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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只谈国家民族,不聊儿女情长

本文共1437字丨阅读全文需要1分钟

对于林毅夫先生来说,这是一个忙碌的下午。午休起床的一小时内,他先要接待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再接受《人物》记者的采访,然后赶去给研究生上课。

这天天气不错,午后暖阳透进林毅夫的办公室。他的精神也不错,聊天中始终保持微笑。只是在摄影师拍照时,他略有些紧张,坐定后就一个姿势,脸部表情也有些僵硬,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开了句得体的玩笑:“我觉得当演员不容易。”

这位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的办公室,位于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这里是经济学家云集之地,常有政治经济领域的高级讲座和会议。皇家四合院里也常迎接像美国前总统卡特、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这样的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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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还悬挂着他在世行的照片,卸任时他曾说“一日世行人,终身世行人”。去年6月,他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任期结束,回国后把专访机会只留给两家官方媒体,新华社和央视。

对于媒体采访,他向来慎重,对此拿捏有度。他更愿意在媒体谈新近提出的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成果,但这要看记者和媒体对此领域的了解,如果“太浅”,他就会婉拒,原因是“谈得不一定明白,再次修改稿件也很麻烦”。

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很多媒体穷追不舍的人物之一。无论在世界范围,还是中国官方或民间,他无疑都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者之一。北大经济学院陈平教授曾评价林毅夫是“最被主流接受的经济学家”,只要在公开场合出现,必会被记者围追堵截。

这并不奇怪,1994年,林毅夫与张维迎、易纲等学者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此后,这个独立研究机构总会在一些大问题上发声—电信改革、收入分配、入世贸组织、农民工问题等,他们的建议常被政府直接采纳,转变为政策。

有人说他是“亲政府的乐观派”,但林毅夫认为这只是“幸运”。他更注重自己“独立研究者”的身份,他对《人物》记者说:“我是一个客观派。问题不能忽视,居安思危也需要。如果只看问题,就容易悲观,只看机会,就变成乐观。问题与机会同时都看,就属于客观派。”

他觉得“男儿须有大情怀”,1979年,他“叛逃”游过2000多米的台湾海峡,从金门到厦门,也是因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来到大陆后,在北大经济学院读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年后,了解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林毅夫赞赏有加的舒尔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在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林毅夫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深造。2008年,林毅夫成为62年来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世行行长佐利克曾评价说,“他给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

林毅夫把自己归类到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中,即改革开放后完成学业并参加工作的那一代青年学生。今年两会,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让他“受到鼓舞”,他认为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往前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人的进步,人的发展”。

在短暂的采访过程中,他多次强调“民族复兴”这个字眼,并称自己是这第六代的“参与者”。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他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过去的30多年,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这是“林毅夫模式”,他语速缓慢,带些台湾口音,无论你想跟他谈什么,他都能在几句话之内再次把话题引入经济形势和国家改革上。他喜欢谈“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只是,当被问到儿女情长或个人得失时,他会以“这个就不说了”微笑带过。

本文来自《人物》杂志2012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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