辱，十者所当戒也。”

在人生道路上，应以儒为业，读书做官：“吾家素儒业，儒即多困而明道德，修身善俗，功固远且大也。……吾家三百年，无一吏，惟多儒生，子孙世习儒，吾之愿也。”在“居官”时：“宜守官箴，竭忠尽，其有执法获谴者，合族议贺；廉公致贫者，合族议助；以贿败者不许迎候，愧之也。”在交税时，应积极纳赋：“食土而赋，不供非忠也；当先期纳赋，以明好义。”

人好，一切都好，人不好，一切事都不会做好。方学渐的教育是以传播仁学，教人做人为中心内容，注重心性修养，强调学习做人全靠自己的高度自觉，又全是为了自己人格的提升和完善。

“世泽绵桐里，天香接桂林”。到方学渐以后，“桂林方氏”家族被当时文人学士称为“理学世家”。方学渐的言教、身教和心教，为他的弟子和子孙树立了榜样；他所订立的族规家训，为“桂林方氏家族”的子孙们指明了做人之道与人生的准则。

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三《方大镇传》云：“（方）大镇学有本源，尊父明善之教。”《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潘江《序》曰：“（方大镇）与高（景逸）、顾（泾阳）、邹（东廓）、冯（少墟）讲学首善书院，渊源其尊人明善先生之旨。”

方以智在《象环寤记》中说：“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苾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眥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地，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

方中通在《陪集》卷三《陪翁训子语》中说：“故男子一以耕读为业，女子一以纫织为工。夙兴夜寐，克谨初终，咀嚼菜根，滋味自出。此明善先生之训也。”

东方一代大哲方东美以自己是“桂林方氏”二十三世传人而感到自豪。

良好的家风氤氲人生底色。“桂林方氏”的子子孙孙们秉承忠君爱国，以孝立家，以儒为业，以修养为本的传统，自律自觉，克己修身，敢于梦想，顽强拚搏，奋发有为，立功、立德、立言。

自明以来，明哲辈出，代代相继。“其为官宦者，多忠于职守，或以公正清廉，或以气节称”。其做学问者，博洽古今，通贯天人，著述宏富，学术辉煌，影响深远。方氏家族因人才之盛“甲于皖口”而誉满全球。

钱理群先生对出自“桂林方氏”门下的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大褒大扬：“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04

方学渐集学问、思想、性情于一身，其学识、才能、人品历来被人们所承认、所尊崇。请看论者对他的评价：

方学渐，……万历间明经，不仕，阐明性学，该贯百家，著书凡数十万言，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诸集。同时如高景逸、顾泾阳诸先生，倡学东南，皆推公为帜志，四方学者多归之。……诗歌独宗盛唐。以孝友笃行。（《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潘江《序》）

先生（指方学渐）少而嗜学，长而弥敦，老而不懈。一举一动，一切归而证诸心。……见世之谈心，往往以无善无恶为宗，有忧焉。进而证之于古，溯自唐、虞，及于近世。摘其言之有关于心者，各拈数语，以见不睹不闻之中，有莫见莫显者，以为万象之主，非空然一物者也。……先生受学于张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

（他的思想），以明善为宗，以躬行为本，以崇实为教，（所以他）特创会馆，名曰崇实，所以救天下之虚无也。（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八）

（他的学术），揭性善日月，鹄紫阳、翼新建，崛淮盱、会稽诸杰后，确乎不可拔者。（方孔炤《宁澹语跋》）

方学渐德愈盛，心愈下，万顷汪洋。……余宪成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矣。盖尝读其《会语》数编，得言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学，士类向风。宪成宜循墙负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及宪成朝夕侍先生，则先生又时切提撕，不一而足。（方学渐《东游记》卷之二所附顾宪成《千里同声卷》）

是书（指《心学宗》）专明心学。……盖学渐之说本于姚江，故以陆王并称，而书中解“人心惟危”为高大意，解“不愧屋漏”为喻心曲隐微，解“格物”为去不正以归于正。大意皆主心体至善，一辟虚无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为附会。故其言皆有归宿。宪成序其首曰：“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盖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诸家犹为近正云。（《四库提要》）

先侍御（指方学渐）之学是谓正学，先侍御之教，是谓正教，独立而无所惑也，《已书》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小子不敏，窃鳃鳃然堂构之。（康熙《安庆府志》卷十六方大镇《桐川会馆至善堂记》）

始大镇父学渐，讲学桐川。大镇追述父训，及与同社诸人问答之语，诠次成帙，名曰《荷薪》。（《四库提要》）

（方孔炤）十年广家传之易，而以庚辰圜中与石斋黄公摹据者，阐邵申朱，著成《时论》。（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家君子（指方孔炤）辛未庐墓白鹿三年，广先曾王父《易蠡》、先王父《易意》而阐之，名曰《时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卷中《周易时论后跋》

小子（指方以智）半生虚过，中年历诸患难，淬砺刀头，乃始悟三世之易，虚舟子之《河》、《洛》，宗一公之疑信。（方以智《冬灰录·双选社传语》）

浮山大人（指方以智），具一切智，渊源三世，合其外祖，因缘甚奇，一生实究，好学不厌，历尽坎坷，息喘杖门，向上穿翻，一点睛而潜飞，随乘矣。（方以智《炮庄发凡》）

先生（指方中通）家屡世传《易》，《易蠡》、《易意》。……诸书盈尺，类皆发前人所未发。（方中通《数度衍》胡宗正《跋》）

桐城自嘉靖间何省斋倡学，其后方明善继之，闻风兴教者数十辈。（何唐开启的讲学端绪），至方明善先生益昌大矣!……（笪光宏和他的父亲），两世皆师事方明善。(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自序》)

先生（指方学渐）以布衣振风教，食其泽者代有其人。（方昌翰《方氏七代遗书·系传》所附的张英按语）

（方学渐）又纂修《家乘》，捃摭十馀年，谱十二世，二十四卷，世迹灿然。（《方氏七代遗书·系传》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

（方学渐）砥砺名节，讲贯文学，子弟孝友仁睦，流风余韵，皆先生之榖治也。（徐璈《桐旧集》卷一）

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浚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也。（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五）

由以上评价不难见出，方学渐的学说、方学渐的文章、方学渐的儒学精神和实践，不仅仅在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中得已发扬光大，而且对推动当时学术和教育的发展、实学思潮的兴起、桂林方氏家学和当地重文尚学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兴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主要引用、参考资料：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

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

顾宪成《千里同声卷》

方大镇《桐川会馆至善堂记》

潘江《桐城方氏诗辑•序》

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

寥大闻等《（道光）续修桐城县志》

白寿彝《中国通史》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

吴道良《方学渐布衣振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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