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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版萧峰、克隆C罗及其他

《女孩》

《普通女人》

《迪亚曼蒂诺》

圆首的秘书

前些时候,俞敏洪先生的几段言论在舆论场中引发了很多争议,女性地位、性别平等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女性的一大关切。从今年以来,性别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从电影艺术的角度上说,它又主要涉及两个分支问题:一个是两性权利的平等问题,另一个是性别模糊/流动情况下造成的认知问题。此外,二者还有可能相互融合,形成性别流动导致的权利问题。话说起来有点绕嘴,举个例子就很清晰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普通女人》所讲述的,正是一名女性(变性之后)如何争取为死去的爱人送别的权利,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种种歧视。

探讨性别问题 欧美各有侧重

细加观察就会发现,上述两个分支问题在世界电影的范围内各有其分布特点:美国电影似乎更关注前者,欧洲电影则更关注后者;前者更接近于社会性议题,关注不同性别和性向之间的矛盾,后者则更关注个体的内心,强调个体如何面对自身转变。当然,性别模糊/流动的本质也是权利平等问题——两性之间的双向流动,意味着二者可以进行生理上的“对话”,由此也就意味着天赋上的平等。所以这两个分支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其实互为变体,或者说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关于性别模糊,今年的欧洲影片提供了绝佳的例证。在今年已经公布的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的五部提名当中,《冷战》《犬舍惊魂》《幸福的拉扎罗》这三部已经通过欧盟电影展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登上了大银幕,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女孩》和《边境》两部尚未与中国观众见面。巧合的是,这两部作品都是探讨性别问题。

这两部作品均出现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这或许是创作上的“巧合”,但无疑也是电影节选片人的意图,《女孩》拿到了金摄影机奖,即最佳处女作奖,《边境》则拿到了“一种关注”单元大奖。从实力上讲,二者可以说不分伯仲;论内容,二者近乎“互补”:一个虽然名为“女孩”,实际上却是讲一个比利时男孩自我认同为女孩的故事。故事本身相当简单,但导演卢卡斯·德霍特通过特定的手法将观众和主角的视点无限拉近,从而让双方的心理距离无限缩短,甚至能让观众切身体会到一个男性想要在生理上变成女性的迫切愿望,并在最后给予一个相当有力甚至算是“狠毒”的结尾。

《边境》讲的则是一名长相颇为“丑陋”的女性在遇到了一个长相颇为“丑陋”的男性之后很快坠入爱河,然而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她发现自己根本不能算是“女性”,在一个场景中,她竟然出现男性性征,在戛纳放映时也引发了不少笑声。在这样的过程中,女主角色身上发生了性别认知上的错位,导演和编剧阿里·阿巴西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脑洞大开的方式探讨男性和女性平等的可能。当然,《边境》中的女主角最终发现了一个更加令她难以相信的秘密:她不仅不能算是女性,甚至都不能算是“人”——完全是另一个种族,从而又把故事引向了种族问题的探讨。

性别问题与种族、少数族裔问题天然相伴

这样的电影初看之下难免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不过,性别和种族问题一直以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相伴而生,近年来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因为性别议题中的一大部分来源于LGBTQ群体,而他们又是社会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之一,很容易和少数族裔问题或种族议题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历史就是一部“少数人”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瑞典电影《边境》所带来的探讨也并不算奇特。

《边境》的女主角是一个“萧峰式的”女性——成长在人类社会中,发现自己完全是另外一个种族。当她的恋人一心想要把人类的婴儿置于死地时,她必须做出一种道德抉择。在此,我们发现影片中存在着两种“流动”,不仅是性别,还包括种族;这也为影片的标题“边境”赋予了另一层内涵,即种族间的隔离和差别。联系到女主角边检员的职业,我们就更能理解,导演和编剧阿里·阿巴西实际上是以奇幻和惊悚对难民问题进行了有趣的类型化处理。

无独有偶,提名欧洲电影奖最佳喜剧片、同时也在今年戛纳电影节重要平行单元“影评人周”中获得大奖的《迪亚曼蒂诺》也在性别和种族问题的探讨上有非常相近的想法。对照近日掀起轩然大波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它更发人深省。

这部影片以C罗为原型,讲述了一名思想单纯(如果不是头脑简单的话)的葡萄牙球员的故事。随着情节的逐渐展开,我们发现,宣扬“修起一道更坚固的高墙”的葡萄牙右翼人士企图用这位国宝级球员克隆出一整支球队,从而在世界杯上赢得冠军。讽刺的是,科学家的基因改造技术并不完善,副作用是让球员长出了一对乳房;与此同时,他又和卧底在他身边的非洲裔女警探发生了一段奇情,而这名女警探本人又是同性恋。

这里就牵扯出一连串互相纠缠、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名球员到底是以怎样的身份爱上了女警探?他现在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女警探对他的爱,到底是异性之恋,还是同性之爱?无论如何,《迪亚曼蒂诺》想以一种极为戏谑的方式表明,“爱”是不以性别和种族为前提的,所谓的“界线”可能并不存在。

从“地球村”的乐观到碎片化的忧虑

有趣的是,《边境》和《迪亚曼蒂诺》两部影片的编导都不是欧洲本土人,前者是阿拉伯裔,后者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意味着两部影片完全是借了欧洲的外壳,来拍一部外在于欧洲问题的电影。事实确实如此,《迪亚曼蒂诺》更接近于美式的社会性议题,对于个体性别认知的探讨和思辨并不是十分突出,就算有,也是通过一种喜剧性的方式来完成的:在片中,球员始终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是越来越明显的女性性征(大概就是因为头脑简单),反倒是观众对此心知肚明,正是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这种“认知落差”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不妨把上面提到的四部电影当作一个完整的序列来看待——“普通女人—迪亚曼蒂诺—边境—女孩”——越接近左端,就越关注性别议题的社会性,越接近右端则越关注个体性。模糊地带的作品明显具有话题的融合性,几个区域性议题在欧洲这个场域发生碰撞,使得所谓“欧洲电影”的文本趋于复杂,同时也越发具有总结时代的意味。

冷战结束,两极对峙的格局土崩瓦解,世界似乎开始走向融合。本世纪初,随着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出现,我们本以为这个世界将会变成“地球村”,但目前看来还是过于乐观了。我们对科技的期待过高,认识太少,其中更多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异想天开,并没有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让社群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反而出现了群体极化和信息茧房,社群的碎片化成为了新趋势。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过度紧密的异质化群体可能已经呈现出某种反弹,相互排斥的力量变得越发强大。无论是阶层,还是性别、种族,全世界无一国家、无一地区不在经受碎片化的考验。

很难说这种趋势将持续多长时间。它是否会定义未来十年,甚至定义整个世纪,目前尚难确定,而这大概也是当今艺术如此集中地呈现某种特定焦虑的原因。作为最接近大众的艺术形式,电影自然而然地担起了群体融合的责任,比如在今年口碑爆棚的影片《燃烧》和《幸福的拉扎罗》中,发达国家分裂的社会状况展露无遗;在《边境》和《迪亚曼蒂诺》里,我们则看到性别和种族之间面临的种种隔阂和障碍。如果说艺术家对于阶层的存在虽有明确认知但仍未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艺术本来也不必给出什么“解决方案”),那么对于性别和种族间的隔阂,他们似乎已经开始从幻想中汲取一些对抗分裂和碎片化的能量。

此时的我们或许应该进一步提问,这种艺术使命感的出现,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一种对过去的怀旧,还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再认识呢?这决定着电影的形式和内容,决定着艺术的深度,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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