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冬至，文武百官前去朝见杨勇。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节日是冬至、正月初一和皇帝生日这三个大节。今天人们对冬至已不太重视，但对古代农耕民族而言冬至是大节。文武百官朝见太子，太子有些飘飘然，欣然接受百官朝见。

有大臣就对隋文帝说：百官朝见太子不合规矩，违反礼制，更何况皇上还在位。隋文帝对太子因此十分不满，认为儿子操之过急，便下令不许百官再以朝见之礼拜见太子，杨勇从此渐渐失宠。与此同时，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次子晋王杨广看到了机会。

当初隋朝灭南陈时，杨广担任元帅、行军都总管，立下大功。不过他只是挂名元帅，真正指挥作战的是贺若弼、韩擒虎等猛将。灭陈之后，杨广驻守江南，平定了一些小的叛乱，表现相当不错。

杨广在个人作风上也刻意与太子杨勇相反，生活简朴，谦虚谨慎，但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家里好看的东西都藏了起来，等到父母来他府上，他和他的媳妇所穿衣物都朴素相似。家中陈设简单，连琴弦都断了，上面还故意撒了一层灰，表明自己不好声乐。

他想让父母觉得这是个好孩子。如此一来，杨广不但得到了独孤皇后的支持，还得到了重臣杨素的支持，最终在太子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开皇二十年，即公元600年，隋文帝下诏废除太子杨勇，贬为庶人，立次子杨广为太子。

杨勇觉得冤枉，自认没做错什么，不过是穿了身好衣服、与阿云生了几个孩子，便想面见隋文帝申冤。然而此时杨广已是太子，宫里宫外都是新太子的人，杨勇连亲爹的面都见不着。无奈之下，杨勇爬到皇宫外面的树上大声呼喊，请父亲出来说话。

杨素趁机对隋文帝说，这废太子像是被鬼上身，彻底疯了，没救了。隋文帝顺水推舟，承认儿子疯了，此事就此作罢。杨广当上太子四年之后，即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太子杨广继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

关于隋文帝的驾崩，史书上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这样的：隋文帝病重时，他的爱妾宣华夫人与太子杨广一同照顾隋文帝。此前所言隋文帝只有独孤皇后一位妻子，那是独孤皇后在世时的情形。

独孤皇后去世后，隋文帝不能一直单身，便纳了几位妃嫔，其中就包括宣华夫人。宣华夫人是陈后主的妹妹，被隋文帝收入后宫封为贵妃。白天的时候，太子杨广便对宣华夫人动手动脚，一看后妈不错，老爹又将不久于人世，便起了心思。

得手与否不得而知，总之事情被隋文帝得知。儿子竟敢动自己的女人，这还了得？隋文帝幡然醒悟，看清了杨广的真面目，立即下诏派人去找废太子杨勇。看来废立太子一事，老皇帝已后悔了。然而此事被杨素获知，杨素立刻向太子杨广汇报。

杨广派亲信张衡进宫面见隋文帝，据说张衡将隋文帝扶起，用枕头将皇帝闷死。隋文帝驾崩当晚，杨广便与后妈宣华夫人同眠。这段故事在不同史书上的记载有所出入。

无论真相如何，隋文帝杨坚驾崩之后，杨广一开始密不发丧，伪造一封诏书，赐死大哥，前太子杨勇，并且不给杨勇立嗣，也就是不让杨勇的儿子们继承爵位家业。杨勇有十个儿子，后来全部被杨广处死。隋炀帝杨广解决了大哥之后，皇位坐稳，便开始治理国家。

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虽以暴君、昏君之名流传后世。所谓"炀"，就是去礼远众、违犯天道之意。有意思的是，"炀帝"这一谥号原本是隋炀帝给陈后主上的，没想到最后唐朝又把这个谥号给了他本人，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昏君、暴君的名声。

然而他的历史评价实际上颇有争议。对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外连年征战，攻高丽、击突厥、灭吐谷浑，连年打仗，所以史书上对他的评价离不开骄矜自负、好大喜功、荒淫无度、穷兵黩武、横征暴敛这些词。

实际上他所做的那些事，从整体上来看基本都是好事，但实际操作中由于他本人骄矜自负、好大喜功、荒淫无度、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的作风，导致百姓受苦受难、不堪重负。有人说今天的史学家对隋炀帝的评价用八个字最为合适："罪在当代，功在千秋"。

对当时人而言这是罪孽深重，但对后世的作用却很大。隋炀帝登基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隋朝的首都实际上在大兴，这不是今天北京的大兴，而是关中地区的长安。按理说长安已是帝王基业，隋炀帝为何要另建东都呢？

因为饭不够吃。关中地区的农业依靠的是秦汉时代修建的灌溉系统，什么六辅渠、白渠、郑国渠，都是秦汉乃至先秦时代所建。

自从西晋灭亡以后，少数民族长期统治之下，这些灌溉系统年久失修，战乱年代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关中地区开发得太早，可耕种面积大大减少，农业产量大大下降。一旦年景不好，皇帝就得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办公，其实就是来吃饭，这叫"就食洛阳"。

因为河南是北方主要的产粮区，所以经常从长安跑到洛阳的皇帝就得了一个绰号，叫"逐粮天子"。隋朝统一之后，中央政府官僚机构直接翻番，原来宰相一个，现在变成一窝，这么多人在长安上班吃饭就更成问题。

众所周知，不光是隋朝，后来的唐朝首都也在长安。既然吃饭都成问题，那为什么不干脆迁都洛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前面提到过的均田制，均田实行的主要地区就是关中。

因为山东、河南、河北这些地方土地都在地主手里，没多少是国家的，没有可供分配的田地。二是府兵制。隋唐皇室是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军事力量主要靠府兵，而隋唐府兵的主要兵源地是关中，全国府兵五分之二集中在关中。

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北魏到隋唐的核心政治和军事制度，而且主要实施区域是关中地区，此乃立国之根本。所以隋唐两朝都不可能把大本营从关中地区挪走。说白了，他们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长安必然是政治首都和军事中心。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隋炀帝便准备营建东都洛阳作为粮食首都。由此可见，营建东都这件事原则上没有问题，不算坏事，但隋炀帝为了满足个人的穷奢极欲，不加限制地浪费人力物力，举国一制、举国体制，这就是暴君的行为。

新建的东都在洛阳老城西边，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宫城、皇城、外城一样不缺，还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草木、奇珍异宝，运到皇宫花园里。营建洛阳这项工程由重臣杨素主持，每月征调200万百姓。

负责营建洛阳的官吏非常严苛，工期也紧，皇帝等着入住，所以这些干活的百姓累死的能有一半，每个月都有专门的大车来拉尸体，这些大车一路上排成一排，绵延几十里。

几百万百姓给他营建洛阳，必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更不用说好多百姓因建城而死，一时间民怨沸腾。隋炀帝还在江都即扬州大造宫殿，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了40多座离宫，作为他临时歇脚的别墅。

除了修洛阳、修扬州这些行宫别院，隋炀帝时期还有一项大工程，就是开凿大运河。开凿大运河这件事从宏观角度讲也没有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但隋朝的政治中心仍在北方。

中国的大江大河都是自西向东流，所以南北之间交通不便。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与营建东都洛阳一样，都是顺应时代发展之举。问题还是出在开凿过程上，太过劳民伤财。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三个方向发展，往东北方向经过山东一直通到河北涿州、幽州一带。

为什么要修到这里？主要是为东征高丽做准备，把幽州、涿州一带作为征高丽的前线司令部，所以这里的粮秣军械都要准备，实际上就相当于今天北京一带的位置，这条运河叫永济渠。

往东南方向共分三段一直修到杭州，分别是通济渠、邗沟、江南河，一直修到杭州，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通起来。从洛阳往西再到长安又修了广通渠，不过这段在隋文帝时期就已开始修建。

有了这些运河，各地运到洛阳的粮食物资可以方便地输送到关中地区，所以隋朝大运河无论对于当时的社会，还是对于后来的朝代，意义都非常重大。但这件事就是立国不立民，被征召来修大运河的百姓前后又有数百万人。

前面讲过修东都用了200万人，修运河又是好几百万，男丁不够用就连妇女都不放过，加班加点干活。参与工程的百姓中，累死病死的超过了一半。修建大运河辛苦了隋朝百姓，却方便了唐朝百姓。

如果没有大龙舟南下江都、让上千纤夫在岸上拉纤、沿途都得供应食物吃不了就倒掉埋掉也不给百姓吃这些缺德事，那么论起功劳与大禹相比也不逊色。所以还是那句话，罪在当代，功在千秋。问题是隋炀帝不光做了东都和运河这两件事，除此之外大工程还有很多。

比如在山西、河北修驰道，通往边境的高速公路，北方边境修长城。这些举措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防备游牧民族入侵都有好处，但受苦受累的全是普通百姓。所以有人讲，与其说隋炀帝干的是暴政，不如说干的是急政，坏就坏在这个"急"字上。

隋炀帝的内政操之过急，再看他对外的扩张。隋炀帝向外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西域，经营西域的目的主要是掌握丝绸之路。隋朝时期，丝绸之路北边的城邦国家受到西突厥控制，南边的国家听命于吐谷浑，这两方都与隋朝不对付。

隋炀帝要想打通丝绸之路，就得先搞定西突厥和吐谷浑。西突厥还好说，隋炀帝延续了文帝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西突厥内斗，所以西突厥基本上不构成威胁。隋朝在西域的最主要对手就是吐谷浑。

吐谷浑的势力范围在隋王朝的西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青海草原。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名字来源于第一代君主慕容吐谷浑。他跟两晋时代前燕开国皇帝是亲戚，都是鲜卑慕容部的。后来吐谷浑跟家里闹矛盾，率部西迁，一路走到青海，成了青海草原的霸主。

他的后代建立起的政权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吐谷浑。隋炀帝继位时，隋朝正处于国力最巅峰的时候，隋炀帝也在琢磨怎么能把吐谷浑制服。恰在此时铁勒人兴起，对于隋炀帝来讲是天赐良机。

这帮铁勒人这个时候有两下子，从西突厥的领导下独立出来，把天山以南的几个小国，如高昌、焉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区域相当于今天新疆哈密、吐鲁番一带，位置在塔里木盆地的东北边缘，与吐谷浑接上了壤。

如此一来，铁勒与吐谷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两边都想称霸塔里木盆地。隋炀帝就利用这一点与铁勒人结盟。大业四年即公元608年，铁勒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这时候的吐谷浑可汗是步萨钵可汗，汉名叫慕容伏允。

伏允撤退到西平即今天青海东部临近甘肃的一个地方，向隋王朝求援。隋炀帝派大军到西平接应，结果慕容伏允又起了疑心，掉头往西边跑。隋军一路追击，在青海湖南边多次击败吐谷浑大军，杀敌三千多，俘虏吐谷浑王公贵族二百人。

到了第二年春天，隋炀帝御驾亲征，准备彻底消灭吐谷浑。隋军兵分两路，一路绕到青海湖的西岸进攻吐谷浑的首都伏俟城。伏俟城遗址在今天青海湖西岸的鸟岛度假区附近。另一路由隋炀帝亲自率领，从西平向西逼近青海湖东岸。

同时从祁连山到甘肃一带，隋军也布置好了四路人马，把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包围在青海湖东北一带，准备瓮中捉鳖。面对隋军的天罗地网，慕容伏允找了个人假扮自己，带着军队往祁连山而去，然后本人带着几十个亲信仓皇出逃。

隋炀帝发觉之后派大军追击，眼看大势已去，吐谷浑的贵族便领着十几万人投降。光杆司令慕容伏允南遁于山谷之间，逃到深山老林里去了。

这样一来，吐谷浑就此灭亡。如此这般，东到西平即青海湖东岸，西到塔里木盆地中部，北到祁连山，南接昆仑山，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领土，就都被大隋王朝吞并。

隋炀帝在吐谷浑故地设了四个郡，把一些犯了轻罪的罪犯派过来开垦，形成了有效的统治。灭掉吐谷浑之后，隋炀帝召见西域诸国国君，西域三十多个小国的国王大臣前来赴宴，隋王朝在西域的威望达到了巅峰。

隋炀帝虽然称霸西域，但连年大兴土木、对外战争，黎民百姓已经苦不堪言。

一千四百多年后的2013年3月，扬州邗江区曹庄的一处工地偶然铲出一座晚隋早唐风格的砖室小墓，墓中残损墓志上"隋故炀帝墓誌"六字与"大业十四年"的落款，正好对上了杨广被弑的那一年。

同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正式认定此处就是隋炀帝的最终安葬地。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开凿过2700公里大运河、三征高句丽、让西域二十七国国君赴张掖之宴的皇帝，死后竟躺在连普通王爵规格都不到的砖室小墓里，陪葬品不过玉器、鎏金铺首与两颗牙齿。

按《旧唐书》所载，他先被草草葬于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后由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改葬，这说明即便是推翻他的唐朝人，心里对这位亡国之君也是五味杂陈，骂归骂，终究要给他一个皇帝的名分。

把时间线拉到2026年，大运河于2022年4月28日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山东段京杭运河的小清河陆海联运通道，年吞吐量预计突破8000万吨，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走的几乎就是当年开凿的通济渠和邗沟故道，每年给华北输水十亿立方米以上。

杨广一千四百多年前挖的这条河，到今天还在给京津冀送水、给长三角运货，这种"功在千秋"的分量，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然而该背的锅还是得背，营建洛阳每月征二百万人，开运河前后动员五百四十万，修长城征百万，三征高句丽动员兵民近千万，十四年里累计征发劳役超过三千万人次，而当时隋朝总人口不过四千六百万，几乎家家都有壮丁被征走。

方向没错，错在把本该三代人干的活压在一朝，用一个人的意志硬催熟整个帝国。所以"急政"二字，远比"暴政"更贴切。该骂的骂，该认的认，对当代人是罪，对后世人是功，这才是对一千四百年前那位复杂帝王最公道的态度。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