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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叶挺为啥感情深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与叶挺,这两位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在党内一起共事,两人志同道合,风雨同舟。这对革命的老战友,相知相交数十年,他们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肝胆相照,情同手足;他们之间的革命情、战友情,同志情、朋友情,纯洁而高尚,诚挚而久远,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典范。

叶挺是我党最早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即后来的“叶挺独立团”的团长。

这个团是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精心筹建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由区委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主持,抽调第一期毕业生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党员军事干部,另从区委机关抽调了廖乾吾,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三十四团,正是广东区党委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

既然是一支由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革命队伍,就要选一位在党内、军内有影响有才干的人来担任团长。

周恩来首先想到了叶挺。因为他了解叶挺的革命经历和军事才干。叶挺是著名的粤军将领,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1924年,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同年12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到国内。在上海,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的接见,并被分配到广州工作。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叶挺被分配到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参谋处长。到职不几天,国民革命军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叶挺随军东进,离开了广州。11月间,叶挺在惠州前线接到一个新的任职命令,调他到正在组建的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担任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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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日,三十四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全团有共产党员20人左右,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1926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叶挺率领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北伐。独立团出师经过广州时,周恩来在住处单独约见叶挺,两人作了一次长谈。后来,周恩来又来到叶家祠,在叶挺家里召集团内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他向与会同志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并就北上作战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作了语重心长的嘱咐: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与友军团结;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要多打胜仗。

周恩来着重强调了“要多打胜仗”。他说,现在有些国民革命军部队对北伐战争仍然存有种种顾虑,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

在叶挺的指导下,独立团党支部作出决定:把周恩来这些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并把它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南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途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后的时间进行讨论,从而对全团干部战士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拥有2000人的叶挺独立团在这次千里远征中一直充当前锋,所向披靡,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获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至武昌大战时,“铁军”之称更是声名大振,叶挺也被誉为“北伐名将”。

叶挺独立团之所以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本人之所以被誉为“北伐名将”,这与中共广东区委对于独立团建团和作战的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更与周恩来的提携、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叶挺本人,一直引周恩来为知己,始终不忘周恩来的知遇之恩。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秘密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为南昌起义做准备。这一天,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同时进入南昌。7月27日,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前委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

叶挺和贺龙、朱德、刘伯承,是这次起义的四员战将。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为参谋长。由于叶挺和贺龙是起义的直接指挥者,身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便以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就起义的种种问题,与他们两人进行磋商。叶挺虽然对于起义的发展前景有所疑虑,但他深知,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残杀革命人民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除了诉诸武力反抗,已别无选择。同时,他也明白,由于他在党的军事工作中所处的地位,挺身而出,承担这一历史任务,更是责无旁贷。因而,当周恩来与他交谈时,他明确地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

起义的作战方案是刘伯承起草的,周恩来看过后拿给贺龙和叶挺过目。叶挺看过这个计划,觉得各种安排十分周密,便什么也没说,将原件退了回去。那时几位将领初次合作,互相都不大了解。刘伯承不明白叶挺为什么一言不发,不置可否,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听罢,笑着说:“哈哈,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城内的敌人全部被肃清,共歼守敌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整个南昌城被起义军占领。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军从汕头撤退时,周恩来染上恶性疟疾,发起高烧。叶挺率部掩护周恩来及机关人员突围脱险。到了普宁县城流沙,周恩来的病情更加危重。当时部队被打散,叶挺和聂荣臻始终守在周恩来身边。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幸亏随军撤退的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担任向导,与叶挺、聂荣臻一起,一直陪伴着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周恩来,先带他们在附近一个小村子里隐蔽了下来,晚上又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上,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叶挺和聂荣臻、杨石魂一起,陪伴周恩来在陆丰乡下养了半个月的病。但因缺医少药,周恩来的病情总不见好转。大家为此都很着急,便趁着敌人的搜查松动了一些,秘密地找到一条帆船,于10月下旬偷渡出海,护送周恩来到香港就医。这时,聂荣臻已分配新的任务,要到省委军委主持工作。叶挺则得到党的批准,搭船到澳门去,回家探亲。至此,叶挺才依依不舍地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州发动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最后失败了。

叶挺是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爆发后,他亲临前线,沉着、机警地指挥作战部队进行战斗,很快占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在起义的当夜,叶挺即主张队伍带上缴获的武器到海陆丰去,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则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牺牲,第三天起义军大败,仓皇退出市区。结果张发奎军杀回广州,几天之内,就屠杀了五六千起义军官兵、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

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参加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李立三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参加起义的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他把持会议,通过了《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在《决议案》的政治纪律一节中,叶挺被列为第七个受处分的人。

李立三把持通过的这个决议,后来并未获准实施。原因是: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他说:这样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明确地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次同志的严厉的处罚是不对的。”他还说: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1928年3月中旬,周恩来在香港主持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他在分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

此时的叶挺,为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精神所深深感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召开前,叶挺到了莫斯科。他怀着美好的憧憬,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结合起义的始末经过,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有关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种种责难,提出了申辩,实指望党的六大对他本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可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负责人米夫和正在他身边工作、充当其助手的王明等人,不仅对叶挺的申辩不予理睬,还以各种方式故意冷落叶挺。连莫斯科中山大学邀请叶挺演讲,也因米夫和王明等人从中作梗而作罢。叶挺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对他的“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他有冤难伸、投诉无门,苦恼至极,一气之下,便独自离开莫斯科,脱离党的组织,前往德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回国投身抗战之中。

在中共党内,与叶挺共事时间最长、最熟悉叶挺的周恩来,在对待广州起义问题上,在对待叶挺脱党问题上,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始终为广州起义和叶挺蒙受的无端的责难鸣不平。对叶挺的离党出走,周恩来说了公道话:“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委领导成员,有时新四军军分会开会,叶挺不能参加,这不免使他心存疑虑。再加上由于蒋介石、顾祝同的限制和刁难,第三战区每月发给新四军的军费,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供给标准,叶挺常为“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而苦恼。

由于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叶挺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1938年10月下旬,他离开云岭回到广东,接受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决心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蒋介石得知此事,既害怕又生气,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在华南又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立即撤销这项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中共中央也认为叶挺不应留在广东,因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叶挺在华中比在华南发挥的作用更大;而且叶挺如果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1939年1月8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叶挺从广东到重庆后,与周恩来作过几次交谈。交谈中,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他仍有种种顾虑,对重回皖南军部,表示消极。他对周恩来表示因自己非党员,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新四军,蒋会怀疑他。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周恩来坚持认为华中重要,而且经过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他告诉叶挺,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几次谈话,使叶挺深受感动,终于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叶挺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到达云岭。

从这天起,周恩来便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下来。在长达20多天的逗留当中,他在军部及其所属机关、部队中,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他与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和陈毅、粟裕等支队指挥员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走访云岭地区的各个工作单位,与广大的基层人员促膝谈心。

为了调解项英和叶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他就叶挺与项英的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认为项英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出现极“左”思想,个别人实行惩办主义,处分叶挺等一批领导同志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做法很快就被党中央纠正了。叶挺在那以后脱离了党,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苛刻责难和对他的冷落。尽管这样,叶挺脱党十年,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终向着我们这边。现在全国抗战,他通过参加抗日接续他的革命生涯,并以他的资望和影响,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极其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决不能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周恩来恳切地对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干,希望你能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

此后,叶挺和项英举行了一次欢迎周恩来的小型宴会,在云岭的高级干部们也都应邀作陪。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宴会开始,项英首先起身举杯说:“我代表东南局全体党员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央代表敬酒!”周恩来听到这话,心里有些不悦,依然坐着不动,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在正常情况下,项英作为党委书记或者说是政委,首先站起来向主宾敬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在眼下周恩来正融洽项、叶关系的情况下,项英又摆出党和新四军的代表非他莫属的口气和姿态,周恩来心里当然不太高兴。叶挺见状心知肚明,赶忙站起身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同志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并为你的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周恩来喜形于色,立即站起来与叶挺、项英等一一碰杯,连声道谢。接着,周恩来又示意早在大革命时期便是叶挺部属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让他们向自己的老上级叶挺敬酒致意。周恩来心细如丝,他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醒人们,要尊重叶挺的革命历史,要尊重他今天在新四军的地位。

3月15日,周恩来离开云岭,叶挺亲自送行。临别之际,叶挺用他那架高级照相机,在麻川河的竹筏上,拍了一张他与周恩来的合影;又在黄山小补桥头,为周恩来拍了一张“游黄山”。如今,这两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成了周恩来与叶挺革命情谊永远的见证。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国民党当局之命北调。1月6日,部队行经安徽泾县云岭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周恩来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得知后,义愤填膺,立即打电话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当夜,周恩来奋笔为皖南事变和死难烈士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不仅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也是对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最有力的声援。

叶挺被扣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索要叶挺。1941年3月2日,周恩来在写给蒋介石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再次强烈要求“释放叶挺,回任军职”。周恩来还通过种种途径,给囚禁中的叶挺及家属提供尽可能的经济帮助和政治关怀。资料记载:周恩来曾托人给狱中的叶挺捎去2000元钱,叶挺则用这笔钱买了些内衣和蚊帐分给狱中的战友、同志。1943年5月间,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参加慰问在反击日军进攻鄂西山区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前线将士,他特别交代陆诒:除了采访报道外,主要的任务是设法代表党去看望慰问叶挺。周恩来说:“据我们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叶挺同志和他的夫人、女儿现在押在第六战区,你可以拿着我的亲笔信去访问陈诚。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他要求单独见一次叶挺,我想他是不能拒绝的。”陆诒出发前,周恩来又约见他,请他向叶挺转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叶挺的处境,非常赞赏叶挺的气节。自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提出包括取消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释放叶挺回军任职、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新四军伤亡将士家属和撤退华中剿共军等6项要求在内的12条善后办法以来,中共代表团在历次国共谈判中,都把恢复叶挺的自由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出来进行交涉。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为了迫使蒋介石接受这12个条件,曾经冒着被反动派捕杀的危险,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党中央切望叶挺保重身体,耐心等待,要相信党一定能够为他争得自由,把他营救出去。陆诒见到叶挺后,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话。叶挺激动地说:“我也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几年囚禁中也没有动摇过。你回去请向恩来同志,并经恩来同志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

1946年4月8日,叶挺被营救出狱后,在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烈士的大会,有3000多人出席。在追悼会上,周恩来痛哭失声,沉痛地报告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写道:“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的这篇悼念文章,句句情真意切,字字感人肺腑!它强烈地表达了周恩来对包括叶挺在内的四八烈士无尽的悼念之情!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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