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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币发展史:历代王朝发展中无限制的提款机

公元1260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改元中统。建议来自一名叫作刘秉忠的汉人官员,按他的意思,大元之名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这样的名称会更加中国化,更利于中国文人们接受。

随即,已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下诏颁行“纸币”。一纸诏令,宣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使用纸币国家的诞生,元朝的纸币名为宝钞,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纸币,在它之前的宋辽金等政权都曾经做过尝试,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元朝能摆脱这样的宿命吗?

宋代商业的繁盛,促生了纸币,但缺乏有效金融管制的纸币从生下来便先天不足。

纸币最早出现在唐朝,名为“飞钱”,但因为使用面窄,没有形成规模,且不去说它。真正令人关注的第一代纸币是“交子”,它出现在北宋时的益州,现在的四川。中国是一个缺少贵金属的国家,以铜为钱。到了第二帝国的唐宋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庞大,贵金属缺乏的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间使用铜器的法令,但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铜钱荒,铸造铁钱就成了折中的办法。最早提出铸造铁钱的,是南唐那位以声色避祸而著名的韩熙载。宋代开国之后,依然缺铜,铁钱被沿用下来。尤其是极度缺铜的四川,铁钱成了主要货币。

铁钱的通行,暂时缓解了钱荒,却又带来新的问题。铁钱过于沉重,对贸易造成阻碍。在公元1000年前后,四川民间出现了一种类似唐代飞钱的纸质“货币”——交子。当时的四川,贸易规模渐大,蜀锦、竹纸、印刷皆甲于天下,而且蜀道之难,也使得铁钱的使用极为不便。《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而当时一匹布的价格要两万铁钱,约重五百斤。所以,在益州产生交子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交子的具体起源,但根据记载,最初应该是由民间商人联合发起。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后,商人们推举益州十六家富户共同作保发行,并对交子的样式进行了统一,防伪技术也有了提高。当时的办法是每三年为一界,到期就进行更换,每一贯在兑换时,会收取三十文作为手续工本费。当时的交子还只是进行商品大宗交易时的辅助手段,并非普通百姓日常所需。

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在一个没有现代金融概念,也没有任何监督的社会里,结局基本都是注定的。十六家交子户因此大发利是,却缺少货币发行的准备金概念。随之而来即是挥霍挪用,再随之而来的是挤兑。于是讼于官府,官府遂将之收为官有官营。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帝国朝廷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民间联合商户就此散伙。

从准备金、数额限制到无限滥发,宋朝交子的毁灭之路。

官办交子务成立后,帝国朝廷对其发行、流通、兑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当时颁行的“钞法”规定,每界的发行额为1256340缗,本钱为36万缗,准备金率大约为30%。这使得交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以铜钱为本位的纸货币,可称为划时代的创举。

但是,对于一个权力无边无际毫无制约的帝国朝廷来说,自己的意志即是国家意志,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当第一界官交子发行后,帝国朝廷惊喜地发现,这是缓解帝国财政的“灵丹妙药”。

之后的交子发行逐渐成为了帝国的狂欢,仅仅在第二界交子发行之时,印行的交子数额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额,再往后,发行数量越来越高,甚至“只是虚行印刷”不备本金了。到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时,大量滥发已经使交子一文不值。

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跟草纸一般的交子改弦更张,改为钱引。重新按旧法印行,恢复限额与准备金,币值再次稳定下来。

很快,战争降临了。退居东南一隅的宋帝国,陷入战争的泥淖无法自拔,铜的产量也只有一年十万贯,无法满足需求,帝国连铁钱的铸造成本都无法承受,只能通过不断地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

南宋朝廷的覆亡之前,吏治一片腐朽,贪腐盛行,导致财政危机加剧,只能变本加厉地通过发行纸币来舒缓一时的困难。

至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发行“东南会子”每界发行3000万贯。其后第11界发行3632万贯。第15界发行11698万贯。帝国还规定不准用金银铜钱兑换东南会子,旧会子两贯兑换新会子一贯。这种纯粹的掠夺行为导致币值狂跌,物价飞涨。与此同时,钱引也一路狂跌,至公元1252年,钱引一贯仅值铁钱150文。再往后,米价每石竟然需要5000引,此时宋帝国的经济已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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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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