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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岂能沦为“空头支票”

降成本岂能沦为“空头支票”

鲁宁

昨天及一周前的那个周一,《人民日报》分两次以两个整版之篇幅,就浙江河南两省四市的53家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迄今居高不下,甚至继续逆势攀升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集中调查走访和披露,读来让人稀嘘、令人无语、使人揪心。

企业最盼望能得到切实降低的不合理生产成本,税排第一位,其次是用电成本、物流成本和融资成本。有企业揭露,企业要交多少税,不是根据生产经营实际征缴,而是税务部门年初内定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按指标征缴,说是年末多退少补,但从没有退过多缴之税。有企业想不通,国际油价已从高点时115美元/每桶跌至35美元/每桶,可企业高企的物流成本却依然纹丝不动。

有企业痛斥荒唐的“变压器使用费”迄今照收不误。河南某企业眼下正在调整产品结构经常主动停产,但该企业一年只有两次向供电部门报停电申请,若获得批准,虽不用电也要交纳变压器使用基本电费200万元。若停产不用电又不申请报停,就得交纳变压器使用基本电费600万元。如此这般近乎于公开“抢钱”,可供电部门给出的理由是不管用没有电变压器都得维护,维护就得分摊成本。其“抢钱”毫无愧色,无外乎武大郎开店独此一家。

某企业诉苦,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水,地方政府只发一张污水处理排照,持照企业不但收费特贵而且一年只上企业清运两回污水,弄得企业不但要为污水垄断清运支付高昂费用,还得为在厂区内“储存污水”长期支付大笔“保管费”。

如果说上述带普遍性的个案所揭露的,还主要是企业不合理的生产成本,那么,企业所普遍面临的近乎于荒诞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之高,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乃至于瞠目结舌:

今年3月,郑州市下发文件,允许困难企业可出租多余厂房用于自救,某服装企业兴冲冲拿着文件跑到规划局,办事人员张口就说“我们没收到文件办不了,你让市里专门给我们发个文件,就给你办!”某企业上项目跑省里走审批程序,省里说此项审批权已下放给县里,企业遂回头找县里,工作人员冷冰冰甩出一句“我们还没整明白,你们先回去等着吧”,噎得企业接不上话。问题在于,政府里当差的公务员可慢吞吞甚至不研究省上下放的审批操作流程,可市场瞬息万变,吃公家饭的无所事事,企业哪儿等得起!

简政放权、剥离中介服务、为企业松绑,新一届中央政府从决心到力度不谓不大。可在评估、评价、评审等前置环节,与政府机构关系亲密的所谓“市场中介”,收费比原先的“红顶中介”更狠更黑,“三评”次数更多更细更密。某企业在同一厂区,将一台使用前即经过环评的设备从甲车间挪至乙车间,也得请“市场中介”再做一次荒唐之环评,白白被敲诈走几万元。一项标价20万元的检测,若企业同意每年购买“打包服务”可按半价收取。若企业不同意,那么省市县三级质检机构随时都会找上门来,每来一次企业须支付“检测费”10万元……

连续三年反腐败,“吃拿”有所减少,“卡要”依然存在,只是手段更隐蔽,往往以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的方式让企业干耗着。受访企业反映,为维护政商关系支付的费用,依然要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1.2%--1.5%。这一比例外行人不一定看出门道来,可在内行人眼里,如今国内企业税后平均净利润最多也就相当于销售收入的5%--6%呀!

最近3年间,仅中央一级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有近600项,据测算每年可减轻企负近千亿元,这被视为减负成绩反复提及。可若分摊至全国7000万个市场主体身上,每家企业平均减负也就区区1250元左右。结合上文所及,为企业降成本的努力,眼下的实际进展至多是“雨过地皮湿”而已。

有一种声音反复强调降成本是为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寄望长远这话没错,而立足当下,那是为了帮助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渡过难关,是对困难企业的雪中送炭啊。时不待我,再一眨眼上半年就过去了,降成本的承诺一多半还浮在水面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降成本再次沦为“空头支票”决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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