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开关，所有在汉口报关的货物，都由江汉关税务司正式征收正税。江汉关税务司署初设在汉口英租界外前花楼与河街间（今沿江大道江汉关旁世纪江尚小区），江汉关监督公署设于汉口青龙巷口对街，与汉阳府汉口同知衙门相邻（今花楼街南端东侧）。旧英租界工部局大楼建于1891年。1907年，安格联任江汉关税务司，以办公场所恶劣为由，要求将英租界工部局的房产转让给海关，获得了英驻汉领事费雷泽和清政府的同意。英租界工部局则在今鄱阳街以西、南京路以北地段新建办公楼。

汉口开埠

1876年9月13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其中规定长江之安庆、武穴、沙市等六处，准许轮船停泊，上下客货。这六处的稽查事务由江汉关监办。1908年1月19日，江汉关税务司搬至旧英租界工部局大楼办公。同一时期，江汉关监督公署迁至1905年在德国与法国租界间拆除旧城墙的官地上兴建的新办公大楼（今一元路5号武汉市档案馆）。

新江汉关大楼在旧英工部局大楼原址拆除修建，于1921年破土动工的，历时3年，1924年落成。由英国建筑师恩九生设计，汉协盛营造厂修建。它位处沿江大道90度转角的特殊部位，外观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特征，楼高83.8公尺。江汉关大楼无论从外观还是建筑质量，都堪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江汉关”三个大字由当时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著名书法家宗彝所写。今天，江汉关不仅只是一历史性建筑物，而且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是汉口开埠的见证人，它是武汉沧桑经历的纪念碑。

前清时期，江汉关的组织机构设置是税务司、副税务司。下设内勤、外勤，分别办理征收关税、验货、稽查、江务和邮政等业务；另辖分关两个，即汉阳南关和石灰窑分关。民国以后，江汉关除原有的机构外，1929年内勤又分为大公事房、存票房、税结房、帐房、秘书室；外勤设港务长。1949年监察课改为稽查课，增设港务课和江务课。

从1862年起到1949年止的80多年中，外籍税务司制度是支配江汉关的半殖民地海关的核心。历任江汉关税务司共32人，除4人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外国人，中国籍税务司仅占12.5%。

江汉关同仁

1934年起，查禁私盐的任务也由江汉关承办。1937年江汉关增加转口税征收任务，并先后在汉阳河泊所、武昌下新河等地设立分所，在汉口玉带门、江岸，武昌徐家棚、鲇鱼套等处设立分卡。武汉沦陷后，江汉关被日寇占领。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24日，海关总税务司署派代理副税务司林联芳来汉接管江汉关税务、关产，恢复海关业务。1947年1月31日长沙关结束，未了事务交由江汉关办理。1949年5月武汉解放，江汉关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国际性商业大港

江汉关在武汉走出中古迈入近代历史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既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从闭关走向开放的载体。它既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入侵，也表现出武汉经济近代化的起步。它既是中外势力交汇的契合点，也是国内政治力量在武汉角逐的缓冲带。江汉关的主要职责：一是征收进出口税，二是缉私，三是长江上下游航道的测量与建设，还曾管辖邮政。江汉关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完全按英国方式，独立于中国之外。江汉关的设立，使武汉由内地商品集散地发展成为内连腹地，外达海洋的近代商埠。它所确定的一系列保证中外贸易进行的近代管理制度，规范着中外商人的商业行为，也为外商深入中国腹地进行贸易掠夺提供了组织保证。

江汉关在我国内陆口岸和中国海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反映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江汉关档案，不仅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且是我国现存海关档案中最为系统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历史信息资源。

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江汉关档案起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止于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共3612卷。其中，英文档案498卷，中英文对照89卷，中英文混合337卷，其他2697卷均为中文档案。

2015年，古老悠久的江汉关大楼结束了其作为武汉海关办公大楼的使命，改建成江汉关博物馆，以其独有的方式述说着江汉关的屈辱与辉煌以及武汉的落寞与繁盛。2015年12月28日江汉关博物馆正式开馆，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江汉关大楼现貌

作者单位:湖北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