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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止想看欢乐,还有颂歌

《工人日报》(2016年05月17日03版)

罗娟

《欢乐颂》这部当下最火的电视剧播完了,冷下来,也许正是我们可以安静地聊聊这部电视剧,聊聊经典国剧构成标准的时机。

《欢乐颂》,人设鲜明,冲突强烈,是时代的镜子。可是我看着看着就搓火,这个电视剧以反映现实为卖点,基调灰色,没有一个可爱的角色,社会阶层和金钱的利益最终没有突破的希望,时时让人心里堵得慌。

“三观不正”不只是我一个人对《欢乐颂》的评价。它将人物的观念、能力乃至命运,都捆绑在各自的阶层。安迪、小包总、奇点——精英阶层,聊的是经济形势,读的是《诗经》,打个扑克都要扯上莎士比亚。富二代曲筱绡没什么本事就可以做生意。只有这些阶层才配爱情和事业兼得,而樊胜美这种屌丝走上人生巅峰的途径就是拜金,追寻一个更好的对象就被恶毒评价为“捞女”。

尽管主创以反映现实作为盾牌挡箭,以反映社会集体焦虑为创作准则,但本人还是“累觉不爱”。

好的影视作品一定要站在某块现实的土地上,但仅仅消费现实就够了?以现实刺痛观众的同时能不能带来更多思考,这是故事好不好的标准。

好故事其实是观念的胜利。

作为80后,我无法忘记日剧《东京爱情故事》。从乡下来到大城市东京的永尾完治被海归女赤名莉香表白,但他心中却有另一个传统女人里美。完治最终选择了里美,但再遇莉香,莉香仍给他微笑。当时,保守柔弱的女性形象是电视剧中的绝对女主角,《东京爱情故事》却通过敢爱敢恨的莉香告诉观众——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即使得不到也不后悔。这部电视剧影响了不少彼时正在成长中的80后的爱情观。

文艺作品的基本创作准则是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欢乐颂》高于生活的部分在哪儿?

看看同一出品团队的《琅琊榜》,主角梅长苏挣扎最后一口气追寻真相,男二号靖王参与宫斗前给梅长苏立的规矩是——“不允许你把忠良之辈当成棋子,来随意摆弄”。按照《欢乐颂》的拍法,《琅琊榜》的现实应该是复仇,无所不能的梅长苏应该用皇帝的儿子向皇帝复仇,血流成河,甚至自己登基当皇帝——若真如此,《琅琊榜》还会被观众称为国剧良心吗?是对真相的追寻、对情义的珍惜以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样的伦理逻辑成就了《琅琊榜》。这一点是《欢乐颂》无法企及的。

再说说《欢乐颂》第二个糟糕的地方,是只有个体的成功,没有人物的成长。

和曲筱绡雷同的“富二代”故事,我念念不忘的是美剧《老友记》里的瑞秋。娇滴滴的她把信用卡全部剪掉后,开始在咖啡屋当服务生。当有机会进入她最向往的时尚圈时,她在新公司里的工作仍然是泡咖啡。之后她不断奋斗,成长为公司主管。

再看看《欢乐颂》,曲筱绡的所谓打拼,是靠耳机连线安迪,靠饭局上假装是安迪的姐妹,和商场巨贾老谭很熟。这样的“成功”故事,会给观众尤其年轻人什么印象?迷信这些桥段,“照猫画虎”谋求成功的年轻人少吗?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成功学,让人细思极恐。

最近有个流行说法——我国缺乏像韩剧《太阳的后裔》那样的国家形象剧。来看看《太阳的后裔》传递了什么——男女主角,作为军人和医生,打动彼此的除了傲娇的容颜,更有对各自职业的坚定坚守,对人性光辉的守护。

人性的故事,才永不落幕,而非金钱的故事,阶层的故事。不要小看观众,我们想看的不止故事、不止欢乐,我们还期盼着一部文艺作品,能给我们一些人性守护的希望、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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