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埠子历史遗存(三)

莒子公孙朝子墓

位于镇区东边不到两公里处的渠河东岸河滩上。无地面标志。1970年春被当地村民取河砂时发现,经考古为一古墓随葬坑,出土编钟16件。其中编镈7件,钮钟9件。1975年,在出土编钟的随葬坑西北10米处发现了主墓及另一随葬坑,坑中出土编磬13件(除二件完好外,余皆残)及列鼎5件、铜豆5件以及壶、熏炉等青铜器共计40余件。两次总共出土文物共68件。除编钟外,有造型奇特的鹰首提梁壶,列鼎、组豆、杯形壶、罐、香蕉炉、觚勺、播。朱雀形器足,镞以及石编磬、水晶珠、陶豆、陶坠、鹿头骨、骨器等,都藏于诸城市博物馆。编钟、鹰首提梁壶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载入《中国文物精华辞典》。

编钟最大者通高38厘米、最小者通高16厘米。镈、钟形体厚重,造型规整,工艺精湛,纹饰细腻。1988年经中国音乐研究所实测,七件镈音质不佳,九件镈除两件有残损外,其馀具有较好的音质。敲击正鼓、侧鼓两个部位,均可发出呈大二度或小三度音程关系的两个乐音。全套钟的音域达两个多八度。

编钟出土16年后,即1986年,考古工作者才发现编钟上原有铭文。经除锈清理,钟上铭文17字遂昭然凹现。从铭文上看,该器作器者是“公孙朝子”,应属莒国公族,作器时间为“(陈)立事岁”时,“陈”字从土说明时间已进入战国田齐时代。但是莒国在前431年已为楚所灭,所以公孙朝子有可能是莒国末世国君后裔,莒亡后归服于齐。尽管该器铭文署名为莒,但莒国已灭,器主已经为齐国高级官吏,因此此钟当归为齐器。该器是齐国罕见的带有铭文的乐器。

鹰首提梁壶,高56厘米,腰围90厘米,重10公斤,通体瓦纹,嘴似鹰首,口上唇可自由张合,并有提梁用双环连于壶盖之上,造型奇特,制作精湛,是国内罕见的艺术珍品,多次参加省、北京和出国文物展览。

公孙朝子以莒国末世国君后裔的身份厚葬于此处,又一次为今天的石埠子镇区是姑幕国都所在地提供了佐证,也传递出了远古时代的薄姑氏国与后来的姑幕国及莒国存在着的传承关系。

庵上石坊

位于庵上村。建于1829年(清道光九年),是庵上村马若拙为其兄马若愚之妻王氏所立的节孝牌坊。相传由江苏扬州雕刻艺人李克勤、李克俭兄弟二人设计,率徒弟8名,历时13年雕筑而成。石坊为顶、身、座三部分,高15米,宽9.35米,用多块石灰岩垒加而成,接缝严密,浑然一体,宏伟壮观。正面刻“圣旨”二字,中部横批刻“节动天褒”四字,两侧刻“旌表愚童马若愚妻王氏节孝坊”字样,横批下两侧刻有“大清道光己丑岁建”八字,背面横批为“贞顺流芳”,其它刻字与正面相同。坊上题字均为清翰林单兰亭所书,字体端庄幽雅。石坊雕刻内容丰富,人物、动物、植物、器物、山河等,无所不有。手法综合运用立雕、透雕、浮雕、高肉浮雕和线刻技巧,精妙绝伦。主楼下雕刻八仙人物形象。石坊既是一座高大的古代建筑,又是多种雕刻技法的有机组合,可谓工艺超群。有专家评论,庵上石坊是中国1400多座石坊中最为精湛、工巧的一座,某些地方比北京故宫、曲阜孔庙的雕刻还要高出一筹。

“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庵上”,这句民谚是对庵上石坊的赞誉。现在兖州石坊早已不存,庵上石坊愈加珍贵。1992年由山东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进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序。

华东局华东军区驻地——王庄

一九四七年秋、冬,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及华东局农村工作组曾在王庄村驻过。

一九四七年农历七月初三,华东局机关的主要领导及所属部队的二千多名全体指战员在连续攻克了孟良崮、南麻、鲁村、临朐、三合山后来到了王庄村进行战后休整。华东局农村工作组也一同来到了这里。当时,主要有华东局机关的高级领导饶潄石、张云逸;山东省主席黎玉、山东省青年部部长鲁钊;华东局农村工作组组长金锋、副组长李卫诺。1995年编写的《召忽乡志》上,有华东局机关首长拴过马的老古槐树;、机关首长住过的三间草房、饶潄石等同志用过的钢笔、阅过的报纸、用过的大衣扣子等物品黑白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