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日本刑法对于企图危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以及皇太孙的行为规定了一条“大逆”的罪名,凡是这种事件都叫做“大逆事件”,其中最出名的一起大逆事件就是“幸德事件”。

1910年5月,日本警察声称破获了一起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用炸弹谋杀明治天皇的事件,并以此为理由展开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大批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遭到逮捕,1911年1月法庭判决了24名被告死刑,后来实际执行了的有12名,排在第一位的是著名媒体人幸德秋水。
战后的研究已经判明这是一起完全捏造的冤案,其目的在于打击当时正在日本社会不断扩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幕后的主谋是那位制定《治安警察法》镇压政治和工人运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之所以要置幸德秋水于死地是因为幸德秋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幸德秋水在1904年就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介绍到了日本,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陈望道先生在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还是参考的这个译本。
十九世纪后半之后在栃木县和群马县的渡良濑川发生了足尾铜山矿毒事件,古河矿业(现在的古河机械金属)在开采铜矿的时候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幸德秋水在1900年就积极参加了揭露和反对这个污染的运动,那时的首相正好就是山县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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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对幸德秋水的仇恨还远不止是幸德秋水在政治上制造了这些麻烦,在山县有朋看来幸德秋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国民”。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有一个叫做“非国民”的词,这个词的意思和中文里的“汉奸”差不多,但没有“汉奸”那么源远流长,因为“国民”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是没有“国民”这个概念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当时的日本人中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非常强烈。当自己认为是现代国民的一员时,对那些和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就直接以“非国民”来称呼了,实际上当时被冠以“非国民”称呼的人就是那些不支持甚至反对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的人。
从1901年12月1日开始到1902年1月19日,当时东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万朝报》分五十回连载了一篇名为《北清分捕之怪闻》的调查报告,以大量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数量的铁一般无法抵赖的铁证揭露了参加八国联军的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强奸,抢劫,盗墓和贪污行为,并具体点出了包括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和第九旅团旅团长真锅斌少将在内的不少高级军官的姓名。
这个丑闻被揭露之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各家其他报纸都接着跟进,议员们在议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日本军部还没有后来那么牛气冲天,面对着各家传媒所提出来的证据,只好查抄了山口素臣,真锅斌以下被传媒指名过的第五师团不少军官的家,抄出了大量的大清银元宝和其他中国文物。
根据日本参谋本部1902年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日军在天津和北京所抢劫的大清的官银共达291万4856两之多。要知道这部战史的编撰时间离庚子之乱已有两年,这个丑闻已经被日本军部掩盖了下去,而且战史的编撰者就是被各传媒点过名的福岛安正少将本人,他在庚子之乱中任临时派遣队司令官以及八国联军总司令官参谋,是当时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根据《万朝报》的揭发,福岛少将本人就涉嫌到抢劫以及盗墓行为,所以这本战史中的数据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其实还是很有疑问的,但就这个数目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
中国的银元宝在日文中被叫做“马蹄银”,所以这件事在日本就被叫做“马蹄银事件”,后来这起事件的处理只是真锅斌少将受到了休职处分,但真锅斌还是又后来的日俄战争中被开复使用,并晋升到了中将,还成为了男爵华族,但终究还是因为这个污点而无法成为继续晋升。真锅斌一直深受山县有朋的欣赏,被山县有朋认为是将来陆军大臣的最佳人选,所以揭露了马蹄银事件的幸德秋水的最后下场其实是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