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义礼智——告子6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①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②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③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④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⑤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⑦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⑨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⑩《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⑪”

【释义】

①公都子，是孟子的弟子。告子，是孟子同时的学者。告子主张“生之谓性”。又说“食色性也”。他是从自然生命（生物本能、生理欲望、心理情绪）方面看人性，这种自然之性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所以他说“性无善无不善也”。但人和一般动物不同的地方，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究竟在那里呢？告子没有指出来。到孟子讲性善，才从德性生命一面指点出人之所以成其为一个人的真性、正性。

②有人以为：文王武王行仁政王道，则人民兴起好善；幽王厉王昏虐无道，则民性变得好暴；可见人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其实，人的天性是“好善恶恶”的。好善是得其性，好暴是失其性。

③象，是舜的异母弟，性傲不受化。瞽瞍，是舜的父亲，顽恶而不慈。微子、比干，都是商纣的贤臣。这三句举出事例：圣君在位而有顽劣之民，恶父之家却有贤圣之子，暴君之朝亦有仁贤之臣；想借此来证明“有人行善，有人性恶”。——这种说法不但抹煞了“人的先天平等性”，亦否定了“人性的普遍性”，所以最不可取。其实，世间并没有天性的恶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也有良心发现之时）。象做了坏事，见到舜，仍然会忸怩不安，面露惭色。瞽瞍亦终于为舜的孝心所感动。可见“恶”是无根的，不是先天生成的。就如商纣也不是天生的恶人，所以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④彼，指告子等人。与同欤。公都子对“性善”之说，尚未透彻了解，所以提出来向孟子请教。

⑤乃若，发语词。又赵岐《注》：若，顺也。其情，是指性体发出来的本然之情；顺着这本然的恻隐与羞恶之情，自然就可以为善（如顺恻隐则可以为仁，顺羞恶则可以为义，等等）。孟子所谓善，正是从这里说。

⑥才，是性体发出来的为善之能（性能、良能）。这种为善的良能之才，是人人皆有的。至于人做出不善之事，乃是物欲的陷溺和后天环境的习染所使然，这不能归罪于性体发出来的良能之才，所以说“非才之罪也”。

按，孟子言心性，是实体性的“内在的道德心，内在的道德性”。心与性，都是从体上说。而此处所谓“乃若其情”“非才之罪”的“情”字“才”字，实际上都是指“性”而言。拙撰《宋明理学南宋篇》第五章，对此有详確之说明，请参看。

⑦恻，是伤之切，隐，是痛之深，恻隐之心即是悲悯同情之心，亦即不忍人之心。羞，是耻己之不善，恶，是憎人之不善。是非，指道德上的是非而言，不是指知识上的对错。分辨知识上的是非对错，是“认知心”的事，不是“道德心”的事。

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乃是仁、义、礼、智直接的呈现。性不可见（性是潜隐自存的本体），由心而见。而由心善见性善，正是孟子性善说的义利理进路。

⑨朱《注》:“铄，以火销金之名，自外以至内也”。又《尔雅·释诂》：“铄，美也”。二义皆可通。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美，并非从外而来，所以孟子主张“仁义内在”。思，乃省思之思。只要反省自觉，便知仁义内在我心，不待外求。

⑩求，谓反求于心。舍，谓弃而不求。蓰，是五倍，无算，谓无数倍。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但不反求于心，则仁义礼智隐而不显。如此一来，善与恶的距离越拉越远，这都是“不能尽其才”的原故。所谓“尽其才”，实即“尽其性”。就体而言，说性；就用而言，说才。

⑪诗四句，见《诗经·大雅·烝民》之篇。今毛诗“蒸”作“烝”，“夷”作“彝”。烝民，即众民。物，事也。则，指行事的法则或道理。相对于每一件事物，都存在着一种行事的法则：如目之视须明，耳之听须聪，事父当孝，待人当恕——目视、耳听、事父、待人，是“事”；明、聪、孝、恕，是“则”。人类的生活必须依循事理之则而行，所以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秉，执也。彝，常也。懿，美善也。人民秉有这恒常之性，所以能够自发内发地“好是懿德”。所谓“好”并不是一般嗜好的好，而是有道德判断意义的“好善恶恶”之好。孔子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这位写《烝民》之诗的诗人，确实具有道德的洞见，有道德的真实感。而“秉彝”二字，亦已十分接近“性”字之义，所以孟子特引此诗来印证他的性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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