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村陈氏祠堂有联——

上联：“四朝循史高祖一品当朝相继四巡抚十六州府四十三县令”

下联：“五代连科玄孙三元及第共揽三翰林中八进士三十二举人”

道明陈氏家族五代连科的盛况和历任官员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的宦史。

当时，有一副对联写他的家——

高祖当朝一品

玄孙及第三元

陈宏谋生于1696年，卒于l771年，原名弘谋，因避讳改“弘”作“宏”，字汝咨，号榕门。从小立志“为世人所不能作之事”。雍正元年(公元l723年)乡试第一，同年中进士。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至乾隆三十六年(公元l771年)，总计为官42年，外任35年，历3府、l2行省，21任官职。乾隆二十九年(公元l764年)入阁，先后为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l769年)春病重辞归，病逝于山东兖州途中。在江苏任职时，奖廉惩贪，清结案牍，剔除积弊，改善社会风气，治水利民。在云南设立义学700余所，济世利民，开垦荒地，广种杂粮，设社仓以备灾荒之年；鼓励云南人广开铜矿，发展经济。在天津注重治水。在江西治平水患，造桥便民，充实仓储。在陕西教民灌溉，注重农桑，修治古陵，保护文化。在河南堵塞黄河缺口，筹办豫苏河工，倡种堤柳。在福建解除商船载米限制，准久居外地人回籍，严定结讼期限。在湖广时期严禁在洞庭湖壅水为田，运仓谷济江南，弹劾杨灏，缉治盗匪。为官一生，政绩卓著，一生著书150多种，主要有《培远堂全集》、《五种遗规》。

陈宏谋的事迹史树有记载，《清史稿》中对他的评价说：“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古所谓大儒之效也。”雍正11年(公元l733年)陈宏谋出任云南布政使，得知家乡的广西巡抚指使因罪而被罢免的官员虚报开垦荒田的数目20余万亩，邀功请赏，加重地方百姓赋税。陈宏谋忧心忡忡，立即上奏皇上，弹劾广西巡抚。雍正派云贵总督尹继善前往调查后，追缴了冒领的工本费用，但老百姓的赋税没有得到减免。于是，乾隆二年(1737年)，陈宏谋再上奏疏，请求减免当地百姓赋税。皇上派了两广总督鄂尔达赴当地调查，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广西总督又调升至刑部侍郎，他在朝廷为自己狡辩，指使地方官僚用权势恐吓当地百姓，百般阻挠办案。陈宏谋眼见故乡人民遭受贪官酷吏的压榨，不顾自身安危，第三次上奏皇上，恳请查明真相，严惩贪赃枉法之徒。不久，经查明，广西所报新恳田亩多是虚假之数，乾隆皇上降旨，悉数减免虚报之田亩全部赋税。有关的官员也受到了降职或罢官的处罚。

由于清朝规定，本籍人不得在当地方作官，更不能插手本地政务，而陈宏谋三次上奏，犯了清规，乾隆皇帝以“粤人陈粤事”之罪，给予他“降官二级调用”的处罚。但陈宏谋虽然自己官降两级，但为广西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陈宏谋官居一品，身列揆席，可谓功成名就，但他并不沾沾自喜，盛气凌人。他既有明道济世之抱负，深知明道有赖于学习，故于读书问学，丝毫不敢懈怠。曾说：“学问须看胜似我者，境遇须看不如我者。昔年爱此二语，书之座间，嗣是三十余年，益觉道理精当，无所不包，亦确乎不可移易。倘境遇看胜似我者，则怨尤忮求，无所不至：学问看不如我者，则骄傲怠惰，亦无所不至。学术人品事功，出乎此则入乎彼，以此为人鬼关头可也。”他把读书求学，看作是一种福气，自幼至老，乐此不疲。晚年，他在给其子钟珂的一封信中曾说：“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纵有往来酬应，稍可抽身，即亲书籍，丢荒半日，必要补足，才可谓之好学。吾向年觉得外务皆可缓可缺，而每日读书工夫不可缓亦不肯缺者，非不近人情也，心乎好之，乐此不疲耳。必如此才有进益。若待无事可做而后去寻书，或迫于尊长教命而后去寻书，成何读书耶!”

陈宏谋不但勤于学习，而且笔耕不辍。他为官数十年，公务不能说不忙，但留传下来的论著，可以说是极为宏富的。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辑。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1943年，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将陈宏谋的部分著述，编入广西乡贤丛书，由李济深先生题名为《陈榕门先生遗书》，铅印行世，颇便阅读。在这些论著中，他的理学思想，渗透于字里行间，既作用于当代，亦影响于后世。 （据陈宏谋百度百科 整理）

一、陈姓五代连科

横山村清代住有陈、龙、刘、李、骆5姓，陈姓为望族(今有陈、龚、刘、阳、黄、董、吴、张、严、韦姓)。陈姓原籍湖南，横山陈氏有碑记：“吾家有洞庭庙，相传始祖自楚迁粤。”又陈氏始祖墓碑：“公先世自明代由楚南迁居粤西临桂西乡横山村”。

第一代：陈宏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兄勤劳耕作供其上学。他刻苦学习，少怀大志，雍正元年(1723年)春，中乡试第一名(解元)。很多人为他高兴，他却为筹不到上京赴考的盘缠而不乐。这时有人对他说，本邑茶洞乡垠头村有一谢姓富豪，此人乐于助人积善，何不去找他借贷银两，日后再归还。走投无路的陈宏谋试着到茶洞垠头村找谢姓富豪，他二话不说，马上叫管家拿出几十两银子给他(陈宏谋后来还银予谢，谢说当时是送不是借，因此不收，陈赠“谢恩匾”一方，今存垠头村)。陈宏谋赴京参加会试，中第109名，参加殿试中三甲第12名进士。这是陈家第一代的科名。

第二代：陈钟珂(陈宏谋兄宏诚第二子，过继给陈宏谋为子)，乾隆六年(1741年)举人。侄子陈钟琛，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

第三代：陈宏谋孙陈兰森，陈钟珂长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西乡试第26名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会试中式第194名，殿试二甲第26名进士。侄孙陈兰策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

第四代：陈宏谋曾孙。陈兆熙，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广西乡试举人;陈元焘，举人出身;陈鼎勋，庠生。

第五代：陈宏谋玄孙陈治昌，清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陈继昌，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第一名解元，二十五年(1820年)会试中会元，接着参加殿试中第一名状元，为清代两个三元及第者之一;陈永昌，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举人。

从陈宏谋起，至陈继昌共历五代，在科举中，有状元、进士、举人多人，故称五代连科。（来源：桂林生活网）

二、重视读书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主张入世，追求读书出仕，求取功名，效忠朝廷。陈宏谋治宋代二程、朱熹之学，强调明体达用、知行合一，是清代的理学名臣。陈宏谋极重视读书出仕，视教育为“政事之本”，“人材之本”，堪称清代的社会教育家，其《五种遗规》为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的教材以及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清史稿》本传称陈宏谋“学尤醇”，其在家书中亦屡提读书之重要。如《家书》之一：“到家以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纵有往来酬应，稍可抽身即亲书籍。丢荒半日，必要补足，才可谓之好学。”陈宏谋告诫钟珂要好学，在照顾行动不便的大爹的同时，也要“执卷而侍”，不能够“拱手空坐”。又《家书》之二：“自总角受学以（］来，未曾一日无师，未曾一日不读书，更未曾有无书可读之苦。”陈宏谋希望长孙兰森能够靠读书出人头地，即使不中，亦希望其日后够做一个“可止可仕，有体有用”之人，“以学为基，切勿以世俗读书取科名之说泪乱其良知”，即所谓“学为己，仕为人”，流露出长辈对晚辈的另一番关爱，在封建时代实为难能可贵。

陈宏谋遵从父兄师友之训，“自幼苦志读书”、“视读书如性命”，终于位登极品，“更望后之才质可以读书，立志远大，毋苟安自足”。陈宏谋在信中亦时常现身说法：“近来所纂《学仕遗规》，无非此等议论。吾直以此为现身说法，并非老年功名成就，以此著述图博文名也。而尤先望十一侄、子大侄、松山辈，咸体此意而勉力行之，毋以名成利就便为好结果也”。陈氏家族这一重视读书之家风延续至其子孙后代，子孙接连中举及第。陈氏宗祠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四朝循吏高祖一品当朝相继四巡抚两八知府四十八县令”，说的是陈宏谋。下联：“五代连科玄孙三元及第共揽三翰林双四进士三十二举人”，说的则是陈宏谋的曾孙，即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陈继昌。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三元及第共十三人，陈继昌乃最后一个三元及第者，直可谓前有古人，后无来者。清代三元及第有两人，而陈继昌是其中之一。陈氏一门“五代连科”，无愧为“天下科举第一家”，成为广西科考史上之奇迹，至今仍传为美谈。

三、关注教育

陈宏谋一生都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先后编写教育论著达十多种，其中《五种遗规》最有代表性。该书从乾隆四年（1739）开始辑录，至乾隆八年（1743）集校刊刻，汇集了自汉至清约八十位名人学者的有关著述，其中有班昭的《女诫》，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童蒙须知》，王守仁的《告谕》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这是陈宏谋从自己的社会教育思想出发，根据对儿童、妇女、官吏、士人和社会上的工农百姓等各类人群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认识，对前人思想智慧发掘选粹，把前人的著作，经过精心选择，加上序言、按语等编辑而成的一部影响广泛的社会教科书。《五种遗规》是陈宏谋崇尚宋明理学的结晶，一经刊出，便流传极广，几乎成了当时社会教育的必读之书，陈宏谋也因此被称为雍乾时代的“大儒”，被后人尊为“岭表儒宗”、“岭南大儒”。

现代出版的书刊对《五种遗规》的介绍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在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时，收入了陈宏谋的《五种遗规》等著述多达五十三篇，其数量仅次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著述。清末，《五种遗规》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光绪二十九年（1904）制定的《中学堂章程》之《中学堂各学科分科教法》一节中，首条为修身科，即明确规定“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民国年间，《五种遗规》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

2001年，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出版了《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罗威廉是美国新一代研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陈宏谋这个两百多年前的清代汉族官员，竟让他花了十多年的心血进行研究并写成鸿篇巨著，甚至把陈宏谋的思想提到了“救世”的高度。此外，在法国、英国、荷兰等高校也有专家学者开展对陈宏谋的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西方学术界都流行着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停滞”的社会，罗威廉对此持反对态度。他把清朝中期以陈宏谋为代表的精英意识形态与当时欧洲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横向比较，从而把对陈宏谋的研究引向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罗威廉认为，陈宏谋的很多关于人和社会的认识与启蒙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他著作中涉及的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于是，罗威廉得出了结论：虽然陈宏谋并没有把一些思想观念发展到如同时代欧洲思想体系那样的系统和圆满，但也足以证明，清帝国对欧洲而言并非停滞和落后。更有学者认为，如果罗威廉关于陈宏谋研究的主要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反思、对落后原因的文化探索等，都需要进行重新认识。

陈宏谋作为一代“岭表儒宗”，不仅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其家族在科举文化上也留下了被后人称道的佳话。在陈宏谋家乡的陈氏宗祠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四朝循吏高祖一品当朝相继四巡抚两八知府四十八县令”，下联是：“五代连科玄孙三元及第共揽三翰林双四进士三十二举人”，横批是：“天下科举第一家”。这副对联，说的是陈宏谋家族中人才辈出，不仅陈宏谋以一品高官身为乾隆朝的当朝宰辅，而且多位后人连任高官，科考中其玄孙陈继昌“三元及第”成就辉煌，家族中更是“五代连科”，进士、翰林和举人层出不穷，陈宏谋家族堪称“天下科举第一家”。（ 《岭南大儒陈宏谋》是2010年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海英。）

四、创办义学

陈宏谋是一位讲求“诚正为本”的政治家，更是一位“讲实学、峙实用、办实事”的教育家。他以“教养”二字作为从政的根本，其中教育实践占了他政务工作的一半。他广设义学，整顿书院，躬亲示教，编印书籍，让边民有书读，使百姓广受教育。

清朝的地方学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义学，一为书院。陈宏谋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各有其用的。“书院则拔一省之俊髦，造就人才，敦崇实学，其掌教宜加遴选，务得学有根底者为之；学徒则取其资质可以造就者，不必尽系老师宿儒也。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以诗书之气，化其嚣竞之风。”在陈宏谋看来，义学主要是实施初等教育，使受教育者粗知文化；书院重在培养敦崇实学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各级官员。所以，陈宏谋在各地任职期间都十分注重义学与书院的改造和建设。

《全滇义学汇记》记载了陈宏谋在云南筹办义学的经过。雍正十一年（1733），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他上任后到各地视察义学的兴办情况，发现有的义学名字尚在，却已停办多年；有的义学只设在城镇，而附近的乡村则没有；有的义学赖以生存的田产被侵吞；有的义学原先尚有房舍，现在却已年久失修……看到这种种景况，他感到自己“化育之仁、教养之切”职责的重大，于是“殚心筹划，檄机交驰”，一方面呈请“两台”财物支援；一方面深入实地，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了解，现场出谋划策，疏通关系，解决问题。义学布局不合实际的，他就把该增的增，该移的移；义学赖以生存的田产被侵吞的，他组织分管人员清查追究，把义学田产找回来；义学馆舍破烂不堪的，他发动捐资，重新修整；新建的义学，馆舍难以解决的，如果附近有寺院可依，便立刻暂借；义学原有的田租多寡不一，他说服主管人员，实行统筹安排。馆舍、资金问题解决了，他又延请师资，刊印教材，无偿发给学生。他这种至诚的工作作风和效率，深深感动了下属和乡民。于是上下同心共济，或筹增经费，或措置田产，士民亦闻风而动，捐助钱财。这样一来，原来教育比较落后的云南义学建设便很快推行开来。

清代时的云南全图

后来，陈宏谋发现有些地方仍然未办义学，又于乾隆三年（1738）发出了《查设义学第二檄》，同时拟定了《义学条规》，规定了师资、教材、奖励和经费四方面的内容。《义学条规》规定了义学在师资上要强调严格选调，条件好的义学要聘请举人、贡生中“立品端方，学有根底”的人任教，条件稍差的学校，可以在本地的生员儒士中挑选“诚朴自好，不与外事者”充任；义学在教材上注重严格选用，义学的教材除了《圣谕广训》、《朱子治家格言》外，还应该要选用其他的儒家经典；义学在奖励上要能起到鼓励优秀学生的作用，乡间义学的学生凡“资性聪颖，勤于课文，可以学文者”均可升入经馆并享受官府发放的补助，在城镇经馆中读书的学生凡“成才生员，文笔可选而人才又复可观者，由官府发给路费，送入省城投考书院深造”；义学在经费上要有保障，义学田产的田租，要由当地官吏收取，再分发义学使用，不允许义学先生插手，防止他们中饱私囊，更不允许乡村吏役私分肥己，地方官员调动工作，义学的经费要造册移交下任。

陈宏谋所辑之《吕子节录》书影

陈宏谋除了制定《义学条规》并努力确保教育政令实施之外，还从自己的“养廉费”中捐资办义学，为呈贡的11个区52所义学捐出1252两白银，为其买田置地收租，永供义学束修。陈宏谋还考虑到边远地区购书不易，倡议重刊了不少古今图书，分发给义学、书院，供士子阅读。其所印的书有《小学纂注》（附《童蒙须知》）、《近思录集解》、《参订古文详评注》、《孝经注解》、《大学衍义补辑要》、《司马文正公传家书集》等十余种。此外，他还命布政司重印《朱子治家格言》、《四礼》、《圣谕广训》等书籍分发各地，以减轻义学的负担。陈宏谋在任期内，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仅在雍正后期、乾隆初期云南就新建了六百五十一所义学，而且每所义学都得到捐置田产“以充馆谷”，教师配备也比较整齐。一时间，云南各府州县城乡的学馆林立，达到极盛。

云南的义学大多是在陈宏谋任内建立的。他后来回顾这段政务时，高兴地说：“自癸丑冬迄今，共得义学六百五十余处”，而今后“馆舍有常所，修补有常资，既稽考有法，亦劝课多方，庶几历久不废矣”。陈宏谋深知义学的创建来之不易，所以对教育的长远效果更是充满希望。他说，云南的普及教育达到此程度，“虽不敢谓化民成俗，即于是乎在，而功不期其速效，久自介以观成。嗣今以后，千百人中，岂无一二人卓然成才，可以为王朝之用乎？是则区区之心，所望于他年者也”。后来，云南共有八百零八人考中文、武进士，九千九百零六人考中文、武举人，一百四十四人为赐进士、举人，此数目已超过清代以前历朝云南科举数的总和。陈宏谋发展云南教育功不可没。

义学的性质是介乎官办的社学与民办的私塾之间，属于民间投资和官方补贴的基础性、普及性和义务性的初等教育。雍乾时期，全国各省都在兴办义学，但成效却远逊于边土的云南。比如广西，《广西通志》记载，自康熙二十年（1681）永安州创建第一所义学以后，历任布政使及各府州县行政当局也都很重视，据统计，全省在康熙年间共建义学五十八所，雍正年间建义学二十五所，乾隆年间建义学二十八所，九十四年总共建义学一百一十一所，而陈宏谋在云南仅用四年的时间，义学发展的数量竟是广西三朝总和的六倍，这样的发展势头，即使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天津地区相比较，也是不遑多让的。乾隆三年（1738）陈宏谋补授天津分巡河道。他在天津视察邻近州县的教育时，就曾以云南发展义学的事例，隐约批评了天津盐山县对待义学只图表面，不务实际的虚假作风。他说：“乾隆三年春，（余）奉命来巡津河两都之地，念兹密迩华光，人文鼎盛，非远服可比。而教之不可一日不修，学之不可一日不设，其责正同。下车后，檄行所部，窃谓圣天子敦从教化，培育人才，有长民之责者，诸所为训型化道之事，宜如何锐意振兴，详加擘化，以求实效；而不仅沾沾于筹书期会，循日行之故事，忘治化之本图也。”

从视察天津盐山县义学所得到的印象，陈宏谋意识到，一个地区教育的兴废，并不完全取决于贫富和原有的教化状况，关键是当地主管教育官员的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云南和天津就是鲜明的对比。从此，每任职一地，陈宏谋就首先实地考察教育现状，考察的内容包括：“士子读书勤惰、多寡如何？府县应考童生若干？应文武乡试若干？乡会试中式多寡如何？境内有无书院、义学？现在有无馆师生徒？何项经费若干？”当地教育行政官员必须逐项详细汇报。其次，陈宏谋认为教育不是一两人就能办好的，必须经常做下级官吏的思想工作，要不厌其烦地宣讲教化的意义和办好义学的重要性。他曾说：“化民成俗，教学为先；兴贤育材，致治所尚。古者于国学之外，又有党庠家塾，以分教之，使天下无不学之人不学之地。所以造就人才，移风易俗，意甚盛也。地方各官，有牧民之责，专化导之司。四境之内，幅员广阔，既不可刑驱而势迫之，又不可家至而日见之。语及于教，事若有所难行；苟握其机，势尤处于易遍。莫如择其教之之人，多其教之之地，广其教之之法，使其星罗棋布，处处有向学之人，庶野市农村，在在皆率教之事。从此日就月将，俊秀者可以泽躬于尔雅，耳濡目染，椎鲁者可以渐娴于礼义，成才者可资以进取，童幼亦端其蒙养。义学之设，诚教化之枢机，而地方之要务也。”

陈宏谋对义学情有独钟、终生为任，不仅仅是热心普及教育，还有改革传统基础教育的深层用意。因为义学的出现不足百年，在此之前承担基础教育的机构，主要是官办的社学，而且即使是提倡义学以后，各地的社学仍然大量存在，似乎形成了与义学并举的“双轨制”。陈宏谋对社学历来被纳入科举轨道，失去普及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性质极为反感。他曾说：“社学之设，最有关于教化，故历代皆重其事。自后以文辞科第为学，所谓社学，不过聚徒诵读，遂谓作养夷举，其子弟日习于浮薄，师长徒尚夫矜饰，名实不符，上下相蒙，不但不能成就子弟，淳庞之性由此而丧，良可叹也。”他十分赞赏明代教育家吕坤提出的基础教育应当以素质教育为主的观点，社学应该是“不因科第而后读书，不必作文而后为学，因人立教，即知即行”。就是说，与小学生讲书，就要贴近他们的实际，书上的话与他们相干不相干？能学不能学？句句要落到实处。再对他们讲几个可戒可法的故事，“令之省惕，他日违犯，即所讲之书责之，庶几有益身心”。

古紫阳书院

陈宏谋就是按照这个设想办基础教育，除社学之弊，张义学之利的。

清代紫阳书院的课卷

书院是地方培养中高级人才，进行学术交流及研究的重要场所，相当于现代的地方高等教育机构。清廷为笼络控制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对书院的建设，将所有的书院（包括私人办的）实行官学化。陈宏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参与对书院的改造和建设。他一方面整顿原有书院，从经费、招生、教学秩序及教育质量等方面着手，另一方面增设新书院，并就如何办好书院的问题，发布过一系列文告，强调指出：“书院为育才之地，必使人务实学，庶望士皆真才。”

在云南时，陈宏谋就要求各州县都设书院，主张不分夷汉，凡可造就之士，均可选入书院深造。这一举措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正如《清史稿·陈宏谋传》所赞扬的那样：“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他还督促下属官员执行朝廷的规定，有义务关心书院建设，参与书院讲课及考评，并身体力行，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时间到书院讲学、查阅学生课式文章，认真仔细地进行批阅和题解。

陈宏谋在历任十余行省封疆重臣的三十多个春秋里，经常利用公务之余，到书院讲学和指导学生作文，躬亲示教。早在云南时期，他就开始跻身书院的教学工作。滇南五华书院的生徒就曾聆听过他的作文指导；在江西，他“拨冗于万机之暇”，莅临豫章书院“讲论立身行己之道和文章性命的要义”，对于诸生的习作都亲自评判斧正，并以“甲”、“乙”标出等级；在福建，他常到鳌峰书院、试廉书院参加教学活动；在湖南，他亲自策划和创建了涟滨书院，“每与诸生相见，勉以力遵圣训，立志为己，文行交修，务除声利浮伪之习”，视察并讲学于白鹿洞学院，现还留有讲义，内容为《吾与回言终日章》与《回也其庶乎章》。

陈宏谋的至交葛搢书，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作为幕僚随其左右数十年。凡去书院讲学，葛搢书必随其身边。他说：“先生或阅诸生文，有不能尽得题理者，必为反复推明，作为直解，就正山长。山长皆宿学名彦，深于理窟者，亦各出意见，共相质证，以求悉当。大约以程朱为宗，间有先儒所未发，而阐明必根于理要。或有旧说同异，而条辨必析于至中，使书义虚神实理，谛当不易，旁推交通，纤毫无憾而后已。”这段话真实具体地反映了陈宏谋对书院教学的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主动征求掌教意见的谦逊态度，以及集体备课、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

在江苏，当时著名的江苏诗人、文学家沈德潜任紫阳书院山长，陈宏谋任江苏巡抚时，常去这位挚友任职的书院视察教学，沈德潜总是亲自陪同并聆听。沈德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潜居吴下，亲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阳。每当课士，辄与公接。公命题，必为讲义，剖析圣贤精蕴，毫发不爽，潜亦受公教益。”后来沈德潜有一次读到陈宏谋赴豫章书院讲课联系实际批评学生文风不正、故作古奥的讲义时，极为感慨地说：“士习浮华，正学久废，读先生策问及评语，可为痛哭。”

陈宏谋还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由他的孙子、刑部主事陈兰森搜集、整理成书的《课士直解》。这是他多年从事家课和书院课士的教案及讲义汇集。全书七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精读教材“四书”部分章句的启发诱导和精要的讲解；第二部分为策论的命题和讲评，这部分搜集了他在云南五华书院、福建鳌峰书院、闽中书院、江西豫章书院、江苏紫阳书院、广东粤秀书院总共三十多道作文题及大部分讲评讲义。

纵观陈宏谋的一生，他办了那么多义学，又热心倡导办书院；编写了那么多的教育著作，又提出了相当进步的教育思想，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岭南大儒陈宏谋》是2010年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海英。）

五、勤政务实

陈宏谋为官“上副圣训”，“下符民望”，为官数十年，所至有声，深得乾隆帝信任。《清史稿》本传称：“乾隆年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陈宏谋革新云南铜政，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理天津、河南、江西等处水利，疏河筑堤，修圩建闸，先后两次请禁洞庭湖滨私筑堤垸等等，可谓“劳心焦思，不遑夙夜”！陈宏谋为民办实事，体恤民情，素有佳誉。其致家人信札亦不忘政事，如家书之五：“入春以来，官况平安。圣眷如旧，每蒙召见，皆荷垂问精神，怜其老病，更望日就健旺，为国家出力。”此封家书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十八日，宏谋公时年68岁，已近古稀，老病袭来，其致家人信中仍想着身体早日健旺，好为国家出力，诚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如家书之十四：“家与国无二理也。朝廷设官非不多也，而不以为事为事，止图自了，以为得计，则民不受官之益，反觉多官之为累矣。直谓之无良心可也。”国家本是为民设官，然所设之官不为民办实事，只图自了，陈宏谋对此种现象表示不满。对此，陈宏谋在《家书》之十六表明自己做官的原则：“前此亲友及家中诸人，无不以我过于认真、太喜办事，幸而如此，尚有一一办就之事，十件中必有数件有益，可以垂之将来者，若当日一入官场即作‘自了汉’，只图己身不受烦劳，不耽干系，稍有烦劳干系，便不肯办，则今日岂能免于‘宝山空归’之悔耶？岂不辜负了我祖、父费心吃苦盘我读书，望我成名一场？更重负了皇上任用之恩，半生爵禄，一门之衣禄耶！且忆我自五岁入书堂，年年苦读，所读之书，句句讲求，所作之文，篇篇要好，幸而成名，只博此虚名虚位，饱暖一生而己。若论饱暖，命中注定，即不读书、不应考亦未即饥寒，岂可以受爵食即为了一生之大事耶？”正因为陈宏谋坚守这样的人生信条，一生勤政务实，因此才创下了显赫的政绩，世人有口皆碑。四、清廉自守陈宏谋 从《家书》看陈宏谋的经世思想

官场习气对整个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陈宏谋为官清廉，认为居官者要在思想上抵制诱惑，生活上要俭朴，他亦身体力行，极力倡导“以俭养廉”之风，堪称“康乾盛世时期的清官，宰相中的著名代表”。陈宏谋对当时官场的腐败痛心疾首：“若仅以因循陋习，了官场之故套，何以上副圣训，何以下符民望？”因此，他对于“凡切于近时之利弊、可为居官箴规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陈宏谋撰《从政遗规》，“惟奉兹古训，随时考镜，转相传布，以此自勉，即以此勉人”，希望从政者“推心、理之相同，以尽治人之责，而又参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则宜民善俗，或有取焉”。此外，陈宏谋在《在官法戒录》亦辑录了历代书传所载封建官吏的善行和劣迹并加以评判，既自警亦勉人。陈宏谋非但立言如此，行事亦然，家书屡载其清廉自守之事迹。如《家书》之五：“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吾得买二斤。从前诸公无银兑库，将票卖与商人自领，可净得银四百余两不等。今年人参壅滞，止卖得二百两上下。但吾尚须自己吃用，只得设法兑票领出，酌留自用，余者设法卖去。……太宰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又无来路，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决不肯到处告穷，向旧属借索，有损晚年志操，重负‘宁仅苦节称’之圣训也。”陈宏谋坚守苦节，生活俭朴，甚至得到了乾隆帝的赞誉。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陈宏谋时任苏州巡抚，赴山东接驾，乾隆御赐诗一章，诗云：“外吏中惟久，由来繁钜胜。体予视伤切，谓尔布恩能。必有远猷赞，宁为苦节称。金闾诚富庶，返朴最相应。”（清刻《陈文恭公年谱》卷一一）“苦节”、“返朴”可谓陈宏谋实际生活之写照。又如陈宏谋兄长九十寿辰之际，家人合计着请戏班到村子唱戏以示祝贺。陈宏谋致家人信说：“闻至期有演戏之举，如此上寿，远近难得，郑重热闹亦所宜然，但家乡非城市可比（贫乏艰难），一有唱戏之举，远近村坊不免受累，费财劳众，又非祝寿之本意。闻从前，于本村中每家酌帮钱米，以作款客之用，实为远近同乐又彼此相安。但恐此时家中未必能有此力量，仍不如乡下不唱戏为妥。”（《家书》之八）又《家书》之十二：“九月寿期，原拟概不演戏，并改口十月行之，所以省烦扰、节耗费耳，此吾素志也。……十二、十三、十四则自己请客三日，每日满汉贺客不下七八十人，竟须作五六日之戏！”陈宏谋为此深以为悔，足见其节俭之作风。《家书》之十六提及：“好名声是不可少的。至于‘利’字则不能强，亦不必设计苦求，命中原有定数。况天下未有官久而至于乏衣食者。只怕苦心求利，不顾声名，转至后来衣食不继，面目可憎，难以见祖宗，难以见亲友耳。”陈宏谋为官唯清，守廉终身，他在《熊勉庵宝善堂居格言》中说道：“今日居官受禄，须思当日秀才时，又须思后解官时。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俭。”认为“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内事。”可见，为官清廉，恪守节操是陈宏谋一生的处世准则。

陈宏谋的勤廉史绩后来被演绎成桂剧《大儒还乡》，该剧塑造了一个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的大儒形象。陈宏谋毕生为官，克勤于国，克俭于家，清廉于己，成就了其“大儒”之形象。当然，我们所期盼的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陈宏谋，更期盼现实当中有越来越多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的“陈宏谋”为国效力，为民办实事。 （据陈宏谋百度百科 整理）

六、重惜民生

《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亦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民生关乎国家之长治久安。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主流，其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为重民意，在经济方面则表现为重民生，在思想方面是重教化。儒家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的实际运作具有深刻的影响，构成中国传统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陈宏谋有“岭南儒宗”之誉，他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养民富民”，躬行力践，总是“以民心为己心，亦视官事如家事”，关心民生之事。他在《寄孙隽书》曾说：“吾辈居官，当事事从民生起见，计久远不计目前，尚实事不饰虚文，方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方不虚此生读书济世之志。”其《在官法戒录》亦云：“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陈宏谋一生心系民生，其致家人信札中曾为农事作了细细的交代，如《家书》之三有云：“今年谷多柜少，只得贱卖。乘此做些柜子，不可糟踏粮米！罪过！罪过！”情辞甚是恳切！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如此尤见陈宏谋重惜民生之心。

陈宏谋居官离家几十载，仅存二十封家书中就有多封念及家乡修桥之事，如《家书》之十二：“峰山桥极应捐修，三弟同心，如捐不足，吾们捐足，不必再令村众凑捐。更宜石块大而且整方为坚固，不可惜费。”又如《家书》之十三：“峰山桥动工否？起造之后，木石等物须加意收拾，以免损失。”《家书》之十五：“峰山桥动工，二三两分捐修。”陈宏谋以济世利民为己任，认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铺路修桥，造福子孙，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故《清史稿》本传赞陈宏谋日：“所至拳拳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陈宏谋“本爱民之实心，行惠民之实政”，心系民生之休戚，在今天仍然值得从政者借鉴。（据陈宏谋百度百科 整理）

七、谏诤贪官

陈宏谋的一生，是有胆有识的一生。他为官严正不阿，正直无私，敢于直言谏诤和弹劾奸佞，一生为官清正，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从不谋取私利，苟且为官。

陈宏谋敢于弹劾奸佞，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三次弹劾广西巡抚金。

金在广西当了近八年的巡抚，为了取悦朝廷，巧立名目增加广西赋税，上奏请求允许在作为边远省份的广西因事去职的官员可以开垦新田并以其上缴的税额作为现银的办法再次得到官职。朝廷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能使一部分去职官吏能够重新发挥作用，予以批准。金于是鼓动已罢免的官吏从事开垦，以所增加的粮赋作为复官的捐费。一些急于复官的人便与在职官吏勾结，并不真正开荒，而是将各州县有余的熟田作为新垦之地虚报，面积达二十余万亩。金上报说广西一共新垦了二十余万亩田地，其实田亩不增，税赋额却大大加重了，广西百姓苦不堪言。

雍正后期，陈宏谋了解到广西巡抚金虚报垦荒亩数，不顾自己身为云南地方官不能插手其他省的事务和在职官员不得干预原籍地方行政的禁令，毅然上疏揭发金害政伤民的行径：“止就各州县求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请求雍正帝派员查处，以解民于倒悬。雍正帝接到奏章后虽有人提醒“陈宏谋粤西人言粤西事违犯朝规”，但雍正帝认为“陈宏谋处事一向识大体，其所陈之事似有根据”，当即命当时的云桂总督尹继善将陈宏谋所奏之事查实后上报。由于当时已升迁为刑部侍郎的金秘密勾结广西的地方官员从中阻挠，使此案久不能结，最后尹继善只能向上奏请将广西一些地区虚垦田亩冒领的工本费追缴，而粮赋不减。此案不了了之。

三年之后，乾隆元年（1736）的六部会议中，有人乘乾隆帝刚刚登基不熟悉国政之机又将此事提了出来。于是朝廷决定再一次调查，命令由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金详细勘实，金却乘机为自己大肆翻案。面对这种情况，陈宏谋眼看家乡农民遭受金虚报垦荒田亩数字而加重赋税之害，上奏后金又指使地方官借口复丈田地来吓逼农民假报以抵其虚报之数，弄得人心惶惶，欺君害民的金却逍遥法外。陈宏谋决定将此案继续上奏乾隆帝，“只此旧田，重纳新粮，实恐民力难支，逋逃不免。请将所增粮赋尽数豁除”。乾隆帝接到奏本后下令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广西巡抚杨超曾查实上报。

此事又过了一年，仍无结果。陈宏谋又给乾隆帝连上了三道奏章，力劾金。此举激怒了乾隆帝。调查结果尚未得到，乾隆帝已认为陈宏谋是个不听朝廷旨意、挑起朝廷争议的人，并听信了已任刑部侍郎的金等人的谗言，怀疑陈宏谋作为广西人屡陈广西事，会引起广西官绅毁谤朝政，遂降旨切责：“从前陈宏谋奏广西借垦报捐一事，与金所奏互异，朕已谕督臣鄂弥达、抚臣杨超曾秉公确查，毋得偏向，目今尚未复查，而陈宏谋又复具报渎陈。陈宏谋身为滇省藩司，此并非伊任内之事，其始初奏犹云据己知而直陈，以备采择。既降旨交与他人查议，则伊事已毕，唯有静候，无再言之理。乃伊不待督抚议复，而又渎奏，竟俨然以为不如伊奏不止者。是诚何心？且伊为粤人，即所言尽是而从之，犹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况未必尽是乎？殊冒昧之至。着交部严加议处。”将陈宏谋降职二级调用，在京候旨。但不久后鄂弥达等查清了开捐报垦不实的真相，金确实是欺瞒了朝廷，广西新垦田亩数多不实在，于是乾隆帝即将金所捏报的广西新赋如数豁免，首犯金和私派赋额的官员也受到降职罢官处分，借垦报捐的人议追捐费，这段长达六年的公案至此才全部解决。

桂剧《大儒还乡》剧照中的陈宏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陈宏谋任湖南巡抚。这一年湖南粮食大丰收，陈宏谋命湖南布政使杨灏调运仓储粮食三十万石赈济江苏淮阴府，又从湖南各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还仓，使粮食储备保持平衡。杨灏暗中做了手脚，侵扣谷价，损农肥私，每百斤谷价私自提成百分之一二十，共得金三千两，大大捞了一笔。陈宏谋自从被他保荐的长安知县董三锡犯贪污罪受牵连后，便对属下官吏严格考察，特别是涉及钱财方面的事，更是抓得很紧。他每年经手大量赈灾粮款，对所有的人都严加管束，时常审核进出账目，不让董三锡之流再有作案之机。这次，陈宏谋虽然命杨灏办理调运粮食和买民谷还仓之事，但并没有放松对钱粮账目进出的管理。当他一项一项查账，发现杨灏做了手脚，当即要求按察使夔舒追查。杨灏早已收买了夔舒，二人沆瀣一气，共同敷衍陈宏谋。后来，杨灏在陈宏谋的亲自追查下，承认了侵扣谷价、中饱私囊的事实，并当面拿出他贪污所得的一半奉送陈宏谋，以保过关。陈宏谋大怒，向乾隆帝上奏弹劾杨灏侵扣谷价、损农肥私之罪。乾隆帝又一次嘉奖陈宏谋“公正不瞻徇”，并在他的奏折上御批道：“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幸而喜悦焉。”经查实审判，杨灏罪属实，乾隆帝降旨将杨灏“坐斩”。此时陈宏谋正好调离湖南，杨灏尚未伏法，便托人多方活动。新调来的湖南巡抚蒋炳，上奏乾隆帝：“以灏限内完赋，拟入缓决。”请求改判杨灏为“死缓”。乾隆帝极为震怒，下令将杨灏立即处决，将巡抚蒋炳罢官，逮捕押送京师，论罪坐斩。蒋炳被押至京师后，乾隆帝考虑，蒋炳上奏之意乃在沽名钓誉，尚未曾受贿，便改戍军台，送到蒙古边境上充军去了。湖南按察使夔舒因劣迹斑斑，也受到了革职处分。

清代时的湖南全图

陈氏宗祠前的石碑

陈宏谋正直无私，力劾奸弊，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臣，受到多次攻击诬陷。他任外官三十五年，先后受到一次降职、五次革职的处分，但他毫不畏惧，誓不与奸邪同流合污，说他是有清一代著名的“清官廉吏”，是十分恰切的。（ 《岭南大儒陈宏谋》是2010年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海英。）

附录——

原标题：史事：临桂横山广西科举第一村 陈氏家族五代连科(图)

来源: 桂林生活网—桂林晚报 2016-08-14 08:20:00

核心提示：临桂区四塘镇横山村，因村前的上马山和村后的狮子山都向村庄横卧，故名横山。为清代大学士陈宏谋和三元及第者陈继昌的故里，明代立宅，地处丘陵，村左湘桂铁路过境，设有横山四级火车站，有公路通村。2013年横山村获中国传统文明村落称号。

陈氏宗祠

谢德裕 文/摄

临桂区四塘镇横山村，因村前的上马山和村后的狮子山都向村庄横卧，故名横山。为清代大学士陈宏谋和三元及第者陈继昌的故里，明代立宅，地处丘陵，村左湘桂铁路过境，设有横山四级火车站，有公路通村。200余户，1000多人，离桂林市区20公里 。2013年横山村获中国传统文明村落称号。

陈氏家族五代连科

横山村清代住有陈、龙、刘、李、骆5姓，陈姓为望族(今有陈、龚、刘、阳、黄、董、吴、张、严、韦姓)。陈姓原籍湖南，横山陈氏有碑记：“吾家有洞庭庙，相传始祖自楚迁粤。”又陈氏始祖墓碑：“公先世自明代由楚南迁居粤西临桂西乡横山村”。

五代连科第一代：陈宏谋年幼时家境贫寒，父兄勤劳耕作供其上学。他刻苦学习，少怀大志，雍正元年(1723年)春，中乡试第一名(解元)。很多人为他高兴，他却为筹不到上京赴考的盘缠而不乐。这时有人对他说，本邑茶洞乡垠头村有一谢姓富豪，此人乐于助人积善，何不去找他借贷银两，日后再归还。走投无路的陈宏谋试着到茶洞垠头村找谢姓富豪，他二话不说，马上叫管家拿出几十两银子给他(陈宏谋后来还银予谢，谢说当时是送不是借，因此不收，陈赠“谢恩匾”一方，今存垠头村)。陈宏谋赴京参加会试，中第109名，参加殿试中三甲第12名进士。

这是陈家第一代的科名。

第二代：陈钟珂(陈宏谋兄宏诚第二子，过继给陈宏谋为子)，乾隆六年(1741年)举人。侄子陈钟琛，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

第三代：陈宏谋孙陈兰森，陈钟珂长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西乡试第26名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会试中式第194名，殿试二甲第26名进士。侄孙陈兰策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

第四代：陈宏谋曾孙。陈兆熙，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广西乡试举人;陈元焘，举人出身;陈鼎勋，庠生。

第五代：陈宏谋玄孙陈治昌，清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陈继昌，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第一名解元，二十五年(1820年)会试中会元，接着参加殿试中第一名状元，为清代两个三元及第者之一;陈永昌，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举人。

从陈宏谋起，至陈继昌共历五代，在科举中，有状元、进士、举人多人，故称五代连科。

陈继昌坐像

陈继昌三元及第

陈继昌受历代书香熏陶，从小资质颖异，过目成诵，加之勤奋，博览群书，学业进步很快，成为四塘出类拔萃的少年。他参加县试考第一名，初露头角。嘉庆十八年(1813年)参加乡试，中解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参加庚辰科会试中第一名进士，中会元;接着参加殿试，中状元，成为三元及第者。在14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全国中出13个“三元”他是最后一个。陈继昌对此也非常高兴，他的书联图章刻有“古今科第名次十三”以记不忘。横山村的陈氏宗祠有题联：“祖父当朝一品，玄孙及第三元”，以示横山村陈氏家族在科举中的盛事。

陈继昌三元及第后，广西五大古文家之首吕璜评论说：“自隋设进士科迄今，千余年矣，而乡贡礼部试廷对皆第一，不过十余人，岂非数十年，数百年而见者耶?”大学士潘学恩特赠陈继昌一联：“畿辅为屏，越五百里;科名盖代，第十三人。”时任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今天桂林皇城门)端礼门上，建“三元及第”坊以示志庆。陈继昌三元及第是横山陈氏五代连科的顶峰。

陈氏官员四朝循吏

循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官、清官。从陈宏谋至陈继昌的五代人，历经了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他们在位时勤政为民，清正廉洁，被后人誉为四朝循吏。

雍正朝：陈宏谋雍正元年(1723年)中进士后，入选庶吉士，授检讨职、礼部郎中、监察御史、扬州知府，代理安徽布政使、云南布政使。期间广西巡抚金鉷为取悦朝廷，虚报垦荒三十余万亩，朝廷增加广西赋税，百姓苦不堪言。陈宏谋向皇帝弹劾金鉷作假，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乾隆朝：乾隆二年(1737年)陈宏谋再次弹劾金鉷“欺公累民”，高宗怒责其“粤人屡陈粤事”，将他降二级。有人也劝他莫多管广西的事。他说广西的事也是国事，宁可不为官也要为百姓谋福。陈宏谋再三坚持，朝廷终于查实金鉷“欺公累民”的事实。高宗降旨豁免由金鉷虚报广西垦荒三十余万亩所增的赋税，并处分了金鉷。陈宏谋计外任35年，历12行省，担任过21任官职。后调京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汉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乾隆赐陈宏谋诗刻碑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陈宏谋到苏州暗访政事民情，他化装为一落魄书生。有一财主见他眉清目秀，请他在家开个家塾，陈宏谋答应了。月余，财主九十大寿，宴请宾朋，苏州府大小官员来拜寿，财主奉陈宏谋上座。知府大人见一个穷酸相的秀才不让出上坐，心中十分恼火，但碍于主人的面子又不好发作，就想了一个法子来羞辱他。陈宏谋假装不见，上菜时，他显得很饿，狼吞虎咽的。知府大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议请教书先生书一联以助寿宴。财主叫孙子拿把扇子来，陈宏谋也不推辞，在扇子上写：“一甲搭半甲”。知府大人心里说两夹(菜)都有。陈宏谋又书下联：“福星伴寿星”。在场人有进士、举人，大家莫名其妙。财主请先生落款，陈宏谋书：大学士陈，笔还没放下，众人马上下跪，陈宏谋趁大家不注意时溜走了。后来苏州知府千方百计找到陈宏谋求饶，陈宏谋宽以待人，念他还廉洁勤政，就批评他不要以貌看人，并没有给他小鞋穿。

陈宏谋任地方官35年，在京9年，历任(兼任)10种职衔。任内他除弊兴利，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勤政廉洁，严惩贪腐，政绩卓著，是乾隆年间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陈宏谋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重视义学，认为义学是普及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所到之处大力兴办义学。他重视儿童教育，特别强调“人才之成，自儿童始”。还重视对女孩的教育，说“男女均不可无教，闺门为王化之原”。他提出了全面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所编撰的《五种遗规》在清末被审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课本，他对家教也有独特的见解。

陈宏谋著有《重订正史约》、《湖南通志》、《大学衍义辑要》、《培远堂全集》和《五种遗规》等。

陈宏谋孙陈兰森，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刑部郎中、南昌府知府、江西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在任职期间，致力政务。著有《南陔纪咏》、《庐就草》、《泛舟纪程》、《春信草》、《岭南游草》等，另主编有《南昌府志》76卷。

嘉庆朝：陈宏谋玄孙陈继昌，二十五年(1820年)三元及第后，任翰林院编修。

道光朝：元年(1821年)陈继昌仍任翰林院编修，在京任职3年，经历了嘉庆逝世、道光登基等重大的政治事件。二年(1822年)派任外官，典试陕西、甘肃、北京、察哈尔，任江西按察使、直隶保定知府、山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甘肃、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等。

陈继昌在任职期间，公正廉洁，弘扬教化，振兴实业，教民耕织，深得民心。晚年辞官归田3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去世。他生于乾隆盛世，荣于嘉庆末年，而死于道光衰落之年。他科举笔扫千军三鼎甲，惠政亲民克勤俭，诗赋文章称泰斗。著有《如话斋诗稿》、《礼学须知》等，还有考状元时的《殿试策》存世。

横山村陈氏祠堂有联，上联：“四朝循史高祖一品当朝相继四巡抚十六州府四十三县令”，下联：“五代连科玄孙三元及第共揽三翰林中八进士三十二举人”，道明陈氏家族五代连科的盛况和历任官员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的宦史。

附录——

李金兰散文之　体惜是一种境界

2012-04-01 来源：临桂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李金兰

令我领悟到“体惜”是一种境界的，是从临桂本土走出去的——被称誉为“理学名臣，岭南儒宗”的陈宏谋。

很小的时候，他就在一则故事里启发了我童年的心智。

故事说的是乾隆年间广西受灾欠收，民间缺衣少吃。当地官员为邀功讨赏，弄虚作假说广西垦荒二十余万亩，连年丰收。异地为官的他得知此事后，直言禀报朝廷。朝中派人来查，却没有结果。他知道不费些心思恐怕行不通。暗地里，交代了可信之人拿米汤掺上蜜糖，在京城官员视察途经的一座石拱桥上，写了“广西受灾”几个大字。后来，了解民情的官员过此桥，看见千千万万乌黑如墨的蚂蚁在桥石上写字，以为天意，惊得目瞪口呆。这才深入民间查访，事情得以水落石出。从此广西灾民得以减轻赋税休养生息。

说来轻巧，后来读书，才知道陈宏谋为了拆穿“垦田二十余万亩的谎言”费尽周折。事情从雍正八年（1730年）说起。这年，陈宏谋带御史衔任江南扬州知府的时候，获准从临桂四塘横山迎候父母来团聚。然而，谁能够预料得到呢？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父亲永别人世。更悲痛的是，雍正十年（1732 年）三月，母亲也追随父亲远别人间。这年八月，他请假并获准回故里，为双亲治丧。离家近10年，才第一次回家。他料理父母丧葬事宜时，目闻目睹了“垦田二十余万亩”的谎言。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三十八岁的陈宏谋被提拔为云南布政使。三月，他从临桂出发，过南宁，往云南就任。一团重重的心事跟着，怎么想都不痛快。“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莫萌事之行不去之心。”一到云南，他提笔蘸墨写起了奏疏，“……虚报垦荒，田地只仍此数，而赋额暗增，永为粤人子孙之累。宏谋回故里目击其弊，不敢缄默，据实酌陈。”事情禀报到雍正皇上那里了。可叹的是，一直等不到结果。再度密陈粤西二十余万亩垦田不实的事情，是三年之后的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了。转眼间，连皇帝都换了，事情依然搁着，悬着。他不相信事情会到做不下去的地步。乾隆元年（1737年）闰九月，他第三次向皇上疏陈粤西老百姓挑不起的“累”。这一次，乾隆皇帝自然是不耐烦了，觉得身在云南为官的陈宏谋，原本并非分内事，应该静候，哪有反反复复说来说去的道理？于是交办有关部门“严加议处，寻议降三级调用。” 幸好，这年十月，鄂弥达等查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这个秋天，在高原上行走的他，应该是深深地为家乡人长舒一口气吧。同年十二月，他奉旨进京侯命。史料记载，他离开时，滇中百姓依依不舍，空市相送。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堪称用心良苦。站在故事背后的，是发自内心的体惜，是源于对民间苦痛的感同身受，或者说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生事大。于是，在陈宏谋这里，体惜成了一种既忠君又爱民的大爱境界。忠君，所以无藏；爱民，所以无畏。他在雍乾年间任外官内宰的40余年间，主张“行其有利于民者，去其有害于民者。”走到哪，就开拓到哪。所到之处，对水利、农桑、河防、矿产、运输、社仓、义学都悉心考察，缕析筹划，辛勤实践，为官一任便造福一方，真正是做到了“不虚此生读书济世之志。”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个重教的人。清代，地方学校有书院和义学两种形式。陈宏谋认为，“书院为育才之地，必使人务实学，庶望皆真才。” “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以诗书之气，化其嚣竞之风。”为了振兴家乡教育事业，他曾捐资刊印了《十三经注疏》、《通鉴》、《通志》、《文献通考》、《小学正史约》及《五种遗规》等书，分发到广西全省72所义学和8所书院，供士子们阅读。甚至，在回老家料理父母丧葬事宜时，还在家乡办义学1所，并且亲自到书院和义学里讲学，指导作文，鼓励家乡学子勤学成才。此外，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他大胆提出让妇女接受教育，甚至专门编了《教女遗规》，说“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可独遗于女子也。”“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 足见其用心之真诚，思谋之长远。

后来，我在探寻陈宏谋的思想根源时，特别留意了他成才的环境与因素。陈宏谋家族世代均为自耕农，家境贫寒，他就一边跟父亲养鸭，一边求学，甚至去做小生意来维持家计。“吾父爱惜物力，最恶暴殓。百凡什物，安置如法，小物克勤，粒米必珍”。 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玉成”的他，在任吏部尚书职一年之际，写给老家亲人的信中仍万般感念当初家人供他读书的艰难：“更念父母当年生我取名‘成儿’，望我读书成名，有如饥渴，几同登仙上天之难。”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父母的体惜。

另一个让我感动的故事是，雍正元年正值科考，陈宏谋为盘缠发愁，左思右想，实在没有办法，就到距离他家20多公里的茶洞乡垦头村一位姓谢的启蒙老师家借，考中进士后，特意去还钱。老师婉言相拒：“借钱与你并非图报，只望你日后能做个好官，做个清官。”此情此景，一声“感谢”又怎么可以表达全部的深情。于是陈宏谋亲笔题写了“蘭玉家聲”的谢恩匾，表达对恩师如兰似玉德行的由衷感激。投桃报李，还在当地出资开设学堂，凡谢姓弟子一律免学费，学堂里出了不少秀才、举人和进士。

将心比心，在体惜的境界里，不可或缺的还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情怀。

附录——

寒门宰相陈宏谋“谢恩匾” 的由来

离桂林市最近的原始部落～临桂县茶洞乡五个山区村委会..._百度贴吧

茶洞有块陈宏谋“谢恩匾 屡获大奖的桂剧《大儒还乡》让人们认识了廉洁、勤政、刚正不阿的陈宏谋，临桂县是陈宏谋的家乡，民间流传关于他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在临桂县茶洞乡垦头村就遗存着一块“谢恩匾”，村民们说这里面有一段关于陈宏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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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垦头村，远远就可看见一座颇具古韵的门楼，一块上书“兰玉家声”的石匾就镶嵌于垦头村村头的门楼上，石匾记载着门楼已于道光三年重修，并有 “陈榕阁先生题赠”的字迹。门楼和石匾虽历经风雨但保存还算完好，石匾依然字迹清晰，对于门楼和石匾的来历，村民们如数家珍，都说石匾是陈宏谋题赠的“谢恩匾”。

【同期声】 临桂县 垦头村民 “兰玉家声”那四个字是陈宏谋先生亲自题送给我们的，（原来）哪个门是他出钱帮我们架（建）起来的，给我们一代代传下去。

陈宏谋的家乡横山村与垦头村相距几十里，在交通落后的清代，两村可谓“八杆子打不着”，村民们之所以敢将石匾称之为陈宏谋的“谢恩匾”是有原因的，据村中老人讲述，雍正元年正值科考，20出头的陈宏谋踌躇满志，但因家境贫穷，无法筹集赴考的盘缠，听说同县的茶洞乡有位谢姓大户人家为人慷慨仗义，特别爱帮助有才华的穷书生，陈宏谋徒步40多里，慕名来到茶洞乡找到谢姓人家说明来意，谢姓人家欣然应允，为其解决赴京考试的盘缠。

【同期声】临桂县 垦头村民 四塘这个陈宏谋到我们茶洞垦头（时），（垦头村）南寨这个老人家（谢中和）有点田（钱），他就喜欢读书人，他就拥护（支持）得很。

据说，陈宏谋高中后返乡，赶到茶洞垦头村还钱，谢姓人家婉言相拒，并对陈宏谋说，“借钱给你并非图报，只望你日后能做个好官”，但陈宏谋为答谢这户人家建起了门楼，以示不忘之恩，并门楼的大青石刻上“兰玉家声”四个字，借兰玉来形容谢氏家人高尚的品行。此后，陈宏谋还出资在垦头村开设学堂，凡谢姓弟子一律免费入学，为垦头村培养了不少秀才、举人和进士。

【同期声】临桂县 垦头村民 “兰兰玉”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兰、玉”是好的（高尚、纯洁）的事物，“声”就是名声是不是，（意思说）你这个家庭就是（拥有）“兰、玉”（一样良好）的名声。

【同期声】主持人：在垦头村大儒的故事还有不少，村民们都认为历史上他们的村子一定与这位大学士有着亲密的关系，也希望历史学家能到垦头村去，收集更多的素材和史料，使大儒陈宏谋能更加清晰的走入我们的视野。（2009-02-18 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