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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顾雏军

本文头图:2012年09月14日,格林柯尔系创始人、前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北京北四环安徽大厦召开记者会,会前他凝视镜中的自己。©视觉中国

作者 | 楼台

编辑丨李拓

田壮壮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强势的姜文主演李莲英。 朋友去探班,惊愕地发现导演田壮壮百无聊赖,在片场一边抽烟,一边搓麻将。 看到朋友来了,只能无奈地朝着片场努嘴解释:“他俩(姜文和刘晓庆)能听我的吗?”(事见《人物》杂志:《田壮壮 幽人独往来》)

没有导演能让姜文乖乖地进入角色,因为姜文只痴迷一种戏:演他自己。

而如果顾雏军是个演员,他应该会走姜文的戏路,即使是在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上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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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3日,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重审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在开庭之初,顾雏军语出惊人,提出回避申请,直言:

“最高法院的检察员赵景川、助理检察员杨军伟,参与伪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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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更带着一贯的不屑口吻向审判长抱怨,这些人伪造证据的手段之低级,用电筒就可以看得穿:

“我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要请审判员和审判长派人来看。你们没有派人来看。其实无论谁都能看明白。”

顾雏军的申诉不但被审判长直接否决,就连他的辩护律师、体制内出身的陈有西,对此也只能表示:“本律师不发表看法。”

翌日,在庭辩阶段,顾雏军再次使用回避申请,指责检查人员做作伪证,陈有西已经无奈地说:

“对于被告人的回避申请,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基于律师伦理,我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所以对这个问题不发表看法。”

对顾雏军来说,政治信号已经非常利好了:再审前,顾雏军已经创造了纪录——告赢了法庭上从未有败绩的证监会;同样是被高法当作典型、立案再审的张文中案,法庭上甚至出现了控辩双方均认为无罪的奇景。

但顾雏军就是不一样,开庭的整个过程之后,失控、敌意和对抗从来没消退过。

在质证阶段,顾雏军多次质疑公安、检察机关造假。虽然,微博文字直播多少会有些“润饰”,但现在来读一读检察员和审判员的回复——

“顾雏军,你有多次侮辱检察员、多次不文明的用语,请你遵守庭审秩序,注意用语” .....“请顾雏军不要发表与案情无关的言论,并且注意不要发表对检察院及检察官的不当言论”。

不难想象顾雏军在庭上爆粗口的场景,多么有画面感。

在14日凌晨一点半结束之前,控辩双方的交锋已超过14个小时,远远超出预定时间。不但审判员、检察官、证人被顾雏军“纠缠”得毫无耐心,就连他的辩护律师陈有西都劝道:

“法庭不是不让你说话,这个是让出庭检察员回答,不是专门知识的人来回答。是不是证据我们刚才已经指出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她退庭以后,我们在法庭辩论阶段再说。这里不是他回答的问题。”

从2012年9月出狱喊冤,到2017年12月最高法院宣布接受立案,顾雏军的立案申诉已累计被驳回、延后了十多次。直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 中央表态“保护企业家产权”之后,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

顾雏军看得清楚,想得明白。2018年初,他就曾向媒体对自己的案子表达出乐观和自信: “这已经不再是我的力量了。”

陈有西向媒体解释立案时,更加清楚直接地挑明: “有比最高法院更高的领导关心这个案子。”

预言应验了,在完成法庭辩论之后,最高检已否认了之前对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虚假披露以及挪用资金进本三条罪状——案子不过是过场而已,最后最高检察院给的结论是:

“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尚属行政违法范畴,不构成犯罪……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顾雏军等人挪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裁判相关部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顾雏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客车….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但顾雏军还是忍不住进入对抗状态,来宣泄愤怒。他就是要做肆无忌惮的主角,他的表达更加真实,兼具观赏性和代入感,且不忘给最高检察院心口插刀:

“即便是公权力的公诉方制造伪证,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只要有肮脏的目的。将来等着他们的不会比我有更好的结果。在党中央依法治国的洪流中,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的精神,所有人无论做什么,党中央看的很清楚,伟大的党不会让一些人胡作非为的。我相信实事求是的判决是彻头彻尾的无罪判决。谢谢最高法院给这次提审的机会。感谢党中央对依法治国的贯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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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时候,因为自恋,顾雏军更容易演砸。

1989年,30岁的顾雏军凭借所谓的“顾氏循环理论”,登上了《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权威媒体,顶着“青年发明家”的头衔,他风头出尽。可惜,不久之后,他的理论在学术界遇阻,他的导师直接斥之为伪科学。顾雏军大怒,与导师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他在学术界名声扫地。

但挫败并没有影响他心智的优越感。这让他在科龙收购案这场大戏中再次演砸,但他将这优越感带进监狱,又带出监狱。

2012年,他出狱后申冤之余,还不忘向媒体强调,自己在狱中的潜心学习数学,来排解心中愁苦,声称完成了一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的论文,将择时发表。 固执和骄傲已经帮助他实现了学术兴趣的飞跃,从热力学蹿升到了量子物理学。

他绝不认错,拒绝改变,任何阻碍都只会让他更加激进。这让他在与地方政府的亲密关系,很快变为互相伤害。

当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归结为: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招商引资竞争。简言之,地方政府手中掌控着大量生产资料,为了更好地吸引外地资本进入本地发展经济,他们不得不在竞争中优化资源配置。

因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活动被形象地称之为“搭台唱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作为市场派的吴敬琏很喜欢这个说法,认为只要台子搭好了,让企业家好好唱戏就行。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招商引资从来不是企业家的独角戏。台子是地方政府搭的,台下又有着无数围观的看客,演员不能总是取悦自己。对企业家而言,他们要照顾好三层关系:赚钱的市场、 搭台的政府和各式舆论。

顾雏军在科龙案中唯一值得称道之处,则是他娴熟高效的管理能力。

产权问题解决之后,科龙也就有了守护者。2002年,顾雏军入主科龙,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从财务制度、组织构架和采购、生产流程中拯救科龙。不到三个月,他就推出了两款新产品。 得益于科龙本身的底子和顾雏军的高效手腕,2003年年报显示,科龙电器盈利1.12亿元,一举扭亏为盈。

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天然悖论,胜败两难——如果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成功改制,舆论往往忽视企业家的才干,更愿相信企业被贱卖,给改制行动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如果失败,更证明改制无效。

更加严重的是企业改制后,大量职工下岗,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吴敬琏和林毅夫上书,将国有改制的钱播出2万亿用于社保建设,可惜没有想到,意欲扶持的下岗工人所需要的社保建设居然被指控,“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吴敬琏评价:“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吴晓波曾经在10年后,问过这位专家对于当年的意见,学者一边吃饭,一边回答:“这不都过去了嘛。”

虽然企业改制和收入扩大的相关性在经济学上还存在争论,但是,现实是,一些人一无所有,而另一些人拥有一切。最弱小者被迫独自承担了改革的成本。

彼时,洞悉民心的郎咸平教授应时而出,四处高调出击,抨击国有资产流失,“家里脏了,请来保姆搞卫生,薪水换股权,到最后全部家当都是保姆的了。”

2015年01月17日,浙江省宁波市,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015高端经济论坛上。©视觉中国

2004年8月,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进民退”的盛宴中狂欢》, 炮轰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受刺激的顾雏军高调反击,自此成为暴风眼中心。

郎咸平钓鱼,顾雏军上钩。

两人都是演员,只是心中的角色和剧本不一样。

顾雏军曾说过非常刺激舆论的话。例如,“国有企业好进入,如果我不要,浪费也浪费了。”在他的剧情里,他是扭转乾坤、拯救世界的英雄,完全无视外界的看法。相反,外界的排斥和压力没准儿会刺激这种“自我肯定”,令其愈发沉溺于自编自导剧情。

而郎咸平是一个希望找到赚钱方法的商人。老道消息文章《经济学家岂好辩哉》中有一个生动的细节:郎教授曾在抨击宁高宁时,被请到办公室逐条对峙一一驳回之后,眼看要吃官司,“国民良心”郎教授忙说:

“我就是为了赚点钱,你告我做什么?”

可惜,事情并没有往顾雏军想象的方向发展,因为郎咸平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而顾雏军拒绝看到。

2005年7月,顾雏军失联,9月,回天乏术的顾雏军签字转让股份。

3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在中央下发的文件和顾雏军自己讲述的故事中,都涉及了地方政府换届话题。中央文件明确强调换届之后政策的连续性,即“不能新官不理旧政”。顾雏军就此直接举报了他的名义上的直属上司,当时的顺德党委书记、2016年才从副省长位子上退下来的领导。

顾雏军一直喊冤,当年是顺德政府要求他接受科龙,他是为了帮助地方政府才出的手。所以在法庭上面对虚假注资的指控时,他回应:“整个注册登记都是工商局、顺德市政府办理的,政府让我拯救科龙公司。”但他和当时顺德市政府的关系可能并没有说透,因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由顾雏军来拯救科龙 ?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科龙虽然陷入困境,但仍旧是国内四大冰箱巨头之一,而顾雏军名不见经传, 能拿下科龙是天下掉馅饼的大好事。中间彼此如何牵线搭桥不得而知,但是吴晓波在《大败局2》中推测,顺德地方政府和顾雏军应该有某种默契。科龙在潘宁悲情放逐之后,已经被地方政府掏得千疮百孔,他们需要人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但是又不能翻之前的烂账。

所以,他们选中了顾雏军,并且一路绿灯。

顾雏军在收购科龙时,就发现了一堆烂账堆。签约之前还突然爆出巨款,亏损从1亿翻了到6亿。不过双方几经博弈周旋,顾雏军还是选择接手。成交后,顾雏军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缺乏想象力,这家公司其实亏了18个亿。

正是因为拿下了科龙,顾雏军才开始真真正正的登堂入室,被视为风云中心的企业家,之后成为2003年 CCTV 的年度经济人物。

2002年的顾雏军和格林柯尔。©视觉中国

但是,地方政府换届之后,双方的默契便不存在了。

地方政府换届是权力和资源的大洗牌,由此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极大(《黄金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中有详细的论述)。但是,顾雏军还是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2003年,新领导来视察时,顾雏军十分傲气:

“他也就是个县级干部,我亲自接待他,而且亲自陪同他做讲解和参观,我认为我已经尽了我应尽的职责” “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

根据顾雏军向媒体所说,就是这位金融系统出身的领导将他讲到办公室,并且告诉他,证监会要来查他,而且一定会查出问题。

搭台才能唱戏,搭台子的要换人了,自然演员和剧本要重新审定了。

剧情开始向领导所说的方向开始转折。

顾雏军反应过来之后,也曾挣扎求援。当时,他找到了广州省的副书记欧广源。欧广源的仕途起点就是顺德,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顺德时,欧广源就在顺德工作。 邓小平就是在参观科龙的前身容声集团之后,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顺德的科龙其实是他的政治遗产,所以顾雏军希望能欧广源也能出手相助。

欧广源确实帮他打了6个电话,出面斡旋监管,并且提供金融支持,可惜并没有效果。

最终顾雏军还是锒铛入狱,企业被政府接管转手。

2012年,几乎一无所有的顾雏军甫一出狱,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白帽,在记者面前亮相,现场照片瞬间轰动网络,一下子将又时间拉回到7年前。

2012年09月14日,顾雏军在北京北四环安徽大厦召开记者会。©视觉中国

顾雏军还是一副斗士的口吻:“我不反思,反思意味着软弱。”

在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成名作《主角和配角》中,配角陈小二通过自身的表演,在剧情角色不变的情况下,将观众的注意力全部的吸引到他的身上。

这也是顾雏军的超能力。他倔强的态度和对抗的性格通常不能扭转事情的结局,甚至会弄巧成拙,但能造成万众瞩目的轰动效果。 他似乎更愿意享受这种表演和对抗。这种坚持和对抗确实有一种“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悲壮和弗弗西斯式的荒诞。

这种抗争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12月。

4

冯筱才在《在商言商:政治变革中的浙江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中提到,由于清朝的企业家大多发迹于以强国商战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之中,经济问题被泛道德化处理,所以企业的经营必须是以产业报国为理念的,也就说谋利的正当性是根植于爱国口号之下的。当革命者、学生以爱国为口号来裹胁企业家时,他们在先天上就存在道德劣势,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合理的道德辩护。

他观察到,民国时期,对商人的私有财产冲击最大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一些社会激进力量,如学生、各类政党之类的,而政府的态度是暧昧而游离的,更多情况下是趁机寻租。企业家所要求的法律名义下的产权保护往往被学生、党人以爱国的名义冲击的七零八落,社会中的大多数也都觉得可以理解,结果就是:

“法律则被置于特定的道义之下,‘私利’在国家面前无法到达其地位。”

简而言之,企业家要求的产权保护的法律是“术”,而民众的泛道德主义才是更加高级的“道”,而权力隐在“道术”之争的背后,利益最大化。

顾雏军的执拗和倔强让他成为“道术”之争的牺牲品,然而这次能沉冤得雪也未必见得产权保护深入人心。

若说顾雏军的遭遇全系个性使然,未免武断。与他同时代的企业家多少都背负着时代的十字架,甚至,情况到了今天也没太多好转。

比如不做改革牺牲品的企业家教父、叮嘱大家在商言商的柳传志,也曾差点闪着腰。

爆出“3GGP投票门”后,联想遭遇负面消息大爆发:经营失败,转型失败,领导层无能;以爱国为名,吃政府采购的大单;内外定价有别,歧视国人……一连串指责铺天盖地而来。这迫使柳传志亲自出山,声泪俱下,痛斥“卖国贼”的指责,结果仍被群嘲“没抓住重点,这时候该讲正常的商业逻辑,在商言商的时候,却讲爱国情怀,制造了一拨公关灾难”。

柳传志是典型的老一辈中国企业家。一方面他必须爱国,另一方面他必须在商言商——讽刺的是,柳传志必须在商业上表现出爱国的热忱,在意识形态中在表现出商言商的冷漠。

柳传志有他的难处,他那个时候不得不爱国。除了自身的情怀之外,柳传志也面临着民国商人相似的困境:经营谋利是不正当的,但是产业报国却是正当的。

2013年11月13日,柳传志在联想佳沃座谈会上谈农业。©视觉中国

联想必须爱国。虽然柳传志小心的布局和灵活的操作,成功地趟过企业改制的雷,成为企业家教父,但联想的道德基础就是民族工业,卖国的指责确实是戳到痛处——如果他用在商言商来应对,柳传志和联想的道德基础就将不复存在。

另一面,涉及意识形态话题,柳传志则必须表现出在商言商的冷漠,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柳传志说他看到文件,心里比较紧张。但任志强对此就不以为然,“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柳传志是自我保护。那句话不代表他的真实意思,他只是告诉大家,在商言商会少点麻烦,但根子里他可不是在商言商的人。”

这是产权保护缺失之下企业家的“变态”,表里不一。

这种困境不是柳传志他们那一代人独有,这烦恼不仅不会随着改制而终止,也不会顾雏军“平反”而消退。在没有真正的产权保护时,“泛道德主义”不过是换个方式罢了。

比如说,不能低俗,不然上亿用户的产品就消失了,创始人还不是得像小学生一样写检查。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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