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总结 | 夜市众生相

01

夜市概况以及周边情况

依托李沧区老牌商圈兴起的夜市地处少山路商业街(长330米,宽23米),商业街纵贯商圈中心。如众星拱月一般,地图上的各种地标位于夜市商业街的四周,其中,利客来、崂山百货、河北商城位于夜市商业街的北边;北方国贸以及奥克斯广场则位于夜市商业街的南边;苏宁易购生活广场位于夜市商业街的东边;第八人民医院以及如家酒店、城管所在的商圈执法队以及商圈办位于夜市的西边;中防商业街地铁二号线以及三号线、多个公交车站点环绕在商圈周围。

2007年至2008年,夜市公司牵头,以李村商业街为基础,“画号卖号”,将李村夜市的摊位划分为两种类型:原始号和转租号。其中,原始号摊主直接享有摊位租赁权,转租号则是小摊贩从摊主手里二次获得的摊位号。两种号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摊位租金上,以一个号(号宽一米五)为单位,原始号的租金大多为三四百一个月,且租金稳定无涨跌情况;转租号的租金区间为500-1000,租金根据生意情况、季节、地理位置存在相应幅度的调整。

单就夜市商业街而言,其共计有268个号(夜市摊位的基本单位,宽1.5米),189个摊位(数据情况约有5-10个单位的误差),售卖的商品包括百货、零食、图书、衣饰、鞋袜,其中,衣饰和鞋袜占据绝对比例(64.5%)。

规划中的短街道

02

就街道的规划而言,夜市所在的商业街类似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提倡的“小街段之必要”“频繁的街道”。这类街道由于“短”行人在其行走时不会过于疲劳;另一方面,频繁的短街道则意味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无论是车辆还是人,都能够根据自己情况以及道路特征,便捷地到达每一个地方。其将地点、人、车辆有序地贯穿起来,发挥街道与地区的互构性,由此来保证地区的活力。

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地图数据可得,夜市依托少山路兴起,中央花坛将330米长的商业街分成前半段和后半段。向阳路一端的商业街横穿花坛,与其形成一个交叉的十字路。夜市所在的商业街东端,其与古镇路接壤,路过苏宁易购生活广场通往更大的交通干线---京口路,夜市西端则与在峰山路的第八人民医院接壤,峰山路又与更大的书院路接壤。医院、购物广场、交通干线确保了该地区每日的人流量,同时为商机的创造埋下伏笔。

在功能上,故有的崂山百货、利客来、北方国贸等超市供应了基本的生活物品至高档物品,美食广场以及周围的门店、便利店则提供饮食场所,河北商城作为一种低端消费的补充存在。

由此,在功能以及交通上,原有的商圈为夜市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量的商贩自发聚集又重新激活了夜晚非正式经济的活力并改变了原有商圈的生态秩序。老牌商场不再是垄断人流的唯一场合,夜市变成了夜晚最热闹的地方。(根据我们做的人流量统计,一个位于临近古镇路一带的手套摊位在半小时之内驻足停留的有67人)

在这个夜晚最热闹的地方,多方势力在这里展开了角逐,城管、小摊贩、夜市公司、环卫工人、逛夜市的人,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在共同塑造夜市的活力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角色在与“夜市”产生关系的同时,也在为其他角色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

对于小摊贩来说,夜市是“生活能更好点”的落脚点。

“2009年,在夜市成立了后两年左右,赵爷爷一家开始在李村夜市中干了。这一干就是8年。类似蒲公英找到了可以扎根的土壤,赵爷爷自己摆着摊,儿子和女儿相继摆着摊干了下去。”

流动经营的摊贩借助城市规划已有的道路,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道路对于小摊贩来说,第一功能不再是通行而是利用通行带来的人流量开展经营。摊贩们往往不需要门店,也负担不起门店高额的租金。他们借助已有的公共空间来降低经营成本,而对公共空间的占用则带来了现代城市管理的困境。人们一方面需要便利,另一方面也对拥挤的交通、卫生安全隐患抱有担忧。这份困境集中表现在城管与小摊贩在街头上演的驱逐与追赶。

随着夜市的成立,经营地点由流动转向定点,摊位的划定、开闭市时间的确立,夜市中的摊贩们被城市规划纳入管理体制内部,二者的关系由紧张走向互包互容。

“交租金也更好,要不然城管来了你得跑,跑不掉的话他就拿你东西。”

03

搭建城市最坚实也是最柔软的地基

通过实地调研与采访,我们发现,夜市中大部分小摊贩呈现着以下特征:经营时间区间为五、六年至十年;山东人占到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地区则以北方省市为主(山西、河南、东北……),过往职业为农民、工人;高中为最高学历;性别上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段上从青年到老年,各个年龄段均有,但以35岁左右的中年为主。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城市化”这一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大多数都是农民出生的他们抱着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前往城市,而城市是否接纳了他们?

毫无疑问,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连……[1]人口聚集、工业动力为现代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广阔的谋生空间,与之相对,传统农村则面临着被工业革命甩落的悲剧局面。在一亩三分田上劳作的农民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生产压力走向城市,而缺乏技术、知识,他们往往留在最前端的体力活。他们有的种过地,有的干过煤矿工人,做过小本生意,在各种可能的方向上寻求自己的谋生机会,他们往往活跃在一线,干着基层工作。为一个城市的基本运行,一种产业的根基搭上一砖一瓦。

“卫生清洁、能源供给、风雨摆摊……”

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为城市运转不断提供血液。

这个地基是柔软的,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既得利益者,一直在有限的空间中博弈。

这个地基需要是坚固的,“城市的权利必须允许城市边缘/贫困群体在承认彼此不同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利益,通过彼此不断交流沟通,凝聚成一股力量---城市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体的城市,城市也是作为社会的城市。”[2]

做生意,从城市的繁荣中分一勺,养家糊口,吃饱穿暖。

刮着寒风的晚上,赵爷爷站在摊位前,不时往四周看看,我问他,“你平常摆摊会想些啥吗?”“有啥好想的,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没有什么想的,不似以前吃了上顿想下顿。”

生存成本的缓冲地带

04

中期报告中我们曾有一篇购物记,论述夜市中低价格策略下的产品质量。穷学生眼里,东西要物美价廉才好,昂贵的奢侈品是橱窗里的玩物,不是生活的工具。

夜市,从实用性角度来说,不仅仅是周末逛一逛的娱乐空间,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更是降低生活成本的缓冲地带。

一次,我在赵爷爷的摊位前与他聊天,三四个民工过来买被子和褥子,民工们问了问赵爷爷价格,翻了翻被子里外,讲讲价,便很痛快地买下了(怕是刚来青岛没多久),一床被褥加上枕头价格是100。而在附近的商场,一套床上用品的价格最低都在100以上。

夜市中的被褥,对于在青岛打工的群体来说,低价以及维持一定质量的床上用品是很多人在异乡将就凑合的选择。除却这个,衣服、裤子、鞋袜、内衣、生活百货,在夜市中一应俱全,不仅为异乡人留在青岛降低了生活成本,同时还拉长其在青岛的活动时间,让个人财富的创造有更多的可能。

05

丰富、完善的购物链

百年森林之中不是只有参天大树,还有低矮的藤曼植物以及菌类、苔藓、各种小动物,同样,一个活跃的商圈如果只有购物广场,那么不仅气氛会变得单调乏味,功能也会变得单一,无法吸纳丰富的群体。

前面,我们提到原有商圈以购物广场为主,在经济形态上,夜市则为原有商圈增添一种露天经济;营业时间上,夜市开市的时间为5点,闭市时间为10点,在实际生活中,经营时间区间则更广,这样便与原有商圈以及门店的营业时间(附近购物广场的关门时间为21:00,且多准时关门)相互补充,充分照顾每一个时间段的顾客人流。

另一方面,大量的小摊贩摆摊即为夜市带来了大量的人流,这是一种免费的监管力量,也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它构成了李村商业街活跃的基础,也为其他不法事件提供监管的视线。

由此,夜市的存在与周围商圈构成了一个丰富、完善的购物生态,从这里,生长出更多的经济空间以及人文空间。

硬币的另一面:消防隐患、环卫负担、公共利益

06

消防隐患

夜间照明的光源,多来自周围门店。摊贩们与门店店主商量好电费价格,扯一根电线就是夜晚的照明。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家炸串摊门口、商业街旁的小区闸电的插排上,密密麻麻接了六七根电线,且插排裸露在外。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一家售卖衣服的摊位一不小心电线着火,灰黑色的浓烟从大红色的摊铺上钻出来,四周的摊贩纷纷围上去,接水的接水,掐电的掐电……当摊贩有一定的数量,彼此之间都熟识,在事故发生现场,往往能快递反应调动起来是其一,但是高密度的摊位,也意味着事故率以及隐患的增长。

夜市选址在李村商业街的空旷区域,消防通道和疏散通道的预留成为必要的安全保障,在这一方面上,位于向阳路一带的商业街保留,不准设置摊点则是出于这一方面的考量。而另一方面,李村夜市的选址是位于多个大型商厦之间,小摊贩的聚集以及人流量的增长,预留的空间被压缩,也需要人们在之中提高安全与警惕意识来弥补。

环卫负担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观察到,摊贩们在整理商品的过程中,对于商品的包装袋,往往随意仍在四周,刮风时透明的包装袋在地上吹得打转转,清洁工需要低着头,将其扫入随身携带的垃圾车,而负责夜市周围的卫生清扫的环卫工,已经上了年纪,背有点佝偻。夜市的闭市时间是10点,在夏天闭市时间往往拖到11点甚或12点,这样一打扫便是到深夜1、2点,对于环卫工人来说,增加的工作量与城市对卫生清洁的要求,往往汇聚成扫把的沙沙声和一车车的垃圾。

公共利益的平衡点在哪?

我们的调研最后一站选在了位于夜市西端的城管执法中队,在宽敞的会议室里,与其中一位城管领导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对话。商业街两旁的居民楼,西端的第八人民医院、门店店主、在夜市上买到低劣产品的顾客、小摊贩……在管理者眼中,一个新的势力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与成本,而平衡点的把握则成为矛盾张弛的关键。顾客的权利、摊贩的利益、公民的空间、城市秩序的维系都在考量着管理者的智慧,或者说在考验这个社会的基础运转机制是否有效发挥了作用。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李村夜市的管理权表现在摊位号的几根黄线与一张摊位的凭证,具体的经营章法、准入制度则被夜市公司笼统地概括为夜市的规矩,当我们细问下去,对方的回应则是“没什么规矩、按时、不越线……”在最关键的经营环节上往往缺乏对商品质量的考量,对此摊贩们则认为“这样的管理挺好的,交了租金就完事了”,留给摊贩们巨大的空间去经营,其实在无形之中考量着社会的商业道德与工业生产的基本水准,毕竟,小摊贩们也只是个贩子,不是生产者。

在夜市之中,人与人的矛盾表现为权力在摊贩与周边居民、商场、门店之间的重新流动与划分。小吃街的取缔、夜市开闭市的时间都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双方做出的妥协与让步,而作为第三方的管理者则认为人的思维转换需要与城市化的过程相契合,街道空间是城市为消防隐患、承载突发人流留出的预留空间,摊贩们也可尝试着利用商圈已有的基础设施,融入周围门店,而我的疑惑是,完全的城市化与秩序之间是否必然不兼容,保持着基本准入的李村夜市在为摊贩们提供一个另有的经营场所之时又何尝不是在城市化大背景下对于他们的一种反哺。公共利益的平衡点意味着对多数人的利益的尊重,但是也同样需要保障少数人的利益,用基本的市场准入与规则来维护公共利益的空间,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去维护,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07

引用文献

[1] 李佳琳. 城市中的摊贩:规划外存在的柔性抗争[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 同1.

↓

第四小组|黄嘉婷 解斐 侯钰杰

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