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 一代学者江应樑的往事

一一影坊

江应樑

（1909—1988年）

祖籍广西贺县

著名民族学家

云南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

中国西南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研究

江应樑之妻，周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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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应樑一家人

周玉麟和两个孩子

周玉麟和儿子

周玉麟去世后，江应樑和续弦刘厚生

穿袈裟的小学生

江应樑是江钟懋之子，江海清之孙，出生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冬腊月二十八日（1909年）昆明城南江府。江海清是原籍河南淮阳从宋代逐渐向南方迁移，清乾隆时由广东五华迁往广西贺县莲塘第三代江氏客家人；光绪初年，江海清从贺县走出，到贵州谋求发展。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追随西林籍广西同乡岑毓英，凭着擅常理财、精于计会的本事，深得岑毓英赏识。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实授云贵总督，江海清随同到云南任浪穹县知县。光绪十年（1884年）江海清在云南官场屡屡升迁，从五品衔的云龙州知州、沾益州知州，正五品的黑盐井提举司提举、石膏井提举司提举、白盐井提举司提举，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已经升到了三品御道员。

江海清“发达”后，曾数次回贺县老家，因家族人口繁衍，他出资在老屋东南面另建一座围屋，兄弟六人共同享用，称为“新屋”，也就是现在的莲塘江家围屋。在昆明城南，江海清建有一所号称九厅十八井（天井）的大宅院，江应樑就是在这所大宅院出生的。

江海清有两个妻子八个儿子。原配韩氏生四个儿子，一直在贺县老家务农。云南籍妻子黄氏，又生有四子，江钟懋排行老二。同奋发图强努力夺取功名的江海清恰恰相反，江钟懋是个十足的公子哥儿，花钱如流水，最要命的是，江钟懋还是吸毒者。江海清在广西贺县老家的围屋刚刚落成后撒手西去，江钟懋和他三个兄弟在变卖大宅院后，竟连回贺县老家的盘缠也没有了。

那时江应樑刚上小学，就跟随父母住在一间简陋的屋内。江钟懋因为每天都要吸鸦片，虽然他找了一份到省长公署做录事的工作，一家六口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久，江钟懋得病，差事丢了，全家靠外祖父接济。

江钟懋1920年除夕晚上死去，外祖父出资安葬了他。不久，江应樑的母亲改嫁，母亲在改嫁之前，把二儿子江应槐送给乞丐收养所，把四女儿江应梅送给一个老尼姑，江应樑和三妹江应莲由五伯父江钟政照看。几个月后，心怀不轨的五伯父将三妹卖给了开木行的展家做养女，又过一个月，江应樑被卖给个旧矿主当砂丁，因为江应樑太瘦小，干不了重活没卖成。最后，江应樑愿到伍伯父家附近开煤店的吴爷家帮忙照料店铺，五伯父就偷偷摸摸以三十块大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吴家。

吴爷，违心圆，祖籍浙江钱塘。吴心圆幼年在昆明中法学校读法文，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父亲吴文镜在云南开了个煤柴店。江应樑去吴家时，这家煤柴店由吴爷照管。不久，吴爷的母亲去世了，吴爷就在昆明出家，法号月溪。江应樑跟随月溪师父住在灵光寺。

在灵光寺，江应樑穿上了僧服，但每天仍旧到北区小学读书。这段时间，江应樑得到了师祖静安和尚和师父的关爱和照料。不久，师祖静安和尚圆寂。在北区小学最后一学期，月溪师父叫江应樑脱去僧服，换上学生装。

云南

洱海风光

云南大学附近

大理崇圣寺

大理崇圣寺阿育王塔

大理古城

傣族姑娘

遮放傣区

捕鱼

江应樑骑马

国军格斗

中山研究院里的研究生

江应樑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区小学毕业，以考分第一名，进入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公费学校。1927年夏，18岁的江应樑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月溪师父给他九十元大洋做路费，当年秋天，江应樑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他考入暨南大学的预科班。1928年，江应樑由预科顺利升入本科。1932年，江应樑暨南大学毕业。暨南大学本科制为五年，江应樑已经修完本科全部学分，且成绩优秀，得以提前一年毕业。

江应樑毕业后，暨南大学聘用江应樑为暨南附中教员兼训育委员会干事。不久，江应樑因写一篇《暨南与苏州的调和》在学校特刊上刊登，他被聘兼任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编辑部干事。1933年4月15日，江应樑与同学周玉麟在青岛新民饭店举行婚礼，月溪师父出面为他们主婚。1933年，军统和CC特务抢占了暨南大学，江应樑被赶出了学校。江应樑携妻女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后，找到了主持大佛寺的月溪师父，经月溪师父介绍，他到私立教忠中学教书。

1936年，中山大学研究院招生，江应樑写了《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参加报考，这年夏天，他被研究院录取。1936年深秋，中山大学研究院及历史系组成广东江北瑶族调查组，深入曲江（既韶关）乐昌、乳源三县大瑶山进行考察，江应樑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考察团11月12日由广州坐火车到曲江，登山越岭，步行进入瑶族社区荒洞村。村中瑶民争来相迎，在院内燃起篝火，置办丰盛宴席招待考察团。考察团在荒洞瑶寨收集了大量实物资料，更为瑶族同胞的纯朴、真诚所感动。回到研究院，江应樑写了《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住宅用具》、《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与经咒》、《广东瑶山之衣饰》四篇文章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出版的《民俗》专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一号又登载了他的《广东北江瑶人之生活》。从瑶山回校后，江应樑工作之余，还写了《昆明民俗志导论》并在《民俗》上发表，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云南用贝考》，该文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云南古代货币的权威之作。

1937年春，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一个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成员共六人，江应樑在其中。1937年2月3日，考察团由香港乘轮船至海口，换乘汽车经琼山、定安等县后，由藤桥步行90里入黎人区保亭县。黎人最大的头人王昭明每天宰一只鹅来招待他们，顿顿吃白米饭，以巴蕉叶做菜。黎人和苗人虽然同居一个山区，却不混居。苗人一般居住在山顶,黎人居住山腰或山脚坝区。考察团考察数十天,收集了许多黎族和苗族的民族服装、首饰和生产生活用具，返回时带了两位黎族女子一起回到广州，在广州举行了一次黎、苗文化展示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回到中山大学后，江应樑写了《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一文，发表在1938年的《新亚细亚》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上。这篇论文是江应樑运用人类田野考察成果与古代史籍相结合研究今天民族现实问题的首次尝次。

江应樑在某学校

江应樑和周玉麟在云南大学

江应樑和师友

周玉麟和同事孩子

周玉麟和孩子

周玉麟和朋友郊游

周玉麟和朋友

恰风华正茂

郊外聚餐

江应樑和周玉麟

周玉麟和好友

江应樑和刘厚生

滇西探密

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功促使中山大学研究院考虑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全面考察壮、黎、傣等百越族各民族的关系和状况，生在云南的江应樑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江应樑叫妻子带着女儿先行在昆明安顿下来，自己带着资料和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政府拨给的调查费用，1938年7月1日赴香港，购买考察必备物品，由香港登船到达越南海防，转乘滇越铁路火车，由河口进入云南，7月11日到达昆明。原本江应樑准备从广州由陆路经广西再到云南的，他想乘此机会回贺县莲塘老屋一趟，去拜谒列祖列宗，去看望同族的亲人们。谁知他写给族兄江应悟的一封信，被江应科拆看，江应科怕这位族弟回来争房产，很绝情地以江应梧的名义回信说不欢迎他返乡。江应梧知情后，当着多位族人的面打了江应科一个嘴巴。他对族人们说，我们住着海清公盖着的大房子，怎能拒绝海青公的亲骨肉返乡呢？更何况江应樑是江氏这一支唯一一个研究院的研究生，这是江门之幸。客家人讲究崇文重教，先祖开设学堂，就是要让子弟成才，报效国家，哪有把江门中的佼佼者拒之门外之理！我这不是亲弟打亲哥，而是江应科有违祖训，私心太重，我代祖宗惩戒他。江应梧本打算马上修书给江应樑，但一算时间，江应樑已经离开广州赴云南了，苦于不知道他在云南的地址，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了。

江应樑回到昆明，立刻投入到傣区考察的准备工作中。云南傣族主要居住在两个地区，思普沿边（今西双版纳州）和腾龙沿边（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山高路险，行人稀少，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江应樑在云南省府开具了沿途各县政府和各土司衙门的公函，9月带着昆明教育局派来的一名工友做佣人，带着考察用的物品以及做饭用的锅碗瓢盆等什物，乘车到了大理。他花了十多天时间考察山川名胜、古迹文物、民风民俗。

江应樑在大理买了马，以马代步西行，第四天到永平县。第五天过北斗铺，渡过澜沧江，又行四日后，到达保山县。现在的保山虽然没有傣族群聚，却留下许多傣族的遗迹、遗事、遗闻。从大理西行到保山，江应樑沿途发现了许多有关诸葛武侯的遗迹和传说。比如，洱海出口处的天生桥，传说是七擒孟获处，高黎贡山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兵”的盘蛇谷……对这些遗迹，江应樑大多作了调查、探访。

离开保山继续西行，三天后到达龙陵县。江应樑以私人身份给芒市安抚司土司方克光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几天后，方克光派人到龙陵接江应樑进入芒市。方克光打开芒市宣抚司衙门的大门和中门，率土司署中的官员和贵族站在两边欢迎江应樑的到来，就这样，江应樑以其清廉正直、人品极好的学者风度，得到了遮放、勐卯、陇川、南甸、盏达（傣族、景颇族、德昌族等）上到土司，下到佛爷百姓的真诚相待，他历时半年在傣区了解到了许多不为外人知道的资料，如:1936年，九位土司具名写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呈文。江应樑还调查了傣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内容：土司制度、法律、军事组织、战争、与英国的关系、农业、商业、货币、手工业、耕地、佣工、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他还考察了设治局在当地的作用、几所省立小学情况以及边疆国防建设的问题。

4月上旬，江应樑由南甸出发，离开傣族地区到达了腾冲。一周后，江应樑骑马翻越高黎贡山，横渡怒江，经保山到永平，在曲洞回族聚居地考察几天，到达大理。在大理卖了马，由下关搭车返回昆明，结束了为期八个月的滇西探密考查。

1938年5月，江应樑在广州研究院里潜心写作硕士毕业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在防空洞里完成毕业论文答辩，1938年9月，江应樑从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门课。10月初，江应樑写了《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文，作为《抗战丛刊》之一出版，此文获得中英庚款的一笔补助费，中山大学让他再次到云南对傣族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月他收拾行囊离开广州奔赴云南。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的足球场

在学校打羽毛球

江应樑戎装照

过桥

瑞江上弄岛去南坎之竹桥

巴布凉山历险

1938年11月19日，江应樑随昆明内知名学者考察团再度进入腾龙沿边，对滇西作综合考察。1938年12月中旬，考察团圆满结束考察任务返回昆明。两度到滇西考察，他写了《云南西部僰夷民族的社会经济》、《僰夷的家庭组织和婚姻制度》、《《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三篇文章在《西南边疆》杂志的创刊号、第二期和第六期上发表。在《青年中国》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

1940年上半年，在《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书稿的基础上，他精心写出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一书。1941年初，江应樑接受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2000元的资助，去巴布凉山考察；巴布凉山，这纵横千里、海拔在1500米至5000米的广裘土地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凉山彝族社会属于奴隶社会，也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完整、最典型的尚实行奴隶制的社区。这里的奴隶主称为“黑彝”，也叫“黑骨头”，奴隶叫“白彝”，又叫“白骨头”，在凉山奴隶中许多人，从血统上说，其实是被掳去的汉人。进凉山考察的最大风险是：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哪个黑彝掳去当白彝。

1月底，江应樑进入巴布凉山，同当地一位黑彝酋长乌抛勾卜盟誓，他穿上了彝族的披毡，换上了草鞋，吃包谷、苦芥、洋芋，喝冷水，没有蔬菜没有盐，夜晚住在彝人的草棚，裹着“察尔瓦”（披毡）睡在火塘边，寒冷叫他整夜无眠。数日不洗脸，半月不更衣，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对凉山彝族社会直接地观察，直面黑彝奴隶主和白彝奴隶，了解他们的部落支派、家庭组织、文化生活、个人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历时百余日。这是江应樑历次在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经历中，最为艰险辛苦的一次。

1941年6月，江应樑根据在巴山凉山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社会》一书，7年后的1948年才得以出版面世。

圣麓公园

去大理的汽车道

由南湖入洱海之河道

傣人捕鱼

洱海风光

信息不详

江应樑和考察团成员

江应樑和刘厚生在火车上

解放前后的江应樑

1941年夏末，江应樑夫妇带着大女在保山县省立保山师范学校任教师。1941年10月24日至26日“江应樑先生边疆文物展览会”在保山举行，内容有云南滇缅边区傣、景颇、德昌等族和广东瑶族、海南岛黎、苗族的照片，以及上述民族的纺织品、工艺品等实物。这个展览产生了不小影响。不久，妻子周玉麟在昆明去世，江应樑陷入极度惶惑、颓丧、无望中。

1946年6月，他被《民意日报》任特约撰述，后变更为“地论委员会主笔”，再升为“社论主笔兼代理副社长”。1947年春，江应樑与刘厚生结婚了，刘厚生是一位内心坚强而感情细腻的人，她非常同情江应樑的不幸，两人由相熟到相知，最终走到了一起。

1948年春末，《云南境内的摆夷》完稿，1950年春，此书得以《摆夷的生活文化》出版。他又完成了1942年已经写出《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的补充修订，1948年春，由珠海大学出版。1949年12月10日，卢汉将军宣布云南起义，这天，五华山省府、云南大学等地立刻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江应樑积极投入到迎接解放的热潮中去，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下那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1950年1月，他参加了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这是知识界为迎接解放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云南大学教授组。2月，江应樑任云南大学新哲学研究会主席。4月，被选为云南大学教授会代表，他两本研究傣族的专著《摆夷的生活文化》和《摆夷的经济生活》分别由上海中华书店和广州岭南大学出版。

从1950年9月到次年1月底，江应樑随着中央访问团到了大理、丽江、维西、中甸、德钦、永胜、保山、芒市、武定等民族地区，行程6000余里，召开了各民族代表大会及欢迎会、慰问大会30余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留下了访问团在各地活动的珍贵镜头。他分别参加了六次小型的调查会，共召集了55位当地各阶层人士调查了解武定、禄劝、富民、元谋四县少数民族的民族来源、民族分布、人口数量、居住地域、土地状况、经济生活、民族关系、宗教等各种基本情况。

1951年9月，江应樑应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会议。1951年9月20日到达北京，26日在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作报告，9月28日，听朱总司令讲话。10月1日，在观礼台看新中国海陆空大检阅，看四十万人民大游行，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中央各首长。这是江应樑平生最得意、最光荣的一件事。

195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江应樑每次运动都没有逃脱过。思想改造运动，他由洋楼搬到了土坯房，肃反运动，他被停止了一切学术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应樑还是先做一点梳理史料、汇集史籍的工作。1956年3月到5月初，他写成了八万余字的《明代云南土司土官考》。从5月中旬起，他动手撰写《傣族史稿》，到年底，已完成六章。

1956年11月30日，他又恢复了十余项“本兼各职”，费孝通率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到昆明，江应樑参加调查研究工作，并负责傣族研究。他与历史系一些教师前往河西（今通海县）下渔村调查，认为下渔村是元初进入云南的蒙古族大军的后裔。回到昆明后，他写成《云南蒙古族》一文。

1957年反右运动，江应樑在沉默中奋发，9月16日，他准备撰写《彝族社会》，三个月后，《彝族社会》已全部完稿，计7章，17万字。他抓紧一切时间，从事著述，三度修改了《傣族史稿》，完成并两次修改《彝族社会》，撰写《暹罗史》、《中国少数民族近代史》、《百夷传集解》、《中国少数民族史》（未完稿）及数篇论文，总共近200万言。

1965年，江应樑成为云南大学最先被“打倒”的“反动教授”，罪名是“组织云大三家村”，他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校、游街；造反派登堂入室，扫“四旧”，抄家，甚至拳脚相加，江应樑痛失已完成的《西南少数民族图集》、《百夷传校注》和《傣族史》三部书稿和几十年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几千帧资料照片。1972年底以后，江应樑从“牛棚”中出来。1975年，邓小平复出。

滇江铁桥

澜沧江霁虹桥摩崖石刻

永昌太保山玉皇阁

信息不详

元世祖平云南碑

宏圣寺前杨升庵摹刻禹碑

孩子们在石碑前

两个小男孩

四个小女孩

周玉麟

江应樑

思为樑，应为樑

1976年粉碎“四人帮”，江应樑开始着手写《百夷传校注》。《百夷传》是明代初年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文献,记载了500多年前居住在今天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的傣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情况，由于此书是作者亲历其境根据见闻写下来的真实事物，所以500多年来，一直是地方史志、私家著述广为抄录引用的第一手材料。

1978年初，江应樑完成了《百夷传校注》著作，随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百夷传校注》的成就主要有二：其一，追溯本源，厘正了几百年来对此书的种钟混乱甚至错误的认识。其二：广泛引用古今文献和自己田野考察的资料，探索百夷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各方面2000多年来的发展迹象，并探究壮、傣诸族在族属上的关系及其与古代越人的渊源。

1982年底，他又完成了《傣族史》的写作。《傣族史》自1983年出版，被公认为是傣族研究史最权威的著作。把人类学和民族史结合起了研究少数民族，是江应樑一生从事研究的最大心得。在《百夷传校注》中的写作中，他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较注古籍，到写《傣族史》。他把文献资料和自己十几年的田野考察结合起来，公开提出了将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新方向。但这远远不够，他希望这种方法成为一种新的学派，让更多的人用这样治学方法去研究历史，解决现实。

1983年10月，江应樑任《中国民族史》主编，他带领着两位中年教师和他培养的四名博士，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100余万字的著作。1988年10月，在全书定稿后，他为该书写了一篇万余字的“绪论”，这篇“绪论”是江应樑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江应樑没有亲眼看到《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和《中国民族史》这两本著作的出版。《中国民族史》在出版后，获得了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11月11日傍晚，江应樑在家安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