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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岳:分享经济规制现状及方法改进

分享经济(又名共享经济、协同消费、P2P经济等)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普及时代的产物。受惠于国家政策的大力鼓励,中国分享经济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从未有一个行业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有所创新。

由于受到分享经济冲击、颠覆的行业大多受到国家管控,现有规制体制与新兴业态之间的错配很容易引发政策困扰:一方面,如果对分享经济率由旧章,可能会阻碍其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对分享经济适用新规,则可能打破现有市场平衡,引发监管套利。政策困扰期也是政策窗口期。对于规制者而言,尽早确定一套既能促进其发展,又可防止监管套利的规制制度成为当务之急。2016年,国家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一批“监管新规”,试图从行业规制角度对分享经济设置准入门槛,引发诸多法律争议和理论探讨。2017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家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指导性意见”), [1]针对分享经济制定了较为明确的规制理念、结构和事项。

尽管“指导性意见”确立了规制框架,理论争议依然存在。当前,学界主要从本体论出发,讨论分享经济的规制问题。[2]然而,这一思维模式没有充分注意到,分享经济所表征的商业创新在给规制体制适用带来政策困扰的同时,相关政策选择也影响到分享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形态。申言之,在规制实践中,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有待规制的分享经济。从一开始,分享经济引发的商业创新与政策困扰就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之中。正是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两者才会逐渐匹配,一项新的商业创新才能在市场秩序中确定其相对位置。

从商业创新与政策困扰互动的角度出发,本文第一部分总结分享经济适用“传统法律法规”的现状与不良后果;第二部分分析当前分享经济“监管新规”的特点与问题,指出其成就与不足;第三部分讨论2017年“指导性意见”的制度创新以及相关分享经济规制理论的争议;第四部分提出分享经济规制“三步分析法”,并以此来检视现有规定;最后总结全文。

一、分享经济适用“传统法律法规”之救济不足

早在2016年一系列分享经济“监管新规”出台之前,业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依托互联网的分享经济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互不适应。现有诸多法律法规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们既不鼓励“互联网+”创新,也无法应对新的社会问题。[3]不仅如此,在具体法律争议中,它们还可能成为特定类型当事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当前司法实践表明,相关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行政执法、劳动关系认定和民事责任承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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