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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王安石变法”背后的宋朝经济,历史书不会告诉你

一、

1068年4月,宋神宗第一次见到王安石。

早在当皇帝之前,他就经常听身边人说一些犀利的观点,关于朝政、经济、社会......好厉害的感觉。

当他虚心求教时,才知道那些观点全部来自一个人:王安石。

彼时,王安石只是外地小官。

22岁考中进士后,他没有争取留京指标,而是背起包袱走向地方,那是最接近泥土的第一线。

26年来,王安石在基层努力工作,发现了很多帝国的病灶。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也就算了,反正是熬资历,不影响升迁。

他不行。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王安石给每一个病灶都开出了药方,而且都能药到病除。前人们使用过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又被他试验过无数次。

于是,他向朝廷分享自己的经验、方法,建议在全国推广。那些年,宋仁宗被接班人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理他。

事情虽不成,却已经名满东京。

宋神宗登基几个月后,就把王安石召回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那天散朝后,宋神宗把王安石单独留下。

私聊。

王安石说:“陛下,大宋药丸......士兵大多是无赖,官员尽是庸人,至于理财不说也罢。幸好周边国家也是半斤八两,要不然真不好说。”

然后斩钉截铁的抛出结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皇帝有雄心,大臣有方案,干吧。

“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大幕。

二、

宋朝穷。

不是说宋朝GDP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朝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造成财政匮乏。

宋朝继承了后周的一切。

但凡一个国家是继承而来,那么免费获得国土、权力的代价,就是连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过来。

不能只占好处,不付出代价,对不对?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建立大宋,免费继承了后周的国土、官员,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

后周的官员留在岗位上继续发热,在统一战争中为了减少反抗,南方十国的官员也大多留下来。

不仅是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就连团练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设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么官都有。

此时,北宋朝廷是一锅大杂烩。

“冗官”的积弊,开国时就有了。

文彦博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

无非是分享利益。

在宋朝,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

从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也荫庇了几十人。

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宋朝官员的数量急速膨胀。

宋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宋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很高。

据史书记载,宋朝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就能达到12000钱。

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

都说宋朝是读书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着高福利的宋朝读书人、官员,已经成为威胁肌体健康的恶性肿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宋朝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东京。

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宋朝逐渐形成辽国、西夏、东京三大重兵区。

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宋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宋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

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妇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旅游啊?

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教科书上把“冗官、冗兵、冗费”说的干巴巴,可一旦设身处地的想想,真是不寒而栗。

宋朝经济再发达,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三、

宋朝的花费很大,可收入却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唐德宗施行“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只收取地税和户税。

根据土地占有量和财产多少,来交税。

后来因为家庭财产根本没法统计,只能盯着看得见的土地,所以“两税法”逐渐只征收地税。

为了扩充财源,唐朝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

这一切都被宋朝继承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

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

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国家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宋朝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宋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

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

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

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宋朝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宋朝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

可在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宋仁宗末年。

几年后,宋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副惨淡光景:

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

可朝廷开销却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

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宋朝,可真是穷到家了。

就在这样的局面中,王安石走上历史舞台。

四、

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会面临一个选择:

变法。

开国初期是一张白纸,即便白纸上已有笔墨痕迹,但由于战争、天灾等因素,依然有大片空白可供功臣们作画。

经过百年太平,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白纸也即将被填满。变法,就是和利益集团争夺生存空间。

如果成功,王朝寿命可以再延续百年。

比如汉、明、清......唐朝没有闯过去迎来“安史之乱”,但之后痛定思痛,在藩镇割据中依然可以走过150年。

如果不成功,王朝寿命就进入倒计时。

比如宋朝。

彼时,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王安石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

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老梗,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出钱免除劳役,官府再雇人干活。

王安石希望用国家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狠,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也确实带来丰厚的红利。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

熙宁6年,西北军收复5州,扩地2000里。

但也到此为止了。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外表,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五、

马克思曰过:“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资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

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

王安石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劫富济贫。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是在产业革命之前,世界财富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就只能洗劫利益集团。

从来不会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王安石。

很不幸,宋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现在冒出一个王安石,怎能容你?于是,所有人都实名反对变法。

司马光公开批评王安石:“这样不行啊。”韩琦上书否定变法,富弼辞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

面对这样的攻击,宋神宗扛不住。

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实也能理解:“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王安石,到底该怎么取舍,其实不难做。”

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后代的幸福。

如果有一个强力君主支持,王安石就能成功吗?

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商鞅、杨炎、刘晏都不一样。他们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阶层,或是重建财政来源。只要有强力君主支持,是可以办到的。

而王安石是用市场来调节。

根据现代商业的经验,想要完全市场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机构。存钱贷款找银行、损失理赔有保险,对不对?

按照变法内容: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法令,应该由银行、国企来执行,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信誉,做为官府和农民的中介层。

甚至买卖都需要繁荣发达的工商业来配合。

变法的一部分内容,本质上是商业行为。

可宋朝毕竟是古代王朝,没有先进的金融机构,除了垄断专卖,也没有繁荣的工商业,只能交给官吏来执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导商业行为,往往会产生腐败、粗暴、和强制性摊派。

比如青苗法,官吏怎么能知道谁需要贷款呢?

如果不是需要贷款的农民主动,即便他们一家一户查找,官吏也不会知道到底把钱借给谁?再加上指标摊派,随便找几个人拉倒。

需要的人借不到钱,拿到钱的不需要。

真是缺了大德了。

归根结底,这部分法令太超前,宋朝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兼容。

就像一台90年代的电脑,都老掉牙了,你非要拿出来玩最高配置的王者荣耀、绝地求生......不死机才怪。

没有强力君主支持、没有金融机构,不论是地税或理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没有错,只是生错了时代。

六、

变法,往往会引起党争。

当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朝廷重臣都反对变法时,王安石只能寻找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的帮助。

两派人围绕变法斗的腥风血雨。

有的人是理念不同,大部分人只是单纯争夺利益,权力、地位、家产、土地......每一项都值得以命相搏。

何况,他们各自身后都有庞大的追随者。

每个人都被洪流推着向前,身不由己的走下去,不能后退半步,直到角逐出最终的胜利者。

只是,那时已经错过了变法的最佳时机。

司马光经常批评王安石,有一条其实很搞笑:“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表面来看,地域黑实在不符合司马光的修养。

可如果把党争放到利益之争中,就明白了:只要把对方打到,不惜一切代价。

日积月累,新旧党争都成了惯性。

于是,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启用司马光,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复辟,随后向太后扶持旧党,宋徽宗扶持新党蔡京。

高层不稳,政策没有连续性,什么都干不成。

宋朝就在“新旧党争”中折腾,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再加上宋徽宗奢靡无度,宋朝就是神仙也没办法。

时也,命也。

七、

60年前,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国家能太平无事,只是辽、西夏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而已。”

言犹在耳。

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起兵、灭辽、攻宋一气呵成,再也不是当年比烂的时代了。

1127年,开封城破。

宋徽宗、宋钦宗、皇后、亲王、公主、驸马和满朝文武,全部被押送到北国。还有女伎、工匠、宫女,共计几千人。

4月,到达黑龙江会宁府。

徽钦二帝、宗室、后妃、公主全部袒露上身,披着羊皮,在完颜阿骨打的庙前行牵羊礼,有人因受不了侮辱而自杀。

千里之外的中原,享受170年朝廷福利的士大夫们,也被金兵肆意屠戮,犹如砧板上的猪羊一般。

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是失败者。

这一切在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就早已注定。但在60年前,宋朝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所有人都没有珍惜。

当时站在三岔路口,天空依旧像往日一样沉闷,当时还以为只是漫长时光中的普通一天。回首看,命运已转弯。

1127年春天,大地尚未回暖。

从白山黑水到长江大河,一片人间腥膻。天空中,传来一个老人沉重的叹息。

无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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