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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推行个人破产法?|破产池语

池伟宏按:制定个人破产法,积极挽救“诚实而不幸”的个人债务人,赋予债务人重生的机会,促进更多的个人、家庭和企业为整个经济体带来新活力和新动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个人破产法对于完善我国个人执行程序的退出机制,化解“执行难”问题亦有重大帮助。然而,中国立法机关对个人破产立法态度不明,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个人破产立法的障碍?仅仅是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还是财产登记制度、信用制度和司法技术问题,在企业破产法颁布后长达十多年的争论中,中国立法机关从未正面回应,作者从学者角度出发,以比较法的视野看待这些问题,也许能给读者一个答案。

作者的相关论文“Consumer Creditand Over-indebtedness in China”已发表于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 Vol.27(2018)。

全文共计6,623字,建议阅读时间13分钟

一、为什么需要个人破产法?

破产法,解决的是市场主体遭遇竞争失败时如何以对整个经济伤害最小的方式退出市场或者实现重生的问题。与依赖自然的经济力量消极地纠正不平衡现状相比,破产制度能够对经济活动损失进行及时高效的处理,保证经济活动的流畅、稳定及可预测性[1]。

最早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商自然人。此时的破产法是为债权人提供公平受偿机会的程序,债权人利益被置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重视和强调。破产程序终结后,债务人仍应对未清偿的债务负责,甚至要被处以刑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设定债权必定伴随风险,这风险不应由个人债务人单方面承当,而应由债权人乃至社会整体共同承担,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和分散化。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社会财产得以巨大积累的同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一部分社会成员甚至面临生存困难。一些国家的宪法逐步引进并确立了“社会福利国家”的理念,强调“使每一个人都过上人一样的生活”。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放弃“守夜人”角色,以公权力介入经济生活,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调控。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和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2],个人破产立法目标的转变即是其中之一。

人们对不能清偿的债务人表现得越来越宽容,对债务人的生存与将来之发展给予适当的关注。这种关注主要表现为:设立免责制度免除诚实和不幸的债务人无力清偿的剩余债务;设立自由财产制度保障个人债务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个人破产制度通过破产免责、自由财产等这样的制度安排保障债务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的同时,还为因创业失败、疾病、失业等原因而招致不幸的个人债务人提供额外的福利。这种福利减少了债务人在创业、消费时的后顾之忧,使得破产程序终结后的债务人尽快重新回到劳动要素市场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太多的债务羁绊,以及由此给家庭幸福、感情稳定和工作安全带来的压力,会抑制人们的生产力;停止高代价的讨债行为,给予贫困但善良的债务人全新开始的机会,将产生社会净收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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