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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愿将一生献宏谋”!英雄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民族撑起整片天

作者:章世森

“我知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你们都瞧不起衣衫褴褛的我,但越是如此我便越要争气,做到一切你们认为我做不到的事,甚至我将会做得比你们更好。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向你们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拿回我们这个民族失去的荣耀。”

2014年1月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一位耄耋老者,以国家最高礼仪向这位科技战线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是此项殊荣在连续7年授予两名获奖者后,首次授予一名获奖者。他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个名字曾鲜见于新闻媒体,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有些陌生。

把时间拨回到近一个世纪前,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时代。于敏出生于河北一户普通的职员家庭,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压迫中求解放,列强的残酷暴行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江山如故,千村廖落。”他从小就立志向学、勤奋苦读,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为国效力、重振山河!

18岁,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得以走进大学课堂。那个年代,能够安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便是天堂,于敏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上空腾起的巨大火球,令大学校园里的于敏热血沸腾。“科学救国”不再只是埋藏在心底的梦想,顷刻间转化为学子的实际举动。于敏决定转系,纵身于奥妙的物理世界尽情遨游。他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和超群的理解力,让整个北大理学院为之惊叹,时任理学院院长张宗燧无比欣慰地说:“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神州大地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美帝国主义却自恃拥有核武器,肆无忌惮地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2年底,美国成功爆炸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后,毛泽东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此时,新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已汇聚了邓稼先、彭桓武、于敏等中国核领域的顶尖人才,他们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科研攻关的第一线。短短数年间,他们就在原子核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那个时候,两次世界大战虽已成为历史,但战争阴霾却并未消散,世界风云起伏跌宕,国际局势错综复杂。1953年8月,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1957年5月,在美国帮助下,英国首次进行氢弹试验。中苏关系破裂后,美苏霸权主义成为悬在中国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整个世界笼罩在原子弹和氢弹的乌云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赤裸裸地讲道:“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面对欺辱和威胁,于敏坚定地说道:“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要全力以赴研制出氢弹来!”

那一年,于敏34岁。他服从组织安排,从倾注了近十年心血的原子核研究领域,突然转向了研究氢弹原理。这一转,就是从此隐姓埋名长达28年之久。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氢弹研究完全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没有任何的外援指导,最基本的原理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于敏带领着科研团队,沉浸在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

历经4年多的刻苦攻关,理论研究终于有了一些眉目。1965年初秋,39岁的于敏带队赶赴上海,对加强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进行验证优化。上海拥有当时中国唯一一台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但其中95%的时间还要用来保证原子弹的运算。于敏和助手们就利用剩下的5%时间,争分夺秒地验证方案是否科学可行。1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埋头于数以万计的演算纸和计算机纸带,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终于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从而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响彻大漠,巨大的蘑菇云拔地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无数中华儿女激动、兴奋、情难自抑,而41岁的于敏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这位34岁就领军攻关核弹的“氢弹之父”,终于可以放下心头的沉石,安安稳稳地回家睡个好觉了。

一声巨响,宣示着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核盾利器,也让我国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顺利跻身于世界核武大国行列。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帧精彩画面。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在物质资源极端匮乏、生活条件异常困苦、工作环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凭着浓厚的家国情怀、顽强的拼搏精神,加上无可比拟的勤奋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科学奇迹。多年后,邓小平十分感慨地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此后,于敏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又率领团队走进大山,日夜无休地继续奋战在二代核武器的研发上,先后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1986年,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因遭受严重核辐射,不幸进入直肠癌晚期。他是于敏的亲密战友。那段时间,人们经常看到于敏出入301医院的身影。尽管病痛缠身,但邓稼先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与于敏一起字斟句酌地写下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正是这份极具前瞻性的思考建议,使得中国抓紧其后宝贵的十年时间,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走进于家,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客厅里的一幅大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于敏从小爱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有着虔诚般的崇拜。或许,他在精神上与诸葛亮也是相通的。多年后,人们还记得他曾和另一位科学家陈能宽站在荒漠里,你一句我一句地将《出师表》背诵到底,“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却对“中国氢弹之父”这个称号极力推让,正如他的内心独白:“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博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同时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短短24个字,却字字珠玑,力举千钧。那一年,已是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人民日报撰写回忆文章,细述中科院和“两弹一星”的历史,并以一个过来人和见证人的身份,呼吁“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请历史记住他们!”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本深沉厚重的大书。还有许许多多为了这项壮丽事业付出了辛勤汗水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科技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们,他们的名字现已无从知晓,但他们为之奋斗不息的崇高事业却历久弥新,越发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晚年的于敏,仍然时刻心系祖国的核武器事业发展,他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直到2019年1月16日,巨星陨落,国士无双。

“感动中国”组委会曾评选于敏为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并宣读了这样一段颁奖词:“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对于敏壮丽人生的生动诠释,也是对所有如于敏一般民族脊梁们的高度赞誉。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这些共和国脊梁们的牺牲奉献和砥柱中流,今天的中国人民才能健步走在康庄大道,今天的中华民族才能阔步迈向复兴征程。英雄的伟绩不应磨灭,英雄的名字应当谨记。我们绝不能忘记那段舍生取义、扎根戈壁的艰难岁月,更应该铭刻先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浴血荣光。

了却君王天下事,一生宏图在人间。于老,走好。您一生所愿,我们必将有成。斯人已逝,英名长存。向共和国的脊梁们致敬,你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我们继续向前奋进!他们那代人,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建立了新中国,让大家从心里上站起来了;于敏老先生他们那代人,战天斗地,为国铸器,牺牲他们一代人的幸福,让民族直起了脊梁,屹立在东方!英雄长已矣!但如何让英雄们留血不流泪,让他们未竟的事业千秋永续,是全党的责任,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义务,我们不但要継承更要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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