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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辩护律师如何运用证据规则

陈瑞华

非常荣幸能够在“司法改革大讲堂”的第一堂课就刑事辩护中的证据运用问题与大家进行讨论。这一期司法改革大讲堂共有九位老师,另外八位老师大多就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我对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也有所研究,但我还是想和各位律师朋友分享一些关于证据运用的体会。今晚,我将结合案例与大家讨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应该培养怎样的证据法思维。

若干年前,我国法治建设、法院审判以及司法制度中均存在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也主要是以实体为中心。在那个时代,律师大多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辩护,辩护词也基本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的顺序展开,比如犯罪主体不适格、犯罪客体不存在、犯罪主观方面没有犯罪故意、犯罪客观方面不具备犯罪行为和结果、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等等。由此可见,那时的辩护局限在从构成要件展开辩护的这种单一模式。如果无罪辩护没有空间的话,辩护律师就再从量刑情节方面展开辩护,建议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些量刑情节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案件存在自首、立功、退赃、刑事和解等情节,等等。

站在今天,回望过去,可以发现这种单一实体模式的辩护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有多位律师请我为他们撰写的律师辩护案例集写序言,我仔细阅读这些精选案例后发现,自己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了,那就是单纯围绕犯罪构成要件、量刑情节展开辩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环顾我们当前的辩护实践,一个新的动向已经出现,那就是要围绕证据问题展开辩护。

下面先举一个例子。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被告人于1995年2月杀人后逃跑,2015年8月被抓获,期间已经过了二十年零六个月。根据我国刑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这个时间也已经超过了犯罪追诉时效。所以,本案辩护的核心要点就是犯罪追诉时效已过。对于这一辩护观点,公诉方认为,1995年时已对被告人发出了通缉令;2006年时实行了第一次网上追逃,又发出了拘留证。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犯罪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追诉时效发生中断并要重新计算。如果适用这一规定,那么被告人就还在追诉时效之内。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公诉方所提出的拘留证是否有效。拘留证成为案件最关键的书证,这种情况我还是首次遇到。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案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只有这一份拘留证,缺乏作出“拘留”决定的一系列配套文件,比如呈请拘留报告书、审查报告、刑警部门负责人的审查报告、分管局长的审查报告、法制部门的签字,等等。对公安机关案卷管理制度有所了解的律师应该都知道,如果没有审批表,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只有一个拘留证,那么拘留证的真实性就不足以说明。而且本案侦查阶段的拘留证也没有找到。一审开庭阶段,律师提出辩护要点是被告人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原因是:网上追逃不是强制措施,只是一种侦查手段,不属于我国法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的任何一种。在一审阶段,控方也没有拿出拘留证。一审判决作出后,案件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尚没有开庭时,公安机关就提交了一份拘留证,二审法院以“拘留证”作为证据,证明追诉时效已经中断,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目前这个案件的二审判决已经生效,被告人被判处死缓。对于这一判决,律师准备走再审申诉程序,向当地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对这样一份小小的拘留证的审查判断都充满了证据法的思维!证据法的思维又将在辩护中发挥如何重要的作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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