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她加入了田汉创立的“南国社”，又先后在几家电影公司谋生，过着清苦的生活。幼时读书的经历，使艾霞热爱文学，踏足电影界的同时，在撰写文字方面也有所小成。

1931年，她进入天一影片公司，天一公司当时的宣传已在强调艾霞的文采：“她是一个通文达理的新女子，能写得好字，又能写得好文章，对于新的——无论文学以及其它艺术，都有根底。现在，她可决意加入电影界了。”

然而，艾霞在天一公司却没有得到重用，李萍倩本意在自已导演的电影里用艾霞当主演，却遭到邵醉翁的反对，经过讨论最后决定：“艾霞暂缓决定主演，俟有机会时再讨论之。”在天一公司的失意，使艾霞于1932年转入明星公司。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她参加了《脂粉市场》、《春蚕》、《丰年》、《旧恨新仇》等影片的拍摄，可谓片约不断，其中1933年一年就演了七部影片，仅此一点，就可使当时许多电影明星望尘莫及。

其实艾霞的长相并不美，她的眼睛又细又长，双颊丰满，下巴偏短，属于有特色的相貌。当时的刊物《文艺战线》有一文这样评价她：“艾霞虽然不能算什么绝色美人，但身段窈窕，面目娇艳，有阮玲玉之妩眉，有王人美之活泼。在中国女明星中，也算得上等之人物。”

在艾霞初入明星公司的时候，左翼电影工作者正以农村为题材，大量编写“描写农村底层的抗争”的电影剧本，在这些影片里，不少当红的女明星们纷纷脱去鞋袜，演起光脚下田的村姑。艾霞也和其他人一样，曾在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春蚕》中扮演农民的妻子荷花。

然而，艾霞最擅演的角色，还是身姿婀娜，泼辣性感的都市摩登女郎。在电影《时代的儿女》中，她饰演一个沉溺爱情的知识青年，因爱慕虚荣而生活日益放荡，堕落为男人的玩物。这个角色当然不是左翼力捧的正面女性人物，但并未阻碍她对这类冶艳纵情的角色的胜任。人们通过艾霞对这些角色的演绎深刻记住了这位“泼辣而浪漫的银幕妖妇”，彼时媒体甚至根据她的特点，冠她一个“性感野猫”的美名。

《现代一女性》的前卫意识

艾霞最重要的作品，是她在1933年自编自演的影片《现代一女性》，她曾在刊物《电影时报》上刊登同名电影小说，从1933年5月22日354号开始，一直登载至1933年6月27日的389号结束。

《现代一女性》讲述摩登的职员蒋萄萄狂热地爱上记者俞冷，为了资助这位穷困潦倒的有妇之夫，委身于公司经理李史，又发展到偷窃李史钱财，锒铛入狱。萄萄在监狱里受到进步狱友的启发，出狱后和与过去的自己诀别。

在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论及这部影片时写道：“《现代一女性》叙述一个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之心’的女性经历，写她在被捕入狱后如何在革命女性启发下，从恋爱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走上‘光明之路’，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作者的创作思想很模糊，女主角的转变过程也写得很牵强。”

但读罢小说，便会发现，艾霞并没有谈到影片所强调的“光明之路”，字里行间突出人性色彩，还隐约透露着艾霞不苟同左翼主流处理现代女性题材时，总要强调抗争战斗的观点。

萄萄对于爱情的挣扎，被描写得流畅细腻。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当她走出监狱的大门，一排男犯挑着水横过去，她看见俞冷，心里一震，刚要叫他又缩住了，她走了几步，俞冷由她面前走过，漠然看了看她，她看看俞冷，就毅然决然地走了。”

电影上映后，艾霞作为编剧和主演的双重身份受到广泛关注。电影中萄萄一角的性格，也被作为热点讨论。

1933年《申报》中绿漪所著《<现代一女性>观后感》一文中这样评价：“也许是自己编剧之故，艾霞在这里是出人意外的成功的，艾霞的表演自然，她非但表露了一个富有热情，视恩爱如生命的女子的心绪，而且生动地告诉了我们女主人翁的性格。”

艾霞本人，在《现代一女性》上映后，也撰文讨论电影中恋爱与金钱的关系：“他们俩都不是拜金主义者，刺激对于她，就是人生的美酒，无上的安慰。恋爱绝不是两个人整天坐在屋子里谈的，何况她又是享乐惯的，每天那样自然无腻烦，她空虚的心灵又怎能满足，他们要消磨这空余的时间，更不愿两地相思，见面了要游乐，游乐要金钱。”这一观点，即使放到现代也毫不落伍。

影坛才女

1934年1月20日的《申报》中写道：“电影界里有四个女作家，高倩苹、胡萍、艾霞和王莹。”四人各有文字风格，而艾霞的文字，被评论为“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在艾霞拍摄电影的同时，她亦没有间断文字的写作，除了在各报刊上登载的散文、随笔，还有短篇小说《一双黑大的眸子》，中篇《现代一女性》和《好年头》。

艾霞的文章，随着时间变化，是可以看出鲜明的风格变化的。前时期的文章，多是以恋爱为主题，比如她在《现代电影》发表的《恋爱的滋味》，文中写道：“恋爱是活动的刺激，起先我是由认真的恋爱而一变为不爱，由不爱而变为随便爱爱，而又真爱，而又在认真的爱中不敢认真，而又神秘，我也不能预知了。”这来来回回的爱恋迂回是艾霞初期文章的主题，包括《现代一女性》，也是以女性视角为主，阐述爱情的悲欢。

随后，也许是受左翼电影阵营的影响，艾霞的文章变得逐渐偏于现实，以她的文章《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为例：“所谓轨道并不是刻板的生活，几点钟起来，几点钟吃饭，看书，写东西，睡觉，就是希望我能走上建设的道路，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

而在艾霞去世后，作为她的绝笔刊登的《好年头》，更是激情四溢，获得左翼文学的进一步认同。

《好年头》讲述农户刘炳根自耕自种，他的女儿荷香与抽鸦片的宝兴订婚，但他的儿子根生主张退婚，不得已，压地契给宝兴赔偿，从此成为银行的租户。这一年收成很好，但是谷子价格随之暴跌，农民反而更加贫穷。小说到了最后，艾霞直观地表达了“谷贱伤农”后所带来的反抗：“打呀！打呀！震天撼地的沸腾起一片喊声。整个垫桥村疯狂地骚动。农村沉寂的血脉，海潮般激烈的澎湃。”

评论者看完此篇说：“艾霞的文章，如黄河直泻”。

艾霞和薛玲仙

逝于22岁

艾霞的事业还呈上升趋势，传说她正准备自己编剧并出演丁玲的小说《法网》。而1934年2月12日，却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艾霞在家吞食鸦片自尽。

关于艾霞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一说是源于“经济拮据的窘况”，二说由于“她不能自控的任性”和“郁于孤独、空虚”，三说源于爱情的悲剧——她本沉醉在婚姻的美好梦想之时，自称要娶她的有妇之夫却在暗中和另一个女人出双入对。可能追踪到底，没有她的亲口坦白，人们终是不能猜测出一个定论了。

艾霞的性格，本该是坚毅的，她16岁就为争取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决裂，来到无依无靠的上海闯名堂，她的性格中，本是有自强、抗争、拼搏的特性的。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走向自我毁灭的路？

唐纳在对艾霞之死的分析中说：“她忽而想嫁人，但人不易找，忽而想写作，去求教于一位前进的文学家，但是文学家给她的答案是希望她修养十年，她又觉得为期太远。忽而想集资拍摄一部影片，由她自己编剧、导演与主演，但在这年头，以她的地位就很难正规地借到一笔巨款，忽而想和她的爱人旅行去，但她的爱人不愿意，她的职业也不许她安闲地去旅行……她想到的每一条路都足以拯救她自己于精神或物质的痛苦之中，但又没有勇气步上每一条路。”

《电影画报》于1934年第九期出版了一期《艾霞女士哀悼特辑》，上面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她亲手描绘的两张油画，还有电影界同事对艾霞的悼文。里面有一段文字，描述对艾霞生前那段日子的回忆：“她白天挂起笑脸——对付着每一个人，可是一待她孤单地回到上海格罗希路那间青灰色的小楼房时，她倍感到现实的空虚。

据她自己说，她睡眠非常不足，每晚非到三四点钟不能入睡，而在翌日的黎明又复清醒。因此到最后她不得不在房门上贴上每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会客的纸条。她熊熊地生着炉火，和她的五头爱猫，同睡在床上。也许，这是她严肃地却又悲观地在思索着一切的时候了。”

艾霞的死，在电影界犹如扔下一记重磅炸弹。明星公司在艾霞死后，办了一场追悼会，重重挽联，人们献上吃惊，难过，怀念，惋惜的追悼情思，其中沈西苓的一联，别致清雅，犹如一声叹息：“虽则由绘画、戏剧、电影，半生同路。但究属少相叙，只记得，有一次，你问我，人生究属是什么，我默然，而——你却轻微的一笑。”

可是悲剧并没有结束，这桩电影界第一个自杀身亡女明星的新闻，让小报记者们蠢蠢欲动，他们把此事渲染成一出“桃色新闻”，甚至极尽加油添醋、嬉笑调侃之事。对死者的不敬，激怒了电影界同仁，促成了电影《新女性》的诞生，这部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的电影，以艾霞为原型，将矛头直指社会。

在影片结尾，女作家韦明经历坎坷，身心交瘁，她选择服毒自杀的方式向社会控诉，被人发现送进医院，在她还没有咽气之时，街上便响起“看女作家韦明自杀”的报童叫卖声，濒临生命终点的韦明，高喊“我要活！我要报复”，在呼声中气绝身亡。

阮玲玉在此片中，全身心地投入了角色塑造，经常在摄影机停止转动后依然难以恢复情绪。1935年，《新女性》公映，由于里面描写了小报记者的无耻行为，引发了一场记者公会要求赔礼道歉的风波，记者对《新女性》的记恨，最终竟致使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选择了和艾霞，和韦明同样的生命结局。她们的故事如此相似，结局如此雷同，这不仅在中国电影史，就是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悲剧。

参考文献：

《水银灯下的阴影——民国电影的互文性分析》，贾磊磊

《十日谈》，1934年第二十八期，《参加艾霞女士追悼会记》，古月

《电影画报》，1934年，《艾霞女士追悼特辑：哀悼的前奏》，作者未详

《电影画报》，1934年，《艾霞女士追悼特辑：忆艾霞女士》，李沙

《申报》，1933年，《现代一女性》观后感，绿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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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 | 张洪燕责任编辑 | 汪忆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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