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通史|“三皇”“五帝”是怎样成为中华始祖的

开篇语: 2018年3月,由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任总主编,180余位历史学以及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骨干学者参与撰写的《中国大通史》,历经 23 年,终于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中国大通史》是一套详细、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改革开放 40 年来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无论是史学思想、体例结构还是内容上,它的开放、多元和创新,使其成为一部恢宏雄浑的史学巨著,堪具里程碑式的意义。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教授认为,“它融入了一流的研究水准、专家实力,可谓是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水平的体现,将对中国通史编撰学、史学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这部书也必将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对‘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进行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作用。”

翊轩有幸,读到这部共14卷23册的著作,下边就跟大家分享书中的精彩内容。(以下内容均出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大通史1 导论·史前》,王震中、李衡眉主编,转载务请注明。摘录略有删节。)

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

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中国的第一部以纪传体为体裁的通史性的历史巨著《史记》,也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可以说,在中国2000多年的古代社会里,“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一直被人们深信不疑。然而,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民主科学精神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儒学和经典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以顾颉刚为核心的疑古辨伪学派(亦称为“古史辨派”)应运而兴起,他们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辨伪的理论核心,彻底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有过广泛的影响。也正因为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史前史的研究或著述,对于文献中有关三皇五帝传说材料的处理,宁取付之阙如的态度,也不贸然采用。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思潮的转变,伴随寻根祭祖热的展开,疑古、信古、释古、证古、考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成了新的学术热点。那么,对于三皇五帝传说进行科学的清理,对其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给予一个科学的定位,已属势在必行。

(一)三皇五帝名称的由来及其组合模式

早在20世纪之初顾颉刚即已指出,“三皇五帝”作为一个专有名称,出现在战国时代,此时期正当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剧变的大时代。这一看法,是符合中国史学历史实际的。清代学者崔述在《上古考信录》中即说:

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于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于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之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禘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于《易传》五帝,亦偶举之。……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于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

具体说来,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也见于《庄子》和《吕氏春秋》等书。《周礼·春官宗伯》云:“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庄子·外篇》中的《天运》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吕氏春秋》的《禁塞》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 《吕氏春秋》的《贵公》、《用众》、《孝行》中也都提到“三皇五帝”,但都如《禁塞》所言,只作泛称。三皇五帝到底指谁,上引《周礼》、《庄子》、《吕氏春秋》并未指实,而古代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却有多种组合模式,情况甚为复杂。

1.诸种三皇说

《风俗通义》引《尚书大传》说:“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牺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此说主张三皇为天皇遂人、人皇伏牺、地皇神农。这一说法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其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这里的泰与大同音,大字像人形,故有学者提出泰为大之音借,大为人形之讹(见吕思勉《先秦史》;又见翁独健《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跋》,载于《古史辨》第7册中编)。可见,《史记》与《尚书大传》的说法可构成一说,即“天地人” 三皇说,而且是“天地人”三皇说中较古的模式。

与“天地人三皇说”相关的是“天地人三才说”。《古今注》载程稚问董生古代为何称三皇,答三皇就是三才,“三才”指“天、地、人”。《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据此可以说, “天地人”三皇说与儒家经典《易传》中的“三才”理论不无关系。此外,谶纬学中也有“天皇”、“地皇”、“人皇”式的三皇说。司马贞《补三皇本经》说:“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一人。……人皇……兄弟九人。”《路史》引《真源赋》说天皇十三人,地皇十一人,人皇九人。《太平御览》引《春秋纬》说天皇、地皇、人皇兄弟各九人。相比儒家的“三才”三皇说,纬书天皇地皇人皇三皇说更属于后起之说。

三皇系统的另外一些类型,是汉代以来的人们利用晚周诸子提到的神话传说人物所构建的诸种三皇说。其特点是试图以古代传说与所耳闻目睹的当时一些夷狄部族的实况,重构三皇神话故事,来作为对人类文化和文明起源的理论解释。李衡眉在《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一书曾把此派称为后人综合诸子中古史人物所形成的三皇说。统括其说有六种:①伏羲、女娲、神农(《春秋元命苞》);②遂皇、伏羲、女娲(《春秋命历序》);③伏羲、神农、燧人(《白虎通·德论》。《礼含文嘉》排列为:“宓戏、燧人、神农。”);④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记》);⑤伏羲、神农、黄帝(《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礼稽命征》;孔安国《尚书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⑥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德论》)。以上六说虽然出处不同、说法各异,但在这些说法中的伏羲、女娲、燧人、神农、祝融、黄帝等,都是被战国秦汉时人视为华夏族远古时期有所发明创造、有功于人类进步的英雄人物,如燧人“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蠧》),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吕氏春秋·勿躬》),“祝融作市”(同上),等等。

总结上述我们认为,秦汉以来的三皇说可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天皇地皇人皇”或“天地人三才”的三皇,另一类是由燧人、伏羲、神农等组成的三皇。前者属于神学领域的三皇,后者属于人文领域的三皇。这二者又通过《尚书大传》“托遂皇于天”,“托戏皇于人”,“托农皇于地”之类的构想而获得了连接,并以人文领域的三皇为古史系统中五帝之前的一个环节,只是究竟以哪三人为三皇,诚如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所言“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王符这段话的无可奈何与无所适从,是当时人们构筑三皇古史系统时的实情。

2.不同组合的五帝说

五帝所指是谁,文献记载也不尽相同,有多种不同的组合:①《易传》、《大戴礼记·五帝德》、《国语》、《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②《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汉书·魏相传》、《孔子家语·五帝》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③孔安国《尚书序》以少皞、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④郑玄注《中侯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关于六人而称为五帝,郑玄的解释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则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帝,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这样的解释实属牵强附会。

诸种不同组合五帝的出现,包括列有六人而称为五帝,这说明:第一,应当是先有“三皇五帝”这样的“三、五”概念的存在,才会出现用不同的古帝去填充它;第二,“五帝”与远古诸帝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五帝”可视为远古诸帝的代表或概括,因而应当把对“五帝”的研究置于远古诸帝的整体研究之中。

3.横向与纵向的五帝组合模式的意义

在上述五帝的多种组合模式中,有的是用部族领袖或部族宗神历时纵向而排列组合的五帝模式,有的则是按照五方帝、五色帝和五行横向排列组合的五帝的模式。有学者称前者为“历史学领域中的五帝说”,亦即“人间的五帝说”;称后者为“神学领域中的五帝说”,亦即“神界的五帝说”(叶林生《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66页)。杨宽先生曾指出,这种“五方帝五色帝之祠最迟当春秋时已有”(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据《史记·封禅书》,秦有五畤,自襄公始陆续作西畤、鄜畤祀白帝,作密畤祀青帝,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高祖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五色帝之说是认为天上东南西北中并立有青赤白黑黄五帝,各主一方。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中对四方四土的祭祀。这种五方帝五色帝的组合模式,在战国秦汉时期经常是以四时配五行、五帝的。例如,《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都说:

仲春、季春三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立春之日,天子迎春于东郊。孟夏、仲夏、季夏三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仲秋、季秋三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立秋之日,天子迎秋于西郊。孟冬、仲冬、季东三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立冬之日,天子迎冬于北郊。

《淮南子·天文训》也说: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

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

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

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

对于这种以五行相配的五帝组合模式,有学者说它是战国秦汉时的“学者为落实五帝说的编造”,并认为“神学上的五帝说为人间的五帝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叶林生《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其实这种所谓“神学上的五帝”,是应五行需求,把上古的古帝按五方做了横向上的分布组合,因而当然是先有上古诸帝的存在,而且还把商代对四土四方的祭祀转变为对五方的祭祀之后,才会有与四时五行相配合的五帝。然而,这种按照方位进行横向组合的五方帝模式却透露出组成五帝的上古诸帝原本有可能不属于一个地域族系,他们当来自不同的地域族团。此外,在上古人的思维中,人与神可以互相转换,如祖先与祖先神的换位,祖先神与自然神的换位,等等,所以,用所谓“人间的五帝”来构筑所谓“神学上的五帝”是很正常的,谈不上所谓“神学上的五帝说为人间的五帝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于重建上古史来说,那种用部族领袖或部族宗神来进行纵向排列组合的五帝模式,更值得重视。在这一类型的五帝模式中,因有司马迁撰写的《五帝本纪》,所以现在学术界一般都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的基本模式。通过后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不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诸族最初的发祥地在何处,他们后来都来到了中原,称雄于中原地区,所以这一五帝模式也就成了正统的传统史学模式。

4.“三五之兴”即“三皇五帝”是时代递进的一种统括和表述

上面只是从文本的角度梳理了三皇五帝名称出现于先秦文献及其在战国秦汉时的组合情况。通过这些不同的组合模式,可以看到无论何样的组合,三皇和五帝都只是周秦时期的人们所谈到的上古诸帝中一部分而已,当时的人们只是用“三皇五帝”统括了上古其他诸帝而已,这就是当时所说的“三五之兴”,如汉人古永就说“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汉书·郊祀志第五下》)。颜师古注曰:“三谓三皇,五谓五帝也。”当然,周秦时人在说到上古诸帝时,有时将他们作并列处理,但也有很多地方是把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的推移和递进来讲的。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说: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

《庄子·缮性》说: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

《商君书·更法》说: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风俗通义》说:

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霸世黜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

《淮南子·氾论训》说:

神农无制令而人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

桓谭《新论》说:

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由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以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谓之伯也。

可见,自周秦以来人们所论的古史系统中,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以至于三王、五伯的这种排列,表达了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我们今天在重建上古史时,对于周秦诸子有关中国上古历史的这种统括和划分,对于这些古史传说所反映的历史阶段,当然应该是在辨析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学人类学资料而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