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行业数据和具体的管理人决策，交织映照出当下国内法律行业的残酷变化：行业大门依旧敞开，维持着总人数的繁荣表象，但输送未来血液的管道正在快速干涸。

同时那个曾经能为行业输送未来血液的传统管道——从实习律师，到授薪律师，再到独立律师的成长阶梯——也正被逐渐截断。

当“膨胀”与“逃离”同时发生，问题的本质已不再是“谁在离开”，而是这个行业为何留不住它的年轻人？

总数在膨胀，年轻人却在逃离

我们先来仔细看看几组更具体的数据。

关于注销律师证的人数，我们看看几个一线城市，在过去这几年的4月份，各自经历了什么：

●深圳：2023年4月注销161人，2024年4月193人，2025年4月191人。而到了2026年4月，这个数字陡然飙升到了334人。相比去年，增幅高达75%。

●广州：走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等差上升曲线。2024年4月注销104人，2025年4月160人，2026年4月直接冲到了226人。两年时间，翻了一倍多。

●上海与北京：2026年4月的注销人数同样处于历史高位，上海达到了310人，北京达到了231人。

这还仅是4月份的数据。

我们都清楚，司法局的注销审批通常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的审核周期。这意味着，4月份系统里呈现出的这波注销数据，其实是这批律师在3月份甚至一季度末就已做出的理性决定。

他们经历了去年底的创收盘点，研判了今年初的案源趋势，最终决定赶在年检大限前彻底避开新一年度的高昂规费。

而那些卡在4月中下旬才痛下决心、压哨提交注销申请的人，他们的数据大概率已经溢出到了5月的统计口径里。

这说明，此刻我们看到的注销数据，或许还只是真正的洪峰到来前的“前浪”。

单看注销数据，或可归因为经济环境与行业竞争下的正常淘汰。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哪行哪业不注销几个营业执照？

然而，当这些“离场”数据与另一组“增长”数据并列，一个巨大的行业悖论骤然浮现。

还是以深圳为例。根据深圳律协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深圳市的执业律师总数达到了29787名，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2804人，同比涨幅是10.39%。再往前看，2024年同比增幅是9.55%，2023年是11.98%。

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大城市的律师总人数，直到今天依然在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膨胀。

可与此同时，3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占比，却在经历断崖式的暴跌。

我们来看看青年律师（30岁及以下/29岁以下）在各个城市的占比变化轨迹：

• 上海：2019年，21-30岁的律师占比高达23%；2021年，这个比例还能维持在23.13%（7413人）。到了2024年底，30岁以下律师暴跌到15.15%（5888人）。不仅相对占比在快速变小，绝对人数也蒸发了1500多人。
• 深圳：2023年，30岁以下律师有5916人，占比达24.02%的峰值；2024年，跌到4798人，占比17.78%。到了2025年底，这一人群占比则缩水到了16.6%。
• 内蒙古：不仅是一线沿海，中西部同样无法幸免。内蒙古律协的数据显示，29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占比，从2023年的14.9%一路降到了2025年的10.2%。三年时间，降幅高达31.5%。

这就是当下法律行业最诡异的现状：一边是总人数在连年膨胀，另一边是真正作为行业新鲜血液的年轻人，正在成批成批地蒸发。

既然总数在增加，而年轻人急剧减少，那到底是谁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行业？

答案不言自明。那些新增的人数，大概率是30岁以上、甚至是40岁以上，从房地产、教培、互联网等其他被重塑的行业中，通过法考跨行而来的“大龄新手”。

行业大门的相对开放，给中年转型者提供了一个容身之所，维持了总人数的不断膨胀。但作为行业未来根基的年轻一代，其供给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干涸。

他们不仅在主动选择不进来，而且进来的那些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

被压垮的“带薪学徒期”

年轻人为什么不留了？

起薪太低、加班太狠、独立太难、根本看不到出头之日......这是那些选择注销、转行的年轻法学生或者刚执业的授薪律师，在各大社交平台留下的关键词。

但这仅是表象。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行业生产力工具的变革，已硬生生抽走了青年律师成长的第一块基石。

法律服务行业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工业化”和“数字化”。在这个进程中，AI和各类智能办案工具，首先吞噬的，就是原本专属于青年律师的“dirty work”（脏活累活）。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个法学生进到律所，从实习律师做到低年级授薪，他每天睁开眼，面对的都是些什么工作？

●把几个小时的会议录音、客户访谈录音，逐字逐句地听写、转录出来；

●对着几十页的会议记录，熬夜整理出一份格式规范、逻辑通顺的会议纪要；

●拿下一份几万字的合同初稿，逐行逐段地去核对字体、错别字、标点符号、序号错误；

●在海量的裁判文书网里检索案例，然后把检索到的素材进行分类、归纳。

这些活，技术含量高吗？不高。

非标属性强吗？不强。

耗费时间吗？极度耗时。

直接产生创收价值吗？几乎不产生。

在传统的律所生态里，这些枯燥、重复、价值感极低的低端劳动，被称为青年律师的“泥泞期”。

但请注意，这层“泥泞”，恰恰是传统行业默许给年轻人的“经验缓冲带”，也是一种变相的“带薪学徒期”。

过去，青年律师通过出卖廉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换取留在律所的资格与缓慢成长的机会。

他们在逐字转录中近距离观察合伙人如何与客户周旋、把控节奏；在反复核对合同文本中，以最原始的方式建立对法律条文与商业规则的“肌肉记忆”；在海量信息检索中，不知不觉培育出对裁判尺度的敏锐“法感”。

因为有了这层缓冲带，合伙人愿意给年轻人发一份微薄的薪水，允许他们在这个阶段犯错、旁观、偷师、缓慢成长。

然而，这两年AI的爆发，像一台推土机，无情地铲平了这层缓冲带。

现在，一段两个小时的客户访谈，智能工具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逐字转写，并自动提炼出核心要点。几十页的合同比对，软件一键就能标注出所有的修改痕迹和格式漏洞。海量案例检索，AI甚至能直接帮你把裁判倾向和法条适用生成一份现成的报告。

效率提升了，成本降低了，律所的管理看起来更现代了。

但是，青年律师手里进入这个行业的“入场券”，也跟着一起被消灭了。

律所合伙人：“以后不招实习律师了”

比如文章开头那位大所合伙人的招人思路，他的态度就很直接： 以后不招实习律师了。理由也很现实——培养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带了一两年，证一拿，人就走了。 还不如直接招会用AI的授薪律师。

我们可以用最粗暴的方式算一笔账：

●一线城市实习律师综合成本： 工资 + 管理成本 + 办公工位资源，保守估计每月 5000-8000元。

●主流旗舰AI工具订阅成本： 约 20美元/月。

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一倍两倍，而是几十大倍。

更现实的顾虑在于，人类员工的成长收益未必会留在原单位。合伙人最怕的就是“刚培养出师，转头就提离职”。投入越多，沉没风险越高。

AI则免疫一切职场软肋：它不跳槽、不要求涨薪、不休假。这就导致“培养实习律师”从原本的“长期人力投资”，成了“高风险沉没成本”。

当合伙人不再需要一个“人肉打字机”或者“初级检索员”的时候，传统的师徒制传帮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理基础。资本和市场不再愿意为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买单，他们要的，只有“结果”。

往下，刚入行的年轻人根本拼不过AI的效率和成本；往上，他们又完全不具备独立承揽客户、处理复杂非标商业判断的高阶能力。

这类群体卡在中间的尴尬地带里，没有能力提升的渠道，接不到案子，拿不到创收，还要面临高昂的执业会费和生活成本。

这就形成了一个残酷的恶性循环。

它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把那些缺乏背景、缺乏资源、只能靠出卖初级劳动力换取成长空间的普通年轻人，成批地挤压出了法律行业。

强制催熟：青年律师的成长悖论

那些最终没有走、选择死磕在牌桌上的青年律师，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吗？

恰恰相反。留下来的人，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心智挤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被“强制催熟”的畸形职场。

由于底层的“体力活”全被工具接管了，合伙人和律所对新人的期望值，被非自然地直接拔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个刚刚走出校园、或者刚刚拿到执业证一两年的年轻人，一入行，就被要求直接向以往“中年级律师”的能力看齐。

合伙人把AI生成的合同初稿丢给你，你要在半天之内做出实质性的风险审查；客户一个电话打过来，你必须立刻基于智能平台整理出来的行业报告，给出极具商业全局观的合规建议。

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错位：能力期望是悬空的，而经验积累是断层的。

以往要熬过上百场庭审、改过几千份合同才能喂出来的商业直觉和风险敏感度，现在被要求通过操作智能工具，在几个月内瞬间习得。

这就像是在沙滩上建高塔，表面上看，这个青年律师输出的法律意见书格式完美、法条引用精准、行文流畅，展现出了一种“虚假的高级感”。

但我们都清楚，一旦脱离了特定的数字基础设施，或者面临极其微妙的人际博弈、复杂的现场谈判、以及根本无先例可循的疑难杂症，这种被强制催熟的“高级能力”就会瞬间现出原形。

更残酷的是，这种工业化流水线式的作业，正在剥夺法律行业仅存的一点温情。

在过去，师傅带徒弟，允许你前半年写不好民事起诉状，允许你开庭的时候手忙脚乱，因为师傅知道你熬夜帮他跑了腿、贴了发票、整理了卷宗，你们之间有情感纽带和利益共生。

但在今天的律所生存环境里，合伙人没时间、也没义务去容忍青年律师的缓慢成长，系统的高压要求你必须立刻变成一个成熟的齿轮，精准、高效地运转。

这种巨大的职业焦虑和不安全感，远远超过了过去单纯熬夜加班带来的身体疲劳。

他们每天都在看着完美的AI报告，干着看似高级的工作，内心却充满了空虚和恐惧：如果明天的工具又迭代了，我身上还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对自身核心壁垒的深度怀疑，成了留在行业里的年轻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行业会失去接班人吗？

当“脏活”被消灭，青年律师被“强制催熟”却又无法真正独立变现的时候，传统律所最核心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合伙人与青年律师之间的利益链接，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撕裂。

在传统的律所生态里，尤其是提成制或者松散的加盟制律所里，大合伙人与低年级律师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合伙人提供案源、平台和经验传承；

●青年律师提供廉价、高强度的基础劳动力，帮合伙人把案子落地。

在这个模型下，青年律师是合伙人的“资产”和“帮手”。

但是，当AI把基础工作平替掉之后，这个账本的算盘打不响了。

对很多独立提成的合伙人而言，维持一个青年律师的成本（底薪、五险一金、工位费），已经远远超过了购买几款高效法律AI工具的费用。

既然工具能干完80%的杂活，而且不抱怨、不请假、24小时在线，那我为什么还要花真金白银去养一个底盘不稳、随时可能跳槽、还需要花精力去教的新人？

于是，合伙人雇佣新人的意愿开始下跌。即便雇了，考核也变得更为苛刻和务实。

而对青年律师来说，这条路同样走不通了。留在传统架构里，他们拿不到足够的案源分流，学不到扎实的底层手艺，还要拿着微薄的薪水去对齐“中年级律师”的产出压力。

这种共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了合伙人与青年律师从“互利”走向了结构性的“互斥”。

合伙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眼高手低、基础不牢、性价极低”；年轻人觉得现在的合伙人和律所“吃人不吐骨头、只顾压榨、不给成长空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深圳、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注销律师证的同比增速年年攀升。因为到了年检这个需要清算成本、交纳会费的骨节眼上，很多撑不下去的年轻人、以及不愿再承担冗余成本的合伙人，共同按下了终止键。

结语

AI替代基础工作、青年律师占比下滑、注销人数攀升……这些变化正层层累积，重塑法律行业的每个角落。

之后，行业仍在运转，但每次变革都留下代价。

短期看，减少实习律师，是降本增效。

但长期看，这是在削弱行业的“造血能力”。如果没有新的培养机制，大量律所会出现一个问题——没有人可以接班。

这可能不是今天的问题，但一定会是未来的问题。

本文数据来源：

[1] 北京司法局官网：https://sfj.beijing.gov.cn/sfj/sfdt/ztzl74/bjssfjxzxkhxzcfxxgszl50/sfj_63c6-3.html

[2] 上海司法局官网：https://xzxk.sfj.sh.gov.cn/hall/doc-list.jsp?q=%E6%B3%A8%E9%94%80&number=&start=2025%E5%B9%B49%E6%9C%8830%E6%97%A5&end=2025%E5%B9%B410%E6%9C%8831%E6%97%A5

[3] 深圳司法局官网：https://sf.sz.gov.cn/ztzl/xyxxsgs/xzxk/

[4] 广州司法局官网：http://www.xzzfxxgs.gdsf.gov.cn/ApprLawPublicity/result.html#/result

[5] 深圳、上海、内蒙古律协历年律师行业报告

文 | 知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