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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炮还须洋马拉——艰难的中国军队马政

1935年10月10日,南京举行国庆阅兵,刚从瑞典进口的1930年式博福斯75毫米山炮成为阅兵式中的焦点。它是当年的尖端武器,堪称镇军之宝。观众的惊叹声中,一位《良友画报》的记者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张经典照片。然而,就在此照片登上《良友》之时,中国军队已经放弃了以博福斯山炮改造炮兵的宏大计划。

中国政府在1932至1933年间斥资1600万银元,大手笔购入132门博福斯山炮,这笔巨款相当于1931年度政府总支出的0.02%。军方原本预计以博福斯山炮为新一代制式武器,1600万银元投资只是个破题,政府已向原厂取得了完整的技术资料,准备在国内设厂自产。但实战验证之后,原本受高度期待的博福斯山炮被骤然冰封。

为什么中国军队会放弃以博福斯山炮为制式兵器的计划呢?答案就在照片里被记者忽视的一角――马。

不堪乘用的中国马

中国本地的土产骡马,体形与力量远远不及洋马,而西方当时的武器是按照西方马匹力量来计算重量的,这就是博福斯山炮的最大问题。山炮在机动时,是拆开后分件由马匹驮载。博福斯工程师心目中的马匹是马高17掌(170厘米)、体重2000磅的德国莱茵马。莱茵马能轻松驮载120公斤左右的炮件,于是博福斯山炮的八组驮载分解件中最重的摇架组重达118公斤,最轻的防盾组也有105公斤。

然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驮力只有75公斤!来自口北的蒙古马是中国最主要的马源地,蒙古马的高度平均只有12掌到13掌(120-130厘米)左右,比莱茵马足足矮了50厘米,当然承受不了欧洲的火炮。故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的奋斗史,成为一部骡马的血泪史。

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例,火炮是非德国克虏伯不用的,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因此让人触目惊心。清制官马每年可以报销的耗损定额是“每百匹准倒十匹”,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翻了三倍。

“駉駉牡马,在垌之野”,中国历史上是有好马的,但马种发展在清朝进入黑暗年代。满清禁止汉人养马,只有官员与武生兵勇可养马,民间少见马匹。摧毁民间养马业之时,清朝官办马政又是出了名的腐败。八旗虽然以骑射取天下,但是到了咸同年间,不但旗兵不会骑射,连马都不成模样了。清代牧马的中心在察哈尔,据《清史稿》记载,在咸丰年间,骑兵名将僧格林沁调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居然“不堪乘用”。

马种是会变化的,好马不配种、驽马不阉割、马群放着不管而听任近亲蕃育,马种自然一落千丈。光绪年间福州将军穆图善练兵缺乏良马,于是把脑筋动到满清的“龙兴之地”,回到他的黑龙江老家找马。黑龙江不乏好马,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马在穆图善的老祖宗“龙兴关外”之时,曾驮着身披铁甲的八旗骑兵横扫中原。三百年的牧政废弛之后,同样的科尔沁大草原,居然找不到堪骑之马。穆图善惊愕之余,喟然而叹:“地气其尽乎”!

科尔沁大草原没有好马,当然不是“地气”问题。清代政府马政废弛,又禁止民间自行育种,再加上蒙古产马区数百年没有战争剌激,才会在三百年后沦落到无马可用的地步。

无独有偶,在袁世凯练兵的年代,日本也深深困陷于本土马匹力量不足的问题。

他山之石――日本的马政计划

日本人将各种本土马统称为“在来马”。在来马的马种远比中国马为佳,因为日本人习惯以马耕田,人民熟悉马匹,有养马育马的风气。日人有名言,“农马即军马”,用于农耕的各种在来马体格粗壮、骨蹄坚韧、耐力持久、能耐粗饲,打仗时就是上好的军马。不过“农马即军马”只适用于内战,一旦遇到来自欧美的好马,日本人就傻眼了。

欧洲各国也有马耕的传统,而且欧洲征战千年,由圆桌武士打到龙骑兵,格外重视军马,所以马种改良灿然可观。用于骑乘的热血温血乘系马匀健、骏逸,用于驮载或挽曳的温血冷血挽系马厚重、粗壮,比日本在来马完全高出一个档次。当日本人见到欧美洋马时,武士道的好战劲头马上凉了半截。

明治时代的名兽医原口邑志,说明了洋马对国人的冲击。原口邑志指出,与洋马相比,在来马“骨骼不良,体躯矮小”,能力遥遥落后。原口兽医所熟悉的乘挽兼用在来马,平均体重90贯(337.5公斤),马高14掌左右。原口兽医见到的德国东普鲁士(今波兰)的乘挽兼用良种特雷克纳马,重量达到450公斤,马高将近18掌。看马第一眼看体高,一边是体高140厘米的土马,一边是体高180厘米的洋马,土洋两下一比,日本能不自惭形秽?

日俄战争进一步践踏了日本人对在来马的自信。俄军有马高16掌、高速耐走的顿河马,能让哥萨克骑兵尽情发挥威猛的机动力;有胸围180厘米、雄健粗壮的奥尔洛夫快步马,这种俄国人花了60年才育种成功的挽系名马,让炮兵能健步如飞。在日俄战争时,日本骑兵的在来马在崎岖地形步履蹒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俄国骑兵奔驰于山岭陡坡之间。日本炮兵更难堪,在一段急陡山路的追击战中,退却中的俄国炮兵只用了四匹马,就将整个火炮纵列轻松地拖出山口;同样的山路,日本炮兵前后用了八匹马,还要加上一堆士兵连推带拉,才能勉强通过。

就这样,日本人下了改良马种的狠心。1904年,日本政府展开”马政第一次计划”,大量引进西方的优秀牡马(公马)为种马,在种马场杂交一两代后分发下乡,与本土的在来牝马(母马)全面杂交。为了确保洋种能以最快速度全面开枝散叶,日本政府制定《去势法》,全面阉割本国土产各在来种的公马,迫使日本母马在高大威猛的西洋杂种之外别无它选,只能生出小杂种。

当时的日本养马户谈起马,乘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与匈牙利基德兰马,挽马是英国海克尼马,乘挽兼用则是盎格鲁诺曼马。一切以洋为贵,绝对妄自菲薄!

在极端的全面杂交下,纯种在来马迅速灭绝。日本马政局在1922年出版的《马政ノ现状》,总结了全面杂种化的宏大成效。在《马政第一次计划》刚开始的1906年,日本全国马匹有87.8%是本土在来马;到1919年,纯种在来马只剩37.6%,杂种马与洋马已经成为日本马匹的主力;在抗战年代,日本马匹就几乎清一色是杂种了。

全面杂种化的成果,就是日本马长高长壮了。在1918年,日本马的平均体高正式突破15掌大关,于是日军拥有了像样的乘马,这就是在抗战年代将士们津津乐道的战利品“东洋大洋马”。勿小看15掌的东洋大洋马,当时国人身高要比现在矮小许多,一位身高160厘米的骑兵要试骑东洋马,光是马背上的鞍子,可能就到他双眼的高度,如果没有在单杠上打车轮的力量,要骑上如此一匹大马,还真有点困难。

骑兵得到合适的乘马之后,日本人继续培育适合驮炮拖炮的挽系重马。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杂交出钏路种重挽马,日军的野战重炮总算能勉强动了起来。日本人还不满足,他们嫌全面杂种化的日本马品种杂乱,又嫌体高不到15掌的钏路种太小,与体高18掌的欧陆重挽马神兽佩尔什马相比,只能称作“小格重挽马”,所以日本发动马政第二次计划,要向他们的乘马输入纯血马等赛马的高贵血液,要让他们的挽马继续长高长壮。

1904年日俄战争至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在马种改良上的急起直追,是长达30余年的漫长奋斗。马的配种改良,是长达十代的漫长杂交。马与人一样,一次怀孕原则只产一匹幼驹,而马的孕期长达11个月,幼驹的成熟至少又要两年,才能继续下一代的交配,其中还有岔路、有误区。

所以要改良马种,最需要的是时间。然而,时间恰恰是中国建军抗日的罩门。

国民政府的奋起直追

袁世凯一年要报销30%骡马时,清廷也注意到了骡马问题。日本开始马政计划之后,清廷在察哈尔两翼牧场设置模范马群,引进西方种马改良马种。只是,在群雄割据的北洋年代,中国的马种改良几乎是一片空白,模范马群也毁于战乱。直到“九・一”八的炮声震撼全国,马种改良才重新引起注意。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亲手刷过、喂过日本马的,深知日本马政计划所造成的中日战力差距。但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清末以来30年之中,日本军马突破了15掌的体高,而中国军马还是12掌的蒙古马。要改良出适合中国军队需求的良马,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若要与日本一战,中国一定要繁育出自己的好马。

蒋介石只能从零做起,全力推动马种改良的大事业。1932年5月5日,即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同一天,军政部训令有关单位由种马起步,通力建设马政,迈出改良马种的第一步。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对于马种改良非常热心,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军政部火速建立句容种马牧场,以名贵的阿拉伯种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新式的“阿蒙”乘马。

有了种马,一个庞大的马政改良计划迅速成型,蒋介石将眼光投向蒙古马的主要牧区察哈尔。1931年盛夏,蒋介石与当时控制察哈尔的西北军领袖宋哲元协商,设法接办察哈尔的明安、商都与两翼三个军牧场。蒋的雄心是非常明显的,察哈尔三牧场有数以千计的蒙古牝马,只要句容场培育出的第一、二代阿蒙种马初见成效,马上就可以派到察哈尔的苍茫草原上展显雄风,迅速进行大规模育种。但察哈尔是西北军的地盘,岂容中央染指,宋哲元联合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阻止中央接收察哈尔三牧场。   

察哈尔之外,中国的主要产马区全在军阀割据之下。从新疆的伊犁马、青海的河曲马、内蒙古的蒙古马,到川滇各省的西南马各产马区,中央政府对此都是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的马政大计当即搁浅了一半。

大规模配种难以实现,句容种马场却办得有声有色。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切下,句容场的阿拉伯种马都是有血统证书的名贵品种,场长崔步青直接到阿拉伯马的源头伊拉克买马,以确保阿蒙种马能得到最纯粹的阿拉伯骏马基因。

为了让阿拉伯骏马能与700多匹蒙古牝马尽情交配,句容场的马种选择、医疗、蹄铁、调教训练与喂饲,都由德国顾问直接指导,营造出最佳环境。场里甚至有观察牝马发情状况的“试情场”以及让马儿春宵一刻的“交尾场”。习惯了军营森严肃杀气氛的军人,恐怕很难想象军中竟有这般旖旎风情。

句容场的种马改良突飞猛进,在抗战爆发前夕,句容场的阿蒙种马已经育种到第二代“阿蒙二杂”。区区五年间能够育种两代种马,句容场真是一寸光阴也没有浪费。

当种马场埋头苦干时,蒋介石也绞尽脑汁为大规模良马配种寻找机会。1935年,蒋介石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小型的军牧场,即今日号称世界第一的山丹军马场。山丹场在设置之时,河西走廊刚经历“马仲英变乱”,人马均缺,难有发展。到了抗战爆发前一个月,蒋介石又打起青海马的主意。有“龙种”美誉的青海马堪称当时最优秀的马种,但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蒋介石费尽力气,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贵德军牧场

正因为蒋介石控制不了产马区,所以在1932至1937年之间,马种的全面改良迟迟无法开办。直到抗战爆发,中央势力才延展到内蒙古、新疆等传统产马区。在全面战争的年代,政府已经没有余力推动全面马种改良。

其实,军阀割据并不是马种改良失败的主因。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即使蒋介石能够如愿以偿在1932年取得产马区,他也没有办法弥补已经虚度的30年空白时光。早在清朝马政走向荒废的那一刻,30年后的对日抗战就注定成为徒步的悲情战争。而日本人把握住这30年,靠着改种后的马匹取得了抗日战场上机动力的绝对优势。

徒步的抗战

让我们回到篇首的博福斯山炮,去体会抗战年代骡马们的悲怆。

博福斯山炮在建军之初,就是以进口洋马机动的。《良友画报》的照片里,牵引博福斯的马是体高16掌左右的洋马。洋马价格奇贵,又有水土问题,不可能长久以洋马驮炮拖炮。而在洋马之外,炮兵的唯一选择是力大无穷的骡子了。

骡子的力量与持久力非常惊人,因此价格远高于马,但雄壮的山东大骡也无力承受博福斯山炮的千里转战。1932年,德国顾问提议把军骡的采购价增加到每头两百大洋,当时军队买骡的价格大约为八十大洋。一匹单价高达两百大洋的骡子,必然是市场上最名贵的品种,大约画进郎世宁的《百骏图》也不为过了。换言之,德国顾问认为若要依靠中国土产的骡马拖博福斯山炮,只有《百骏图》级别的名贵品种大骡才能胜任!

八年抗战中战场辽阔,作战时动辄是数百里的长程机动,这是对骡马能力的严酷考验。军中的骡马倒毙率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以炮兵为例,依照军政部1939年3月《炮兵部队所需马骡补充计划表》,当时全军的炮兵部队只要是在前线作战的,待补马数一般都在半数左右,意味着抗战刚打了一年半,马就倒了一半!

于是,博福斯山炮的机动很快就改用人力。1939年10月第三战区的一份战报显示,当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博福斯山炮的炮件已经改“驮”为“抬”,换用人力挑夫了。在抗战期间,从重机枪到山炮,原本应该用马匹驮运或挽曳的武器,大多改用人力运输。以人代马的“代马输卒”成为军中的正式编制,而抗战也就成为一场步履蹒跚的徒步战争。驮马挽马如此,骑兵的乘马亦然。

抗战年代骑兵对“东洋大洋马”的羡慕之情,简直就是30年前日俄战争时日军仰望哥萨克骑兵顿河马的翻版。抗战胜利时担任骑兵第9师参谋长的诸邦俊将军,是从见习官干起的老骑兵,曾在马背上与日本骑兵拼杀多年。战胜时,诸参谋长接收一批日军骑兵的战马,艳羡之情溢于纸间,质朴无华的感慨透露出当年马种差距:

“这批军马是日本属第一批和第二批改良种。第一批改良种,体形高大,比我国蒙古马高出三分之一,不适于矮小人的骑乘。第二批比我国蒙古马稍高一点,很适合我国和日本人的骑乘。而蒙古马就显得太小了,有待改良之必要。”

本文摘自:2015《凤凰周刊》总第562期

作者:霍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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