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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湖上生花笔 | 陈福康

文汇笔会
01-15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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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湖笔,我怀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感情。可以说,湖笔是我的生命之本,没有湖笔也就没有我。因为,我是湖州人,祖上都是做笔的,先母是水盆工,先父则是择笔工。我是父母从事湖笔生产的微薄收入养大的。

记得那年我去东瀛访学,作完学术讲演后日本人请吃饭,欢声笑语,觥筹交错。有朋友提起中国湖笔比日产毛笔好用,我就自豪地说,我父母就是湖笔工人,我故乡就是湖笔的发源地,一位日本朋友发问:“那陈先生您怎么生在上海呢?”我沉默了,然后决定还是告诉他们:“善琏,中国江南湖州一个美丽安宁的水乡小镇,那里自古家家户户都做毛笔。可是那一年,日本侵略军打到了那里,烧杀抢掠,我家祖屋也被焚,我父母历经苦难,徒步逃到上海……”于是举桌无语多时,那位朋友轻声说:“对不起……”

那个日本人比我年轻,当然没有侵华罪责。而且,其祖辈在彼邦的文化母国犯下过罄竹难书的罪行,也绝不是“对不起”三字就能超脱的。

我父母乱世逃难到沪,后在贫民区草草成家,相依为命。母亲继续在家为在沪同乡的制作坊做外包水盆工,父亲陈宏江则经人介绍进上海周虎臣笔庄当学徒。那时日子难过,我的兄姐都不幸夭折。伯父(姑夫)虞宏海则逃难到苏州,也与姑母继续做笔为生。父亲和伯父咋不同姓?这就得解释几句了。我祖父姓虞,陈是祖母姓,父亲童年不幸失怙,寡祖母千辛万苦才把父亲和姑妈拉扯大。祖母就把心爱的独子改成自己的姓,而姑父是我们家的“招女婿”,他倒姓了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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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创作了辉煌的文化。但当年的制笔工却没有多少机会学文化。祖母含辛茹苦,总算硬是让父亲读了两年初小,而我母亲则从来没进过学校的门。父亲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那是因为他从小用自家做的笔在废纸上练字。而母亲,还是解放初政府搞扫盲运动时,在街道组织的学习班上,才识得了一些字。

父亲和伯父虽然都没什么文化,但解放后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父亲成为上海笔墨庄(分分合合,名称改过多次)的公方经理,伯父也成为苏州湖笔厂厂长。兄弟俩在全国毛笔行业里都有点小名气。当年有很多著名书画家和学者,都很尊重我父亲和伯父。因为他俩不仅手艺好,而且热心地为书画家和学者选笔,还经常业余帮他们修笔,甚至根据需要为他们特制专用笔。郭沫若先生就曾为伯父书写过一首诗,歌颂湖笔工人的创造和贡献。我父亲也收到过不少名家赠送的书画篆刻作品。当年我如想学习书画,父亲说过,可以帮我介绍名家做老师。可惜我年轻不懂事,竟然没有这种积极性。作为笔工之子,我不仅没有继承父母的手艺,而且从来没有好好练过毛笔字,没有正经临过帖。不过因为父亲的关系,我总算和书画有点缘分,如今留在我手头的,还有著名书法篆刻家单晓天、韩天衡先生为我刻的章,和周慧珺女史为我写的条幅等,都是父亲帮我求来的。

回想我小时候,曾多次去父亲做工的笔庄作坊玩,闻笔庄特有的那种气味(好像有樟脑,大概是防止毛料生蛀用的;还有松香,大概是将笔头粘上笔杆用的),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做笔。有几次父亲晚上值班,我就睡在二楼作坊的桌椅上过夜。一天晚上,我看到桌上做好的笔很多,就拿了一支玩,第二天许振声伯伯(父亲最好的朋友)上班就来问我了。原来那是他做的笔,做了多少支他心里都有数。我交还后,他也没说我什么。这是我现在还记得的一件事情。我长大后,特别是父亲退休后,不知为什么,就几乎不去父亲的工作单位了,即使路过也不进去。大概因为自己平时也不写毛笔,而那里的人又都认识我,好像有点难为情似的。近年,我路过时曾进去看了一下,已经不必担心有什么人认识我了,因为连父亲的最年轻的徒弟也早已退休。我闻着曾经十分熟悉的笔店特有的气味,很想再到楼上作坊去看看,但听说楼上早就不是作坊了(大概现在店里的笔都是从善琏等地批发来的)。店面生意好像也不那么兴隆,有点冷冷清清的。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惆怅。不过,就在同一条马路上,办了一个“上海笔墨博物馆”,免费开放,倒颇有人去参观。另外,我知道故乡善琏也创办了一个“湖笔博物馆”;江西进贤(也是一个毛笔生产基地)也有“毛笔文化博物馆”。这些消息,如果先父母地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

在父母和伯父生前,我只做过一件与湖笔有关的使他们很高兴的事情。那就是1980年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湖上生花笔——郭老为湖笔工人写的一首诗》,首次介绍了郭沫若写给伯父的那首诗,并附印了郭老的手迹。父母逝世后,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整理标点了清乾嘉时钱唐(今杭州)学者梁同书编著的《笔史》,发表于江西进贤的农耕笔庄编印的民间刊物《文笔》上,也算是我学习、研究毛笔史的一个小小工作。

说起江西进贤,原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笔庄的创始人周虎臣(清康熙时人),就是进贤人。后来,我还欣喜地看到一份进贤县的文艺刊物《青岚湖》上的一篇文章《周虎臣及周虎臣笔庄》,其中写到解放前上海周虎臣笔庄的笔工都是湖州善琏人,并举了我父亲和许振声等六个“善琏名笔工”的名字,说他们“都是周虎臣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台柱’,如今他们的徒弟也都成了江浙制笔行业名师”。在千里外的江西的一本小刊物上,居然会出现父亲和伯伯们(我都认识的)的名字!他们都是一辈子辛辛苦苦做笔的最普通的工人啊。

写到这里,又想到近十年前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对其中介绍毛笔的一节尤为喜欢。当我看到开幕式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注面”工序(即把毛笔头装嵌入笔杆)时——镜头虽然大概还不到一秒钟,我的眼泪却霎时流了出来!因为,这道工序是我幼小时在父亲干活的作坊里反复看到过的。这个麻利的动作,先父一辈子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水盆”“择笔”这两个词,是我从小就听熟的;“注面”这个专有名词我以前并不知道,是后来在网上查的,还不知道我们故乡善琏是不是这样叫呢。看到奥运会开幕式“注面”这个镜头时,我心里就想,可惜我淳朴、慈爱的双亲都没能看到……

在我父母和伯父母的孩子中,也就只有我一个算是“舞文弄墨”吃文字饭的。长辈们都曾希望我能为湖笔多写点什么。我已经出过十几部书了,但作为笔工之子,觉得真的对不起他们,没有更多地写写湖笔。

本文刊2018年1月1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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