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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越发展,“刁民”越多!——哪错了?

没有发展乡村旅游时,民风淳朴,一旦发展起乡村旅游,生活富裕了,村民们倒是变得“刁蛮”起来。

村委会、新乡贤以及乡建志愿者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引导村民们实现乡风文明,但往往收效甚微。

—— “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我们乡村振兴总体目标的重要部分。但在实践中,生活富裕容易,不少地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的确走上了致富之路。

但生活富裕的同时又能实现乡风文明,这样的案例就屈指可数。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问题:乡村振兴中的民风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解决?

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乡村,传统先贤模式失效了

历史上,乡村文明秩序、乡村民风的维持,传统乡贤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在农村地区具有不可撼动的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传统乡贤这种精神信仰的权威地位,是根植于单纯而封闭的农耕社会之中。和西方商品经济突出个人主义不同,农耕社会的生产关系更讲究“群体合作”,个体必须依靠“组织”才能生存。

当下的乡村秩序,早已被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冲垮。农村的主要生产结构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逐渐脱离传统农耕范畴。

同时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瓦解,单纯而封闭的农耕社会属性已被完全打破,以年轻人为主流的乡村价值观开始不断多元化。

这时,传统乡贤的道德权威地位开始不断下降。再依靠传统的道德中心化模式维持乡村秩序,已经难以为继,更不能在破碎中建立新秩序。

且不说外出打工青年,就连留守在村里的村民,也都不愿多听那些传统乡贤们“啰嗦”。这些曾经一言九鼎长辈们的“苦口婆心”,更多时候被当做“迂腐”和“老顽固”。他们的一万句,有时候还比不上马云的一句话对年轻人更有影响。

所以,市场经济洪流下的乡村民风建设,必须与时代同步,必须“接地气”。我们不能再妄想复辟一百年前的乡贤模式,而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新途径。

乡风文明,不需要道德权威,而需要市场化规则

当然,在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中建立乡村新秩序,同样需要有“人”来发挥作用,那就是新乡贤。

但新乡贤的价值,不再是传统乡贤的中心化道德权威,而是建立一套符合市场化规则和人性规律的运营模式,将村民利益与乡村发展融为一体,使乡风文明成为一种村民自发的内在驱动,而非道德绑架。

比如,山东中郝裕村的新乡贤——赵胜建,他带领全村发展乡村旅游,所有村民的固定资产和经营资产都可以入股村里的旅游公司,统一经营、统一分红。

同时,村民的道德行为、民风表现等都纳入分红的考核体系,打分决定年终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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